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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学者）
记得是十年前，我在东京访学时，问过许多日本学生，最喜欢的中国历史人物是谁，都说是诸葛亮。为什么？除了聪明才智，还有就是身上那种特有的“妖气”。说来有趣，同一个孔明，中国人欣赏他鞠躬尽瘁，日本人喜欢的则是其神秘色彩。这与中日两国民众看待生死、幽明、神人等的方式，不无关系。
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谈及《三国演义》写人的缺失，有这么一句：“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第十四篇）前半句我很赞同，后半句则不无保留。因为，在我看来，这是用今人的眼光苛求古人，没考虑到中古时代人们的知识结构与思维特征。像孔明那样的绝代军师，知晓天文地理，熟悉阴阳五行，还会摆弄奇门遁甲等方术，一点都不奇怪。以军师而兼巫师，神神鬼鬼，虚虚实实，这样的描写，既有历史依据，更符合“小说家言”的特性。晚清以降，崇信科学的中国人，开始质疑诸葛亮的智慧超常与法力无边。那是站在现实主义的立场，而且过于相信“七实三虚”之类的说法。反而是日本人，离得比较远，可以超越功利的计算，故对《三国演义》会有另外一种读法。
经由知识精英“破除迷信”的努力，今日中国，对于神鬼的世界，要不彻底沉湎，要不完全拒斥，难得有比较圆通的见解。返观东邻，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明的超现实故事，居然成为流行读物，而没人追问鬼神之有无，或者慰灵之是否必要。你可以说，这是叨了科幻小说以及灵异电影的光，时至今日，即便中国人，谈论魔鬼、灵魂、巫术、神迹什么的，也都已经没有多少禁忌了。可放眼中外的书界与影坛，到处“人鬼情未了”，何以如此，还是个值得探究的谜。
对于鬼神之有无，中国人的态度其实很通达：喜欢谈论，但并不坚执。很长时间里，明知“怪力乱神，子所不语也”，仍有无数儒生对“志怪”一往情深。个中原因，可借用清人袁枚《〈子不语〉序》的自我表白：“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不见得真的相信鬼神，可鬼神故事“游心骇耳”，娱乐性很强。于是，读书人纷纷以谈狐说鬼自娱或娱人。
同样谈论鬼神故事，从《搜神记》的力图“发明神道之不诬”，到《阅微草堂笔记》的“半属寓言，义足劝惩，固不必刻舟求剑尔”，两千年间，讲述 / 倾听了无数凄厉阴森、哀感顽艳的鬼神故事的中国人，很难说真的“笃信鬼神”。否则，便无法解释何以近百年来，鬼神基本上从中国文坛消失。启蒙者的呼吁以及政治家的提倡，之所以能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与普通民众本就“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有关。当然，这说的是近百年的情况；如果倒退到汉魏六朝，那时之盛行鬼神志怪之书，“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
日本的情况，大致也类似。在“科学昌明”的今天，谈论鬼神，最好将故事放置在一个幽明尚未十分清晰的时代。《阴阳师》系列小说的第一则《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开篇就告诉我们：“平安时代——仍然是个民智未开的时代，有好几成人仍然对妖魔鬼怪的存在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时代，人也好鬼怪也好，都屏息共居于京城的暗处，甚至在同一屋檐下。妖魔鬼怪并没有藏身在边远的深山老林里。”有了这个交代，以后平安京里百鬼夜行的场面，便也都见怪不怪了。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公元781年即位的桓武天皇，其如何积极推行新政，从而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可以不必考虑；但作为知识背景，此后四百年间文化上的几个趋势，必须略为知晓。不然，阅读小说时会有些许障碍。一是僧侣纷纷入唐取经，归来后建宗立派（如最澄、空海），使得佛教信仰在日本国民中间更加深入骨髓；二是平安前期，汉文学在知识分子中十分流行，嗜好《文选》或模仿元白体成为一种时尚，某些著名文人的作品，据说“如果放进《唐文粹》、《文苑英华》之中，中国人看了也不会想到是出自日本人的手笔”（内藤湖南著，储元熹等译《日本文化史研究》，1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三是日本文学到了平安中期，逐渐摆脱了汉文学的影响，走向独立和成熟，“可以说和泉式部的和歌同清少纳言的随笔、紫式部的小说是代表这一国文学黄金时代的三大杰作”（坂本太郎著，汪向荣等译《日本史概说》，14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四是平安朝的礼仪、律令、教育制度等多模仿大唐，但作为凌驾于众多官僚之上的特殊机构，阴阳寮的设立以及发挥重要作用，却是日本人的独创。
专家告诉我们，日本古代的野史笔记以及小说如《大镜》、《今昔物语集》、《宇治拾遗物语》、《古今著闻集》、《续古事谈》、《源平盛衰记》、《平家物语》等，有若干关于平安朝阴阳师安倍晴明的故事。在开篇之作《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中，梦枕貘确实多次引述《今昔物语集》，给人“言之有据”的感觉；可很快地，作家完全抛开典籍，纵横六合，翻云覆雨。理由很简单，一来古书中可供借鉴的情节，其实很有限；二来有“历史考据癖”的读者，不会太多。只要善用方术而又处事圆融的安倍晴明，其占卜施法降伏厉鬼的故事能不断博得读者的欢心，作家就不用担心“无稽之谈”之类的指斥。毕竟，这是驰骋想象力的小说，而不是严谨的历史著述。
