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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她别无选择。她是个大学生，她没有钱，在毕业前找不到工作。她的母亲离了婚，十分贫困，面临没顶之灾。她就是不能要孩子，也不想要孩子。“我知道必须做什么。”——她的决心使她产生了令人害怕、决不回头的勇气，把恐怖置之度外。
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她担惊受怕，拐弯抹角地打听哪里有医生愿意做违法的手术。她只是和那些她认为可以信任的女朋友谈论这件事情。根据妊娠法，哪怕只是询问这些问题，都要按照轻罪加以惩罚。她要被处以1000美元罚款，并开除大学学籍。
她也不能信任那个使她受孕的年轻人——她的情人，实际上并非情人，只不过认识而已。现在，她躲着他。他对她目前的情况一无所知。错误是他们两人共同犯下的，她却要独自承担下来。
常有谣传，说的是男人心怀恶意去医药道德署告发女人，甚至出卖自己的妻子。而且贪婪：因告发逮捕到犯人，告发者可获得多达500美元的奖金。
即使是朋友，她也要按捺住铤而走险的神情，小心翼翼、若无其事地说：“我有一个朋友，走错了一步，她确实需要帮助……”
通过这种方法，在孕期刚刚过了三个月，人家就带她找到了奈特大夫。
我不能这样下去——不能：一个小时以后就解决了，到那时我就解脱了。她边想边登上奈特大夫诊所门外摇摇晃晃的木梯。奈特大夫诊所位于梅茵南路一排房屋的末尾。时间是一个周日晚上的10：30。她的挎包里装着卫生纸、一套替换的内衣裤和800美元。这笔钱是她借来的，差不多每个她认识的人都借到了。
她按门铃，片刻之后门开了，奈特大夫站在门内——“进来，快。你带钱来了吗？”
她踏进门，奈特大夫关了门，上了门闩。他一直在抽烟——门内的空气刺激她的眼睛。除了香烟的气味还有一股排水沟不通、垃圾陈留散发出来的微弱的甜味。
她惊讶地发现诊所里没有候诊室，没有护士，也没有服务员。房里四面通风，十分昏暗。一张厨房用的桌子放在房中间，从天花板吊下一盏强光灯把这张桌子照亮。在房间的一个角落，油布地毯上有一堆肮脏的毛巾。奈特大夫高个子，身体有点儿肥胖，闪亮的黑头发像是染过的，戴一副牛角框有色眼镜，一个纱布口罩遮住了半张脸，身上系一条血渍斑斑、长长的白围裙；手上戴一副光滑、紧绷绷的外科手套。
“来吧。脱衣服，把这个穿上。快。”奈特大夫递给她一件肮脏的棉工作服，转脸数钱。
她照吩咐脱衣服。由于害怕，手颤抖得十分厉害，连衣扣也解不开了。不，她已经下了决心，她作出了决定，而且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一小时过后就解脱了。气味很难闻，她极力抑制呕吐，也不去看那一堆沾着星星点点黑色污渍的油毛毡地板。努力不听奈特大夫一边洗手，洗戴着手套的手，一边自言自语地哼哼。
他招手叫她走到桌子旁边，桌子的陶瓷面板上有刀剁的痕迹，也很肮脏。一端有两个马蹬似的东西。她就坐在这一端，面对奈特大夫和一个铝金属架子，架子上搁着妇产科和外科用的闪闪发亮的器械。虽然十分恐慌，可她想道，器械闪闪发亮，这意味着这些器械是干净的。
当然“奈特”不会是这个人的真名实姓。他有真实姓名，他是个真正的医生，毫无疑问一定在城里哪家诊所行医，很可能是享有强大政治声誉的PFF（PhysicianFriendsoftheFetus）——“胎儿医友”——成员之一。他的名气没有名叫“斯旺”和名叫“达根”的大夫高，所以他收费相对低廉。
