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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多年来，总牢记着“服务第一，态度首要”，动脑子，讲技巧，认定服务去体现专业水准和品牌内涵，费心思，熬心血，脑袋里面装创意——自己给自己下了诸多挑战书，像一个共产主义战士。
路线决定一切，这话没错。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话更是没有说错。但方向决定对错，方向对了，路可殊途同归；方向错了，路便愈走愈远。
18年的职业生涯，始终局限在业务的后线上，明显地对前线没有发言权，任何话语都只能作为前线的参考。但是生命并不局限于这样的参考，生命在自我的旋律里依然唱响主旋律。个体生命不因为少了些许的职业光环而逊色，恰恰相反，职业生涯给生命带来的却是感受满满，经历满满，心灵的承载满满。这满满的富足滋养灵魂，支撑精神，使生命的过程平稳踏实，行为勤恳，情感忠诚。
这是一个典型的哲学时代，物质层面的东西决定了意识领域的思考，身外之物在很大程度上引诱着每个人的人生走向——单纯可能导致精神分裂，复杂可能导致神经衰弱，圆滑世故或许还能活一阵子，但充满激情可能死得比谁都快。
因为要上调，前后左右开始堆满笑脸，恭喜恭贺和恭维实在不好区分。习惯了清淡的日子，突然被浓烈包围，就像遇见一班戏人，看见的都是夸张的脸谱。直到离开深圳分公司的那一天，我也没有去找黄启平问个究竟。
别人升迁都满心欢喜，对领导三拜九谢，可我就是没有那个高兴劲。端着送别的酒杯，心情迷乱。
闲时常思考坚持的意义。坚持自然不等同于固执，但坚持是一个方向。坚持该是从混沌和荒芜始，亲自耕耘、播种，然后期待开花、结果，之后是收获。——这是坚持的脉络和终结。是吗？因为这样的坚持，要一个完整做事的规则，却容易忽略以致违背做人的习俗。
做人还要有习俗（或习惯）吗？我们的社会有规则，所以周围有这些要求。只会做事不会做人，或者只会做人不会做事，这是缺陷，自有不同的生存结果。可是这个世间活着的人，到底是做人重要，还是做事重要呢？谁制定做人与做事的标准？如果做人第一，那么即使事做得再好，因为不会做人，事也变得无足轻重了吗？如何看待事与人呢？如果把事喻为物质，人喻为精神，至少两手都该抓，都该硬吧？但物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是科学认知的依据。事明摆在那儿，为什么却缺少公论？人类主宰地球，便幻想主宰一切，能吗？能主宰物质之外的空冥吗？
有一年去园博园登塔，所有人都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往上跑，才###层的塔楼，上到五六层时已气喘吁吁，咬牙继续坚持，到最高点时汗流浃背。高处风大寒冷，本不是仙人，飘在空中就有些胆怯，看景的心情处在寒风中抖瑟，风景便不那么好看了。美丽如果都在视线的边缘处挂着，世界也会虚脱。极目远眺，缥缈空旷，居高临下令所有东西变得遥远模糊，不可企及。因为高远，风景失去了现实之美，看景的人有些失落。
第38章要一个清贫估价（2）
城市里登塔，目的不过是想看清山下居住的城市和这个城市相关的布局。可过程中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一层层下来细察，发现四层、五层看风景其实质量最好——距离适当，景色清晰，山风不大，阳光滋润。一群人顿时如梦初醒大发感慨，纵论不休的主题竟是，人到底该待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才合适、舒服。
登山上塔引出一个不俗的话题，这般人平时都喜舞文弄墨，大脑发散就跳出异想天开。那句“人贵有自知自明”说的好，可许多时候人难以自明，或根本就身不由己。
调离深圳分公司——成了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怎么走自己已说了不算。离开熟悉的岗位和喜欢的人，真的舍不得。奋斗了快7年，已不是单纯的一个提升就能化解堆积的情感。许多跟我一样的平安人当年从蛇口来到深圳创业，至今还都在老地方跑着干着，一点一滴地延续着平安的精神。
我说创业的含义，是说一个像白纸一样的公司，在我们手里一点点壮大，譬如从制度到员工，从设备到财产，从一张张保单到金字塔一般的雄厚资本……我们不清楚什么才叫公司，但知道一个婴儿如何才能长大。十几个人的团队，经过几年的时间发展起来，壮大起来，丰满起来，成为一个庞然大物，一个受人瞩目的企业，我们这些在里面奋斗过的人，付出了感情和智慧的人，不知不觉都已将自己的血肉渗了进去，成了这企业沸腾的脉管和跳动的神经。无论何时，尊敬职业、选择了平安的人，都会与这个企业水乳交融，情感相连。
临走，深圳分公司为我开了个隆重的欢送会。黄启平很高兴，他没有看错，总算提拔了一个有潜质的干部。大家欢聚一堂喝了一顿告别酒。林轼代表公司赠送了一只手表作为临别纪念。那表不错，可戴在手腕上一阵冰凉。酒好不好喝要分场合和心情，那天的酒不算好喝，涩、苦，无滋无味，无以言表。因为要走了，多好的酒都不会好喝的，一下肚就头昏，突然就想流泪。
习惯了一个集体，习惯了一种氛围，习惯了一种感情。于是在乎感觉，在乎感受，在乎感情。在一堆嘻嘻哈哈的祝酒声里，我像个被遗弃的孩子。
其实深圳这样一个移民城市，每个人都像天上的云，飘来移去。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根不在这里，如一群风筝挣扎在空中。有的想爬升到无人能控的区域，享一个纯粹的自由。有的想落地生根，不愿东飘西飘。叫我去外地的时候，我说，我家在深圳，想生孩子。领导知道我是在找理由，我也觉得没出息。但女人嘛，正爱着，最想干的事就是相夫教子。可后来夫没相成，子没教成，官也没做成。一本正经地忙活了半辈子，落得个孤家寡人，清清静静。