鬼故事中蕴藏着的人情物理，以及极为丰富的想象力，是其吸引读者的关键所在。至于落实到梦枕貘的《阴阳师》，什么是咒，何处有灵，以及怎样驱逐厉鬼，其实不是很重要。关键是故事，以及故事背后的心情。谈论鬼神，一如描摹人间，同样是没完没了的“爱恨情仇”。
以我的粗浅观察，慰灵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对于日本民族来说十分重要。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者尊奉为神并祭祀之，这种做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一律供养，以慰亡灵。明治初年，这种思想依然流行。比如，东京惠比寿附近的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便是祭祀“日清战争”中阵亡的中日两国军人。而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新政权为了与政敌达成某种程度的和解，也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慰失败者的亡灵（参见拙著《阅读日本》，55页，9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如此慰灵，主要目的是摆脱怨鬼的纠缠；因此，是安抚而非镇压。这就决定了阴阳师安倍晴明不仅具备高深的法力，更必须通达人情。
就像小说里说的，妖怪也是各种各样，“既有为祸人间的，也有与人无碍的”。即便是那些只具有负面价值的鬼，很可能也有不得不如此作为的苦衷，同样值得理解与同情。请听《鬼恋阙纪行》里女鬼龙胆的自白：“变作凄厉之鬼，夺取无关者的性命，我的内心遗憾不已啊……”循此思路，《阴阳师》讲述的是诡异的案件，却取抒情的调子。故事的结局一般来说并不惨烈，而多低回婉转，余音绕梁。就拿最为血腥的《黑川主》来说，主旨是如何解救受害的绫子，而不是惩罚作祟的黑川主。小说的结尾，黑川主带着他和绫子所生的孩子回到河里去，慈悲为怀的安倍晴明并不希望赶尽杀绝。《聊斋志异》里的花妖狐魅，大都美丽多情，因而人见人爱；《阴阳师》的设计却不一样，鬼就是鬼，还会吞噬人命，只是你不妨“略其迹而原其心”。天竺乐师汉多太的鬼魂之所以潜入宫中，取走玄象，一是怀念妻子，二是弹奏琵琶抚慰自己的心灵。他只希望与酷似亡妻的宫中女官玉草共度一宵，然后永远消逝。此愿无法实现，安倍晴明好言相劝，让其附体在玄象上。于是，奇迹出现了：“此玄象如同有生命者。技巧差者弹之，怒而不鸣；若蒙尘垢，久未弹奏，亦怒而不鸣。”（《琵琶之宝玄象为鬼所窃》）
最能说明鬼之“与人无碍”者，当属那个比赛和歌失败，绝食而死，成了鬼依旧不依不饶的壬生忠见。如此鬼魂，实在太固执了；可这倔强劲，不也显得很可爱？这样风雅的鬼魂，与之结交，又有何妨？《鬼恋阙纪行》中所有的人鬼，包括喜欢寻花问柳的朝臣藤原成平，不忘旧情的皇上，前来复仇的痴心女子龙胆，还有凭借一束皇上表示忏悔的头发劝转复仇鬼魂的晴明和博雅，都是十足的风雅之士。
以前读《枕草子》、《源氏物语》等，曾深深感慨平安时代贵族生活的优雅。梦枕貘大概也对此心驰神往，故《阴阳师》中刻意经营这一点。就拿阴阳师安倍晴明的庭院来说吧，其布置便很有情致。请看《栀子女》的开头部分：
晴明的家一如往日，四门大开。
杂草丛生的庭院，驻足门前便可一览无余。这里与其说是家宅，不如说是现成的一块荒地。
围起宅子的，是有雕饰的大唐风格围墙，顶上有山檐式装饰瓦顶。
博雅打量着围墙内外，叹一口气。
午后阳光斜照庭院。
院子里，芳草萋萋，随风起伏。
路径与其说是着意修的，莫如说是人踩踏出来的，仿佛是野兽出没的小道。
假如在夜间或清晨出入院子的话，衣服恐怕会沾上草叶的露水，一下子就沉重起来吧。
不过，此刻艳阳高照，草丛算是干的。
博雅没有喊门，径直穿门入户。
如此幽雅的庭院，还有作家散淡的笔墨，再配上主人公玉树临风的相貌以及隽永的言谈，活脱脱一种“六朝风韵”。按照历史学家的说法，平安时代主要接受的是大唐文化的影响，可我在清少纳言的《枕草子》里，读到的却是汉魏六朝的趣味；而在今人所撰谈论平安朝阴阳师的小说里，居然也有这种感觉，实在妙不可言。记得周作人曾多次引用大沼枕山的汉诗：“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或许，这真的是日本人的共同趣味？
记得十多年前，我在东京演讲“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对峙”，当场有日本学者提出：在他们看来，1970年代以后的日本小说，已经取消了雅俗之分。当时有点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不无道理。按理说，像《阴阳师》这样的鬼故事，属于类型小说，不外“历史＋鬼怪＋推理”，还能变出什么花样？比起阴与阳的调和，武与巫的互补，动与静的结合，心境和学识的搭配等，我更欣赏其鬼魂故事中的雅趣。
说到雅趣，不能不涉及小说中带有抒情意味的叙述语言（这点，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漫画、电影或电视剧恐怕难以体现）。类似中国古代笔记小说，《阴阳师》中仪式化的生活场景与变幻莫测的鬼魂故事，形成某种张力。小说中最精彩的，不是安倍晴明和源博雅安抚怨灵、祈雨消灾的故事，而是谈论鬼神时的“氛围”和“心境”。驰骋六合固然不易，体贴人情则更难——后者，似乎是小说家的专长。
读过鲁迅小说《铸剑》者，大都知道其基本素材取自魏晋时的《列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