她开始出汗，发抖。现在，仰卧在冰凉的桌子上了，两只脚分开踏在马蹬上。她不等奈特大夫询问就告诉他自从上次停经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她想给大夫一个十分准确的印象。奈特大夫俯身面对着她，一双眼睛藏在有色眼镜的阴翳中，卷曲的灰白色头发在头顶强烈的灯光照耀下发出一圈光环。他发出咯咯的笑声，遮住口鼻的纱布口罩被唾沫弄湿了。他说：“急着把它做掉吧？”
大夫这句话本意是开玩笑——虽然说得有点儿生硬，但没有恶意。
他是个和善的人，奈特大夫。她深信不疑。
他稍微严肃点儿地说：“这是个简单的医疗程序，不是什么大手术。放进去，拿出来，八分钟就可以做完。”但是当他刚要把冰凉、尖利的扩宫器插进她的荫。道的时候，她惊慌得哭着往后缩。奈特大夫诅咒着说：“你做还是不做？——由你决定。但是不退款。”
她听不大清楚。她的上下牙齿在不停地打架。
她小声问道：“可以给我用一点儿——麻药吗？”
“你付给我800美元。这是全部费用。”
用不用氯仿麻醉是由病人任选的，要再加300美元。她相信用麻醉剂毕竟担的风险更大——谣传妇女因滥用氯仿而死亡的人数和因大出血以及因感染而死亡的人数一样多。可现在由于吓坏了，她后悔不该少借300美元。
不：别睡着。一完事就自由自在地走出去。
奈特大夫又说，这是一个小手术，用真空吸引，只有一点点疼痛，出一点点血。他整夜都有预约，因此如果她不配合，或者不——“你不信任我吗？诶？”他的态度在阳刚之气的烦恼背后有点儿打动人心的愠怒，甚至还有点儿委屈。你不信任我吗？她的情人也这样问过她，此刻她才想起本已忘记的这句话。
她强迫自己往下挪，紧紧抓住桌子的两边，把双脚放到脚蹬上。桌子有点儿摇晃，没有铺垫。她分开颤抖的两腿，舔了舔嘴唇，低声说道：“信任。”
接着，紧紧闭上眼睛。
罪人（1）
往常很多个早晨都是杰科把她叫醒，今天杰科叫得特别厉害，声音格外刺耳。她透过自己拉过来蒙着头的床单，看见杰科纽扣一样亮晶晶黑溜溜的眼睛。
“妈妈，醒醒。妈妈别躲起来。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吧？”她知道。她知道。透过重压在身上温暖的被褥，她有气无力地说：“别，噢，请你别叫。别吵我。”床单该洗了。
杰科是她的孩子。生他的时候，她受了十一个小时的煎熬，她忍住剧痛，没有做剖腹产。杰科刚两岁，还兜着尿布，却会说话了，而且说的是这么残酷，这么毫不妥协的话。她，这个母亲，这个有责任代理杰科的人，不知道自己把什么力量释放到了这个世界上。
早晨如果她睡过了杰科认为允许她睡的时间，杰科就会砰地打开她的卧室门，像现在一样爬上她的床，分开肥胖的小腿，跨在她身上，火辣辣的小拳头像揉面一般均匀、急速地打在她的身上——打得很痛，不过看来不是故意的。他的声音很尖，像吹起床号；胀鼓鼓、黑溜溜的眼睛有杀气，跟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中上帝那些可怕的小天使的眼睛一样咄咄逼人。从杰科嘴里说出的“妈妈”这个词，像武器一样锐利。
“妈妈，该死的妈妈，你别想躲起来，你躲不开我，该死的笨母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饿了！”
她微弱地辩驳说：“你总是饿。”
他蛮横地扯开被单，露出了她。她急忙拉上睡衣的一根带子，把平坦、松弛、青紫的乳防遮住，由于杰科吮得太用力，青紫的乳防从来没有恢复过。她尖叫一声，想把杰科踢开，但他在身上骑得更紧：他长得太壮，太可恶。他朝她笑，她惊奇地看见一排雪白闪亮的牙齿，心里纳闷地想道：是不是所有的母亲看着自己的孩子都在想，是我的责任吗？
