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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那个女人完全重获自由后，J真的跟她分了手。我们的恋爱没有开始也没有过程，仿佛一开始就充满了别人的沧桑和曲折，我只像个局外人一样，等着他处理他和她的事（似乎只有等着，否则就不是爱了）。在这种情况下，结婚也没有丝毫的欣喜。J感觉有点累了，刚从那边解脱出来，转身就要重来一次（尽管他愿意）。
说实在的，我也替他累。但是他却要跟我结婚。结就结吧，我只希望J真的能忘记该忘的，感情这东西要结束就得干干净净，婚姻里是不能留着过去的残渣剩饭的，否则便没有阳光（这几乎对每个人都不太可能）。
跟J结婚，连个婚纱照都没拍，甚至像样的合照也没有。后来结婚好多年了，才在深圳民俗文化村里陪家人游玩时，给人家推在一起硬拍了一张电脑画像——那是我和J唯一的一张结婚照（后来分开时J留下了它）。在外人看来无论如何也不相信我的婚姻会如此简单。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跟这个男人在一起了，才知道自己原来是个极被动的人。人家一说爱你，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没有那种激情跟冲动也跟着人家一路到底，一切美梦都在遇到这个说爱你的男人后烟消云散。对我而言，果真就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到了领结婚证的那天，我知道我们的结合是“车到山前没有路”——我们必须要结婚。
大概J也感觉到什么，或者是恻隐之心，或者是觉得哪地方对不住我，反正在去蛇口街道登记时，他在门口停了脚步，犹豫地问了一句：你后悔吗？如果后悔，现在还来得及。
我看看J，他的表情挺复杂，但却流露出一丝得意。这个时候还问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幽默。如果我说我后悔了，那J必定是要拦腰将我抱住（他知道我最怕这一招了），然后逼问为什么，那我什么都会交代出来，最终投降；如果我说我不后悔，那无疑是表表决心，把自己弄得死心塌地。即使说了不后悔，J也不过是笑笑，他已经太沧桑了，超越了他这个年龄一般的人。况且他爱我，他渴望这个婚姻，我又何必再说废话。于是我就什么也没说。
天知道为什么当时是想着那句“车到山前没有路”而走进去的。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快乐。（江西·熊慧英）
在爱情面前从不喜欢复杂，也不必复杂。爱就爱了，爱活着就在一起，爱死了就分开。既然两相情愿地走到这一步，想别的都多余。可是，就这么把自己嫁了，简单得有些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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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懵懵懂懂走进婚姻（3）
性情中人，跟J相识就一直相信，直到信进了婚姻。
第24章恩人就是恩人（1）
对平安而言，刘鸿儒是恩人。对刘鸿儒来说，平安是个杰作。他希望中国金融保险体制改革的这个产物，中国金融保险史上的这个崭新篇章，能一帆风顺地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活下来。
去海南岛的时候，我依然是个顶级的理想主义者。
尽管我知道平安推崇并信奉儒家文化，孜孜不倦地倡导员工遵循并弘扬儒家文化，但我恰恰不懂得中庸。
我是个天秤座的人，这个星座在所有星座里唯一不带有感情色彩。由此我为信奉科学找到了依据。因为科学就是客观，客观就是不带任何感情色彩。那么我的骨子里是不是原本就藏着断是非对错，论公平公正，求理想信仰的基因？换句话说，这样的骨头，是不是势必要经历不凡的沧桑？
离开总部，理由是干部轮换。去海南，理由是调查研究，当然也要协助解决海南的问题。
海南的问题，就是“公关”的问题。一个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开展业务，定有诸多不顺。问题是正常的，但热豆腐被心急的人三下五除二吃了就有些棘手。一时间瓶颈堵塞，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开始了冷战。这件事听起来不那么简单，其实也没什么复杂。但是我的三个月之行却将这件事神奇化，神秘化，复杂化了。
原因是，我惊动了刘鸿儒先生。
在现实和未来之间，中庸到底是什么？一个人如果不顾一切地去做
在你自我感觉良好之前，请先有所成就。（江西·童文茜）
事，就等于是不顾一切地将自己逼进绝处。在中国能干事是不够的，还得会干事。能干不足为奇，会干就很有学问，干得恰到好处，就得多用脑子。而我的脑子太简单太单纯，在海南那个地方，竟只想了一个问题：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平安在海南发展上的瓶颈——呵呵，这是我能解决得了的吗？
我能。我当时就这么想。现在看看多么幼稚，可当时看看，这又多么可贵。
我在探险，在寻找未知的答案，哪有不牺牲的道理——这等于冒犯金融管理规定，冒犯传统体制上的制度。
但理想主义就是不顾一切，单纯，热情，像飞蛾扑火。退一步海阔天空，对那时的我和一些在外打拼的平安人来说是句笑话，这句话无奈时可以说说，难得糊涂时可以说说，无关痛痒时也可以说说。但那个时候谁敢在海南说这话——海南，可是平安从蛇口走向全国的第一站！
