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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说得有道理。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你要采取的步骤是可行的。候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并且请你告诉我们关于你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庄严地离开了。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严重，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的。现在需要我们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手中没有交出去。对于这些人说来，无非是个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付，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出卖，我就要买，不管花多少钱。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付多少钱，再试试另一方。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向我手中的晨报瞟了一眼。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我看到我使他吃了一惊，不免心中十分高兴。他惊讶地凝视着报纸，然后从我手中夺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一段。
昨晚在高道尔芬街十六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这条街位于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议院楼顶的倒影几乎可以遮住它，幽静的街道两旁全是十八世纪的旧式住宅。十六号是栋小巧精致的楼房，伦敦社交界有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这里已经居住多年了。他平易近人，曾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演员的声誉。卢卡斯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波林格尔太太和一名男仆米尔顿。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便就寝了。男仆当晚不在家，外出探望住在汉莫尔斯密的一位朋友。晚十点以后，家中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此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尚待查清，到了十一点三刻，警察巴瑞特巡逻经过高道尔芬街，看到十六号的大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却没有人答应。他看见前面的屋子里有灯光，便走进过道又继续敲门，仍然没有动静。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只见屋里乱得不象样子，家具几乎全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椅子旁，一只手仍然抓着椅子腿，一定是刀子扎进他的心脏后，他当即身亡。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是原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的东方武器。凶杀的动机不象是抢劫，因为屋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很有名，同时也很受大家喜爱，所以他的悲惨而神秘的死亡一定会引其他众多朋友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问：“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一回事？”
“这不过是个偶然的巧合。”
“巧合！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三个人中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正在这场戏上演的时刻，他惨死了。从情况看来大半不会是巧合，当然还不能说得很准确。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一定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正是要找出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现在警察一定全知道了！”
“不。他们只知道他们在高道尔芬街所看到的。至于在白厅住宅街发生的事，他们肯定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只有我们两件事全知道，并且能够弄清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使我怀疑卢卡斯，这就是：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高道尔芬街到白厅住宅街步行只需要几分钟。可是，我说的其他两个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因此，卢卡斯要比其他二人容易和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或是得到消息，虽然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但是考虑到作案时间只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么这一点也许就是重要的了。喂！谁来了？”赫德森太太拿着托盘走进来，盘内有一张妇女的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片，好象看到一线希望，又随手把名片递给了我。他对赫德森太太说：“请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上楼来。”
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那天早上我们接待了两位名人之后，一位伦敦最可爱的妇女又光临了。我常听人说起倍尔明斯特公爵的幼女的美貌，但是无论是别人对她的赞美还是她本人的照片，都不曾使我料到她竟长得这样纤柔婀娜，容貌是那样艳丽无比。然而，这样一位妇人，在那个秋天的上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却不是美丽。她的双颊虽然十分可爱，但是由于感情激动而显得苍白；双眼虽然明亮，但是显得急躁不安；为了尽力控制自己，她那薄薄的嘴唇也紧紧地闭拢着。当她笔直地站在门边时，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无比美丽而是她的极度恐惧。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不错，太太，他来过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冷淡地点了点头，并且指着椅子请她坐下。
“夫人，您使我很为难。请您坐下讲您有什么要求，不过我恐怕不能无条件地答应一切。”
她走到屋子另一边，背对着窗户坐下来。那风度真象个皇后，身材苗条，姿态优雅，富有女性的魅力。
她的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松开，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对您开诚布公，同时希望您对我也能十分坦率。我和我丈夫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是完全互相信任的，只不过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政治问题。在这方面他总是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告诉我。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家中昨夜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我知道丢失了一个文件。但是因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丈夫就没有对我完全讲清楚。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应该彻底了解这件事。除了几位政治家之外，您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详情。请您不要因为怕损害我丈夫的利益而不肯对我说，因为只有充分相信我，他的利益才能有所保证，这一点他早晚是会明白的，请您告诉我究竟丢失的是什么文件呢？”
“夫人，您所问的是不能说的。”
她叹了口气并用双手遮住了脸。
“夫人，您要明白，我只能这样做。您的丈夫认为不应当让您知道这件事；那么我，由于职业的缘故，并且在发誓保守秘密之后，知道了全部事实，难道我能随便说出他不允许讲的话吗？您还是应该去问他本人。”
“我问过他。我到您这儿来是万不得已的。福尔摩斯先生，您既然不肯明确地告诉我，那么您能够给我一点启发吗？这样对我也会很有帮助的。”
“夫人，这一点启发指的是什么呢？”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为这个意外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呢？”
“除非事情得到纠正，否则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疑难全解决了似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从我丈夫对于此事刚一显出震惊起，我便明白，丢失这个文件将会在全国引起可怕的后果。”
“如果他这样说，我当然不会有异议。”
“丢失文件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性质的呢？”
“不，夫人，您所问的，不是我应该回答的。”
“那么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责怪您讲话过于严谨，而我相信您也不会说我不好，因为我希望分担他的忧虑，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对他说我来过。”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下，她那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容又一次留给我深深的印象，还有她那受惊的目光和紧闭着的嘴。她走出了房门。
起初的裙子摩擦的窸窣声渐渐听不见了，接着前门砰然一响，声音完全消失了。这时，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这位漂亮的夫人在耍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然，意图她讲得很清楚，而她的焦虑也是很自然的。”
“哼！华生，你要想想她的表情、她的态度、她的压抑着的焦虑不安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你知道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肯轻易表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的确，她的样子是很激动的。”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恳切地对我们说，只有她了解到一切，才对她丈夫有利。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注意到了，她坐在那儿设法使阳光只照到她的背部，她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这样的，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妇女们的心理活动是很难猜测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怀疑过玛尔给特的那位妇女，这你大概还记得，从她鼻子上没有擦粉而得到启发，终于解决了问题。你怎能这样轻信呢？有时她们一个细小的举动包含了很大的意义，一个发针或一把卷发火剪就可以显露出她们的反常。华生，早安。”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今天上午。我们的问题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有直接关系，不过，究竟采取什么方法解决，我现在是毫无办法。事情还没有发生便得出看法，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我的好华生，请你值班接待客人，我尽量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从那天算起，三天过去了，福尔摩斯一直很沉默，凡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沉思默想，而外人却以为他很沮丧。他出出进进，不停地吸烟，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不时坠入幻想，不按时吃饭，也不回答我随时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这个案件，他什么也不说，我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一些片断，例如逮捕了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但是随后又释放了。验尸官提出申诉说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是弄不清楚案情以及当事人。杀人动机不明。屋内有很多贵重物品，都丝毫未动，死者的文件也没有翻动。详细地检查了死者的文稿书信等，得知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非常健谈，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往来信件很多，他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但是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值得怀疑之处。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很杂乱，但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但是女朋友很少，也没有一个为他所爱。他没有特殊的生活习惯，他的行为循规蹈矩。他的死亡是很神秘的，也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逮捕仆人约翰·米尔顿，那不过是沮丧失望之余的一点措施，以免人们议论当局无所行动。这个仆人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望朋友，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充分的。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还没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