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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伙。
项目组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信芯”,如果信芯开发不出来,项目组做了3年时间,重新回到了零,全部的心血化为乌有,全部的希望变成了绝望,那么,只有散伙才是最好的归宿了。
如果形容得刻薄一点,青岛和上海都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牢骚、抱怨、绝望、斥责……种种失败前夕的情绪都爆发了出来。
周厚健说:“作为我来讲,从来没有因为存在问题而丧失信心。应该说,最大的问题是空白,那个时候我们都敢下决心投入做这个东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能放弃呢?”
。。
那个叫何云鹏的人(2)
周厚健看起来有退路:没有芯片的海信照样是一家大企业,照样可以吹嘘自己是中国家电业巨头。但周厚健没有退路。
战嘉瑾看起来有退路:开发芯片失败的战嘉瑾依旧可以回到青岛,依旧可以在海信研发中心对电视机的外观进行“修修补补”,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但战嘉瑾没有退路。
“11罗汉”都没有退路。
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4年的努力全部白费,就是青春岁月流逝的毫无意义,就是对人生和前途的否定、否定再否定。
“你成立一个公关小组,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战嘉瑾说。
何云鹏点了点头。几年来,他们已经合作默契,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话就能够理解对方的心情和希望。
何云鹏开始召集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解决方案的讨论,他要求下属建立起详细的讨论文档。
他们设计了两套解决方案,一套方案是对原有模块进行修改,另一套方案是做出一个新的、优化后的模块。
何云鹏其实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做一套新的模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带一带加入团队不到一年的年轻人,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他们一共有3周时间,这比战嘉瑾给他们的期限更短,比青岛给战嘉瑾的期限更短。他们花了一个星期讨论,又花了一个星期分配任务,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写出了代码。
然后,他们成功了。
两套方案都成功了。
系统终于可以按照设计意图正常运转起来,清晰稳定的图像处理效果在三个多月后终于再次出现了。
时间是2003年底。一个旧的年头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年头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兆头的开始。
“2004年最终采用了新方案,” 何云鹏说,“通过这次锻炼,新员工也融进了集体之中。”
这并不是战嘉瑾和何云鹏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他们通过反思,有了一套项目管理的心得。
事实上,吞噬了他们一个季度的“难点”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战嘉瑾的描述是“因为疏忽,有一个元器件型号搞错了”,何云鹏也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仅仅验证中的一个很小的疏忽就迫使所有设计人员加班加点、花了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去苦苦寻找原因?
战嘉瑾在反思。
何云鹏也在反思。
他们从项目组3年来的运作想到了自己对项目组的管理:3年来,大家一直是靠激情向前推进,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单打独斗而不是分工协作。
看起来每个人都干劲十足,整个项目小组都热火朝天,但每个人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代码风格,却没有一种风格属于整个项目小组。也就是说,大家各干各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当出现一些小问题,甚至仅仅通过对方案进行优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反而因为代码风格不同而无法找到突破口。
战嘉瑾和何云鹏发现了真正的“难点”,他们开始发起一场大讨论,他们希望这场大讨论不止能够促成一种统一的代码风格,还能使“11罗汉”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团队。
他们所组织的讨论以及随后的培训,使整个项目组的凝聚力得以提升。当发现个别人有些自满时,何云鹏则与他们座谈,要他们警惕自满心态,要谦虚和主动,遇到困难时也不要有太多挫折感,“不要太脆弱”。
前进,挫折,前进,挫折,前进……
他们就是这样在挫折中成长的。从“11罗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从一盘散沙凝聚为一块岩石,从脆弱变得坚强,从激情洋溢变得理性节制。
作为一个团队,他们长大了。
他们的长大就如同何云鹏描述的那样:“小公司(组织)要壮大,要经历几个阶段,出现几次危机。必须事先预想到这些危机,让团队在应对危机时发生质变,得到巨大提升。”
每一次应对危机,都被何云鹏形容为“二次创业”。“我们只是海信二次创业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在一次创业后,活力渐退,观念老化了,现在海信要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进行二次创业。”
在何云鹏看来,成败的关键在于执行力,执行力的关键在中层干部。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他们在“验证事件”中的表现,事实上可以用两本管理类的畅销书题目进行描述:
赢在执行。
细节决定成败。
何云鹏身上体现的成功者特质是什么?
如果你是周厚健,你会给予何云鹏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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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行?”