父亲安慰我，说生活里面快乐最重要。母亲安慰我说，你要像孩子那样去生活。父母给我的都是世上最简单、最纯粹、最至真、最透明的性情。于是我的人生没有杂质，精神没有负累，生活简朴，情感放松，日子便变得清贫。贫，不是穷。与贫为伴，是清。贫，有风骨，有意志，远离油脂油膏，清得干净淡泊。
2004年，黄启平给我发来一个邮件，问我现在怎样。说实话，面对那几个简单的汉字，我的眼睛一片模糊。他想给我一片天空，却忘了问我是不是一只飞鸟。
蹉跎并不只是故事，蹉跎还是过程和历练。黄启平把我扔进天空，我由此长出了翅膀，学会了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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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许多时候要咬紧牙关（1）
我为什么要离去？既然离去如今为何又要回转？难道命中注定要与平安的文化结缘？如果这样为何又要离去那么多年？荒废了昔日的心情，荒废了那激情。远离这深爱的，辗转着去体会粗糙，体会陌生，体会不属于自己的世界，才发现一直游荡在别样的思维里，游移在别样的运筹间。
1997年，我正式被调去平安正在筹备的四大关联企业之一的平安物业管理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巧得很，在被同时任命的四大关联企业负责人里，李玉猛被派到印刷厂任厂长。我们在平安集团的4楼见面了。
称得上是缘分啊。这是平安1997年的一次大动作。当时社会上部分知名企业整天都在闹哄哄地搞什么多种经营，媒体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譬如XX搞电视机的搞起房地产来了；XX搞空调的搞起洗衣机来了；XX卖电冰箱的生产出手机和电脑了；XX卖床上用品的也卖厨房用品和卫生洁具了，等等。呵呵，企业都在“搂草打兔子”——顺手牵羊啦！一时间，大把大把的钞票像滚雪球一样滚进那些“节外生枝”的企业里。“效益挂帅”令多种经营横向发展，一些人的眼睛盯住了腰包，大脑发热，开始用放大镜观察起企业来，寻找可以发达的蛛丝马迹。这一看不得了——平安是块大肥肉哦！大把的油水正滚滚外流呢……
其一，平安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在全国各省市地区都建起的二级机构（就是分公司）正蓬勃壮大。仅物业这一块，每年的资产管理费就无法测算；其二，平安是以保险为主业的保险公司，大量保险单证足足建起几个印刷厂；其三，平安的客户遍布全球，每年需求大量礼品……呵呵，不用一一列举，一班人就乐开了花——决定以横向发展的势头来扩大平安产业面，宗旨是节约资金和成本，肥水不流外人田——将平安的自需消耗品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就地解决。于是，轰轰烈烈的四大关联企业开始筹备，也就有了我和李玉猛的上调与相遇。
但是4个月后，平安兴师动众的四大关联企业并没有上马，而是静悄悄地就地解散了。没有原因，也无解释。后来我猜想，平安一向注重投入产出，建一个或购并一个，都需花时间花成本，而真正带来效益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况且成本也会水涨船高。不如“借船出海”，利用招投标方式，确定合适价位的生产商。这一招既省心省力，又省事，而且甩得超脱漂亮。对于一家具有品牌意识的保险公司，这是轻装上阵，犹如把一个琐碎的大包袱扔到了外面。
从走马上任到解散下岗，我呆了4个月。李玉猛忙活那边的印刷厂，我忙活这边的物业管理公司。虽是个总助，但上级交办的任务却是负责总体规划。当时平安集团已有一个物业管理公司，管理集团大厦和深圳分公司大厦（都是自有物业）。建立新的物业管理公司实际上是个探索（有点像今天的物控中心，但不完全是）。
那时候我脑子里的物业管理公司，是想以平安子公司的名义在全国各分支机构设立管理站：一管物业资产，二管物业维护，三管物业安全。以物业管理的名义，为机构提供后勤保障大服务。这是多大的设想！自己很激动，每天毫不怠慢地研究琢磨，创建新企业啊，我那点理想主义顷刻间便发扬光大啦——读书，学习，规划蓝图。没有电脑，把当年马总许配给我的中英文打字机带上，找了几本物业管理方面的书和材料（那阵子物业管理在深圳还是新兴事物）边看边学边写。每天利用半天时间读书，半天时间写文章。平安有个专刊，能发论文，文章就拿去发表（我写的东西通俗，复杂问题全部简单化）。
结果4个月下来，发的几篇论文引起了深圳市住宅局一位副局长的注意，找我去聊天，衷心希望我能进入即将开业的深圳物业管理学院进行深造，有望成为深圳市第一批物业管理专家。说实话，那感觉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从事保险事业，可以让人更加明白生命对于自己、家人和社会的意义。（深圳·陈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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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许多时候要咬紧牙关（2）
但是，平地一声响闷雷，四个关联企业宣布就地散伙。这一次，命运可是跟我开了一个大玩笑。
转眼间，我和李玉猛等人成了“待分配”的闲人。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突然遭遇淬火，仿佛大雁掉进热锅里，不是鸭子也成鸭子啦。职业生涯原地打转，恰似雪地上疾驶的汽车来了个急刹！同志们上火，李玉猛烟瘾大发。这伙人里就我一个是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