当然，曾经有过一个父亲，但是那人溜走了，抛弃了她，甚至在杰科还没有出生之前就溜走了。
杰科在骂她，现在有点儿怜悯，告诉她说该起来了，必须做计划了，她已经放过了许多天，这是最后一天了，她没有别的选择——“到今天半夜，就过去了。”
“不，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你准备好了。”
“没有！”
“有！”
“别吵我！”
她用拳头揉眼睛，想把儿子从眼睛里抹掉。但儿子的映像太明亮，太可怕，像霓虹灯一样跳动，深深地印在她的灵魂上——杰科显然留下来，驱不散了。
“妈咪，你的骄傲到哪里去了？”
他们两人，母子俩，住在当代大西洋中部海岸上一座老工业城市的一排砖房公寓里。这个女人还没有做好当母亲的准备，儿子出生这么久了，还是昏头昏脑。她成了妈妈：她自己，也当上了母亲：以她的性格而论，她是个小心翼翼的人，有时候这种小心达到了偏执狂的程度，但结果还是怀了孕。她简直不能理解对前情人的提防和偏执。为了防止受精，避免在她生活中出现诸如小杰科之类的孩子，她有计划地采用生物化学避孕法，这种避孕法能避免中风、血小板凝结、肺栓塞、子宫癌和精神压抑等不良症状。在她能生育的性生活期，怀孕的威胁一直使她惶惶不安。这种惶恐显然已经到了头。（自从她的爱烟消云散，情人离她而去，她真难以想象自己是一个人体，更不能想象自己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女人。正如杰科所说：“现在，有我了，妈妈，你可以收摊了。”杰科的话并非出于小孩子淘气的恶意，而是陈述不证自明的事实。）
这女人已经说不出前情人的名字，在其想象中把他称为“X”，他强烈反对怀上杰科纯属偶然不能怪她的说法；在由于拖延错过了流产的时机后，冷漠地离开了她——虽然她知道他早晚会离她而去。
多么短暂的狂热——就造成了后果，一旦造成后果，必然受到愚弄。
那女人自信能够独立，而且事实上能做一番事业，她试图把自己所处的困境看成并非个人的问题：这是现代社会的征兆。一个未婚母亲带着孩子。没有父亲（尽管他还继续住在同一个城市，做着同样的工作——而且就在那个女人工作的大楼的实验楼里）。她试图把责备X背叛信任、背叛爱当作没有意义、孩子气的做法。杰科则坚持把“X”叫做“罪人”——“狗娘养的，该受惩罚。”
杰科不是胡说八道，他的态度很直率，很简单，甚至还在娘胎里就劝告过她：你受够了屈辱，我们要讨回公道。可她却不想听，或充耳不闻。
吃早餐的时候，杰科用拳头抓住汤勺，把冒着热气、粘稠的燕麦粥送进嘴里，沉思着说：“他想在我还不能吸气之前把我弄死，笨蛋想把我吸出来，就像你用吸尘器把藏在肮脏的角落里面的灰尘球和毛发吸出来一样。”他狼吞虎咽地一边吃，一边自顾自地咯咯笑，“——他不知道会遭什么灾，笨蛋。今天夜晚，半夜三更。”
那个女人，那个母亲，拿着一杯黑咖啡的手颤抖起来，说道：“噢，杰科，我不想这样干，真的。噢，不。”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他对她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在厨房明亮的灯光照耀下，牙齿显得更加白亮。他坚硬的白牙对婴孩而言，稍微大了一点儿，而且显然比一般婴孩的牙齿密实。
罪人（2）
“他不想要婴孩，他事先警告过我——在某种程度上，他完全是无辜的。我想我们真的不能责怪他。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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