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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夫，你有问题，但并不是你所说的那回事，”老警官说。
克里夫不得不在一间房子里等待，一个小时后，一位心理学家来了。后来他母亲也来了。克里夫变得越来越不耐烦。他们说他是典型的虚假坦白，目的是为了引人注意。他母亲不停地提到过去他问的那些问题，“我到底是什么人？”和“我是谁？”她的话更加证实了心理学家和警官的观点。
克里夫必须一星期去看两次心理医生。
他勃然大怒。他拒绝回西蒙杂货店工作，但是找了另一个送货的工作，因为他需要钱。另外，他自行车骑得很快，又从来不私吞零钱。
“还没有发现凶手？”克里夫问心理学家，“你是我这一辈子见过的最傻的家伙！”心理学家平静地说：“孩子，你这么跟人说话，可没一点好处。”
克里夫说：“印第安纳的一个普通人还说：‘也许那家伙不是开玩笑。’他们比你要明白。”
心理学家笑了。
克里夫非常气愤。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他的话：伍德罗…威尔逊的领带，它还挂在他的衣柜里。但是，这些该死的傻瓜不配看到领带。克里夫甚至在跟他母亲吃饭、看电影、送货时，也在做计划。下一次，他要做一件更轰动的事，比如说炸一栋大楼，用机关枪扫射行人，至少要杀死100人，或者1000人。到那时，警察就会把他当回事了，他自己就会成为恐怖蜡像馆中的一个展品了。
连环命案
作者：威廉…莱林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托尼…萨莫斯对我说，今天发现了第四个被勒死的人。他的右手不停地拍着游戏机的投球按钮，看他的背几乎都扭曲了——肢体语言——只见屏幕上那银色的小球台中了闪亮点，“我觉得从一开始，咱们的思路就错了。”说话时他连看都没看我。
我正在看弹球游戏机里计算托尼的得分，托尼是一号选手。这机器不时发出一种刺耳的嗡嗡声。我一言不发，只等着托尼自己开口。托尼就是这样，只要有重要的事情要讲，他总要花些时间来个开场白。与他合作八个月，我早就摸透了他这一做法。托尼喜欢别人按照他的思路行事，按照他的步骤进行，有时候真让人受不了。但是，这才是托尼。大多数时候都会是好事儿，这时可不能缺了他，他可是吹牛、搞笑的一等好手；但当事情不妙时，你最好什么都别听他的或走得远远的。
“我们只是在这猜测到底是谁杀了这么多人，这有何意义，”他说，“我想知道他的动机何在？”
游戏机突然停了下来，屏幕显示他可以再玩一局。
“怎么办，托尼，”我说，“你又赢了。”
我们离开游戏机，走进一个小房间。这房间正对着那昏暗的沙龙的入口。现在应该已近傍晚了，而这沙龙和那些不管白天黑夜都黑着灯的地方一样，昏暗昏暗的。我们就像两只吸血编幅，在山洞里躲避阳光。
我们俩各摆一杯啤酒在面前。不到半个小时，托尼已经是喝第五杯了，而我的第二杯还剩一半。
我看他的样子便知道是又有什么事情让他烦心了。对此，不要觉得奇怪，请看我俩这几周都在干些什么——我们一直拼死拼活地抓一个幽灵般的杀手，也就是前天被媒体称做“街头杀手”那个杀人犯。
第一个被害者是一位年轻女子，一家商业区储蓄信贷行的出纳。她在离她上班地方不远处的一条小巷里遇害。第二个被杀的是一个管道工，年龄稍长些。在他自己店门口的一辆卡车的轮子后，发现了他的尸体。第三位则是个加油站工人，他的老板在工人宿舍的一个小隔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今天早晨又有一人被杀，就死在家里。她是个电脑躁作员，为警局工作。她的寝友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尸体。寝友是个空姐，刚执行完外飞任务回来。迄今为止，四人遇害：两个男人两个女人，三个白人一个黑人，年龄最小的十九、最大的四十五。在这座城市里，他们住的可谓是天各一方，素昧平生，连碰面的机会都没有。他们之间毫无关系，没有任何破案的线索。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
惟一的线索只有一个作案用的黑色毛线围脖。
别人可不管这事儿，所有的压力都在托尼和我身上。
下午，大约四点来钟的样子，我们刚从验尸室分析完第四个死者的死因回来，就被我们的头儿莱密斯上尉叫去他的办公室，他痛骂了我们一顿。我们也不想事情变得这么糟糕，却也难怪头儿气急败坏了，从第一桩命案至今已有三周，来的电话说的全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还是没有什么线索，就别提什么结案了。这案子真让我们觉得束手无策，简直就像钻进了死胡同，莱密斯其实也了解其复杂的程度，可他还是劈头盖脸地训了我们一通。
托尼倒是没把挨训的事儿放在心上。一从上尉的办公室出来，他就抓住我的胳膊，拉着我冲出专案组，对我低语：“我们得离开。”尽管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知道此刻说什么都没用，得听他的。托尼已没有兴致在局里呆下去了。
我低头看看表，过了六点了。
托尼向招待示意，又要了杯啤酒，然后看着我。我喝光我杯里的酒，他又叫来侍者：“分成两杯！”侍者照做。
托尼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雪茄，从中怞出一支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又吐出一口浓烟，望着我。这时，他的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丝微笑。