“信芯”的开发终于回到了正途,快速的推进也终于得以延续。
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完成了RTL电路的设计。
2003年底,他们设计的第一块芯片验证板诞生。这是一个不到一张A4纸大小的电路板,上面倾注了集成电路设计人员一年多的全部心血,是设计人员十几万行设计代码的体现,集成了300多万个晶体管,可用于液晶显示行业。
2004年初,芯片就要进入关键的流片阶段。
恰恰在这个时候,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怀疑恰恰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脚步徘徊起来——
这个项目能成功吗?
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人员能力到底如何?
这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芯片能够真正用在现在的整机产品上吗?
是否可以真正替代目前电视整机产品里的国外芯片?
这是“验证事件”的后遗症。那一场“验证事件”对“11罗汉”最大的伤害是他们曾经丧失了自信心,曾经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英雄梦”。
现在,它又出现了。
周厚健曾经分析过那桩几乎令战嘉瑾他们崩溃的“验证事件”。他说:
“实际上,没有投入的时候就不能发现这些问题。华罗庚说过一句话:读书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从薄读厚,第二个是从厚读薄。我认为他们是在从薄读厚的时候产生了动摇,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飞跃了。他们不应该失去信心,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你读的书还是薄的时候,这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敢去做,到后来你还没有把书读厚时更不能放弃。第二个薄和第一个薄是质的不同。第一个薄是当时没有感觉到还有这么大的难度,是一种无知的薄;第二个是我把书消化完了,是吸收之后的薄。
什么叫有信心?最后见到成果的时候才叫信心,那个信心才是实实在在的,前面的那些都只是假设。没有成功谁也不敢说有实在的信心。你想,就在你们一点东西里面,大概几十个平方毫米吧,要布局几百万个逻辑门,一门电路里有几个晶体管。所以不流片出来怎么能知道是否成功。”
是的,所有信心都只是假设,在“信芯”流片成功前,它们都是虚无的,都是空幻的,都是美丽的肥皂光,可望而不可即。
青岛对战嘉瑾的无形压力依旧存在,依旧使战嘉瑾这位“带头大哥”紧张和焦虑。事实上,他也应该焦虑,就在他们遭遇“验证事件”停滞不前的时候,是他拍胸脯向周厚健、夏晓东他们打包票说“没问题”的。依照海信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拍过胸脯的人如果不能保证确实“没问题”,他在海信的前途就完蛋了。
还有一次,他带队为周厚健他们演示“信芯”效果时,就被周厚健痛斥了一顿。周厚健后来说:
“在开发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给我们做项目演示的时候,利用设置来回避存在的不足。当时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我说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搞不出来不要紧,我们一点错误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你们要大胆地暴露你们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这些人演示,你们不应该用设置来掩盖问题。他们也认可了这一点。我多少还懂一点技术。回去后他们很快就进行了改进,很快把问题给解决了。”
太多的焦虑,太大的压力,太遥远的未来,太密集的不确定性……这些已知和未知,考验着海信太多的人。
“我们自己、领导都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验证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些问题也考验着我们的团队和我们设计的芯片,也同样考验着集团的领导,考验着海信自主创新的理念。”战嘉瑾说。
但是,像周厚健一样,战嘉瑾没有任何退路。
2004年元旦刚过,战嘉瑾和何云鹏就带着他们开发设计的FPGA验证演示系统,向周厚健、夏晓东等人和海信电器整机部门进行汇报、演示,讲解和说明他们所做芯片的原理、性能和可能达到的使用效果。
一次又一次汇报,一次又一次提出问题。
整整半年时间都是“市场推广”,整整半年时间他们都在等一个答复:
“我们做得行不行?”
除非周厚健和夏晓东说他们“行”,否则他们就“不行”。
周厚健和夏晓东最终告诉他们:“行。”
战嘉瑾的描述是:“一直到了6月,终于得到了认可,认为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成本分析也有优势。”
那时候,正是###总理到海信视察的时候,战嘉瑾为总理做了“信芯”的演示,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让周厚健在“信芯”最终成功后写信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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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诞生(1)
在周厚健和夏晓东说“行”之后,在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后,“信芯”又开始向“纵深”推进。
战嘉瑾他们带着海信电器整机部门的反馈信息开始做一些改进,原来的计划也照旧进行。这种齐头并进局面的形成,并且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现在想来,的确要归功于何云鹏对项目管理的设计。
2004年5月,电路的设计验证工作完成。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
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他们完成了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
此时,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和鼓励给了他们更大的力量。
到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VPE1X”的全部设计工作,芯片设计交付加工厂加工。
单调的记述无法证明战嘉瑾、何云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何云鹏说,从2004年6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寻找后端服务,进行后端设计。“战工两头跑,我负责上海的电路及后端开发。我们在后端设计时,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芯片,压力很大。”
他们的压力来自可能出现的任何小问题,因为每个小问题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