在海南，我拥有的是一种打天下的豪迈情怀。那阵子即使站在悬崖边上，也不会回头，不会退缩、观望，理想主义的澎湃激情让一个人的才能彻底地尽情地释放了，恨不能用最简便最快捷的办法，火速解决每一个问题，哪怕冒尖，犯上。思维纵横，打碎框框，走别人没走过、不敢走的路，吃别人不敢吃、不敢想的螃蟹。要结果，唯结果最美，不惜一切。对企业来说，这是活力，可对我来说，无疑是舍生忘死。这种胆大妄为的结果像一阵飓风，从海南岛一夜之间就刮向了深圳。
今天的我，已经从无限的坎坷中学会了敬畏职业，因为职业里面有玄机，不可超越职业规律，或者说职业的运程复杂到超越了个体的生命运程，不是哪个灵魂能轻易漫过。人的思维和认识在职业的各种漩涡里，经常被卷碾得晕头转向，尝试者常常头破血流，要想生存下来，不学会把自己淹没掉、埋藏掉，一定很悬。杂草一样茂盛疯狂的人气里，要学会荒芜说话的技能，以察言观色分辨真假，以装聋作哑，来沉默世界的浮躁，奄制思想的狂躁。
但是每个时代都惊人的相似，历史把青年刻在人生20的墓志铭上——纵然阴霾暗流涌动，纵然放大牺牲的危险，青年依然会奋不顾身。理想主义的悲哀，大致在于忽略了人性而放大了理想，在杂乱无章的人性包围中，理想主义的美丽、夺目、精彩、华贵，瞬间就被蹂躏成泥，毁了那蓬勃生机和炽热的激情。无论热爱，无论渴望。
第24章恩人就是恩人（2）
历史在翻身睡去的时候，并不记录这样的壮烈，只有一拨又一拨的青年接连不断地繁殖出来，生发出来，生命才延续了最终的强韧和求索。这种纷繁复杂的人间本能，如暗流，像弹簧般跳跃涌动，如何控制，如何调节，如何丈量，如何权衡，如何揣摩分析，如何思索对付都完全凭心——需要一个绝对的智慧和过人的勇气，就像在正义和邪恶间，利益转眼变成了调节器一样，我们不能忽视利益的能量。大气层里没有纯粹的净化，人类也需要充足的细菌来调动激情。
平安，正跟所有正常的企业一样，存活在苍茫大气层中。当这支队伍一鼓作气向前猛冲时，越来越多的旁观者和守望者滋生出来，繁殖出来，也有诸多的旁敲侧击者。个人私欲的膨胀伴随企业的发展升温，每个人都想干点什么。
“干”跟“图”和“捞”有很大区别，“干”只表达一个意思，很中性，体现动作，不表达思想目的，所以“干”就平凡寻常，不具有想像力，导致的结果也大相径庭，与“图”和“捞”根本不同。
大部分的平安人都在单纯地干，简单地干，投入地干。由于“干”而饱满到仅剩一腔热血，因为“干”而沉默到十几年来像颗螺丝钉一样长久地固定在某个位置。所谓志同道合是个理念，人间不是所有人都能走阳关道的，许多人要走独木桥，但是大家都在奔向一个理想目标——追求幸福生活。
海南岛的热是我没想到的，连续两个晚上无法入睡。冲凉前浑身上下热汗漉漉，冲凉后里里外外漉漉热汗。
海南分公司的年轻老总Y非常照顾我，给我最好的一间招待所住。
寿险营销，给人带来无限发展空间。（深圳·胡晓嵘）
招待所跟公司在一栋楼上，同在一层，几个单间连着，像酒店客房。
Y很淳朴，很率真，是个透明度很高的人。他用这种性情跟政府监管部门打交道，自然会撞出火花。我到时，Y很兴奋，看见总公司派来这么一个能干的人（关键还是和他一起创业的老友）——平安第一公关小姐，他的心里自是很乐。别小看公关小姐，那个时候这“职称”真还有用，尽管我跟Y相处得一直像哥们儿，但那时Y看见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海南分公司有救了。
Y大概以为问题的关键完全在于公关，或者是因为派我来了而给了他一个误导。就算问题的症结大部分是在公关方面，但后来我也知道还有我和Y无法解决的许多问题，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样。
来海南分公司前，领导交代了两项工作：一是前去协调海南分公司与海南省人民银行的关系（据说当时搞得不顺）；二是下去调研，但没说调研什么。
我住在招待所，一日三餐吃食堂，每天的工作就是出出进进。没有具体任务，没有固定办公场所，海南的员工都拿我当领导。虽然我是来工作的，但人家觉得你是来搞关系的。搞关系似乎不是一种工作，或者跟工作没什么关系。
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说不清楚。搞关系，就更模糊了。在中国，能搞关系的是能人，不会搞关系的人基本寸步难行。“关系”的重要恰似咽喉，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只要生存就必须保证“关系”畅通无阻，否则出了问题，结果可想而知。自然，关系这么重要，搞关系的人也就被另眼看待了。
跟Y去了几次人民银行金管处后，我由衷地生出对海南的热爱，对Y的理解。Y能侃，是那种“小草”型的人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吃100个豆子都记不住豆腥味的脾气，着实让海南人民银行的官员们“头疼”——他们说遇见了一只初生的牛犊。
对海南有感情，原因有三：一是海南是平安的第一个分支机构（这在战略上充满意义），二是办海南这个批文时我花费了心血（人总是有私心的），三是红哥在海南（爱屋及乌了）。红哥是海南人，就生活在这块热土上。一踏上海南，我就举目皆亲，到处觉得海南人民亲切，看谁都像亲兄弟亲姐妹，完全不拿自己当外人。所以Y的困难就成了我的困难，海南分公司面临的问题就成了我的问题。
第24章恩人就是恩人（3）
金管处里没几个海南人，全国南下淘金热把东风、西风、东北风、西北风都刮海南来了，一打听，北京的、上海的、西安的、武汉的，统统跟我一样，都是外地人。大家聊起海南，感叹不如深圳。说深圳高楼林立，现代化大都市，而海口没几座高楼，像个县城。我说海南有台风，太多高楼有危险，再说现代化不见得看高楼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