“我总能调整自己，”他说。“你了解我的。”
侍者又端来两杯酒，拿走了我们的空杯子。等那家伙走远了，托尼才端起杯喝了一大口酒。
我等他说话。
“我们一直在找线索，”他终于说话了，“努力寻找死者之间的共同点，不是吗？看起来他们一点联系也没有。滥杀——不分性别，不分年龄。我们在城里不同的地方找到他们的尸体。那有什么联系？”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做？”
他犹豫地点了点头，看来他自己也没有下定决心要不要继续找线索。最后他低声说：“我们只知道被害的是一个出纳、一个管道修理工、一个在加油站干活的年轻人和一个电脑躁作员。再问一遍，他们之间有关系吗？”
我沾了点儿酒：“那只是你的理论，伙计。”
他又露出一丝微笑，问我：“你认识那个电脑躁作员吗？”
他说出今天早晨的死者的名字。“你跟她打过交道，她给你提供材料吗？”
我摇摇头，没有。
“那你可真幸运，”他说，“她是个真正的女人，我指床上的那种。能让她为你干点儿事真是莫大的荣幸——当然那是她的工作，但她也会让你为此而痛苦的。”他把剩下的酒都喝光了，向侍者作手势又要了一杯。“我至少可以列举出一打想勒死她的人。她有多可怕！”
“真的？”
他皱起了眉头，说：“想想看，出纳、管道修理工、加油站小工，然后是她。”他盯着我，等我回答。
我只是耸了耸肩。
“你连想都没想。”
我不耐烦地说：“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呢……”
正在这时，侍者又送来一杯酒放在托尼面前，又看着我，我摇了摇头，就走了。托尼一直看到他走到吧台的另一端，才又重拾话题。他刚给两个小姐抛过媚眼——看起来像秘书，刚下班吧。托尼对我说，他的眼睛还在她俩身上：“你有没有注意到今天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我指真正注意到？”
我一语未发。
“你走进超市，”他接着说，“看见一个年轻人在整理麦片盒子，你问：‘打搅，请问焖西红柿在哪儿？’‘我不知道，’他说，‘问问经理吧。’你又问：‘好的，经理在哪儿？’他说，‘今天他不在。’”
托尼掐灭烟蒂。“或者假设你来到一家大商场。没错，服务员是得为你服务，可他们却不会主动问顾客，只是顾客有事儿了找他们帮忙。你得自己去找藏在角落里或正慢吞吞地走在通道里的或是躲在柜台后面的服务员。也有可能是三四个人在一起有说有笑的，你凑上前去说：‘能帮帮我吗？’而你得到的回答是，‘对不起，我们不是服务员。’”
他又伸进口袋里摸烟，看起来他忘了放在哪个口袋里。他终于掏出了烟，但得慢慢地才能把烟凑到嘴边。我拿起打火机，帮他点烟，他点头致谢。我注意到托尼已经开始有些目光呆滞，我自言自语：“够了，伙计！”
“这该死的传染病。”他这样说了一句。然后，他靠在桌上，好让胳膊放松放松。他动了动，让我靠近些，我闻到他呼吸时发出一股浓重的烟酒味儿。
他继续说：“如果被人勒住脖子，你会怎么办？”他用夹着烟的手在脖子前比划了一下，“这个杀手一定非常厌烦像棋子一样被人摆布，因为他应该得到的是服务。”
“嗯？”
“或者是她，男女倒无关紧要。或者此人的工作就得每天笑迎顾客，一个售货员，或他在一家专门接受投诉的公司工作，他成天都看见那些平时都受到别人忽视而抱怨的庸人。我也说不清楚，亦或是整天都倾听别人的问题的人……像牧师或是精神科医生或——”
“或警察？”我接口道。
他的眼神定在我脸上。“对！”他说。“就是了，一个警察，很有可能。”
我见他又朝侍者望去，赶紧阻止他打手势。“别再喝了，咱们得回家了——”
“你认为是什么让他走上这一步的呢？”他没理会我的话，继续说，“他到银行，然后他遭到误解，他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出纳员反倒说起了他的不是。由于那些人把他的存款搞得乱七八糟，他为此而退还给出纳的百元支票已有好几张了，他还得每次付上十、十二或十五美元不等的服务费。这就是第一桩命案。又好比几天后，这家伙的浴室管道堵了，而管道修理工又给他眼色，似乎那管道是他故意搞坏的。第二桩命案就这样发生了。又有一次，他把车子开进加油站，想让那小年轻到车下检查一下发动机，不料那年轻人却说，‘谁，我吗？’‘就是你，这难道不是什么该死的加油站吗……’”
当发现周围的人都向我们这边看时，托尼突然住了嘴。
他的嗓门太大了。
“来，”我尽力站起来，扔了些钱在桌上，弯下身子扶起托尼，“咱们出去再说。”
小巷里很黑，除我俩外空无一人。我隐约能看见托尼笨拙的影子在眼前晃动，跌跌撞撞地奔向车子。我满脑子里都是他刚才说的那些话。思考着他没说出来的种种可能。
我自言自语：他到底想告诉我什么？他开始同情那个杀手了？或者他在向我暗示他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
或者？
我很想问问他，迫不及待。
他找钥匙打开车门时，我从后面赶了上来，正想开口问他，我打住了。我将我的领带绕在了他的脖子上。我不能冒这个险，还有许多人要我照顾。
但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下午托尼离开专案组时说的话，他说：“咱们俩去一醉方休。”
我收紧领带，笑了笑，心想：托尼，真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