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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检视生产过程。前面提到的那位明清时代的江南农妇，每天一早抱着自己纺好的线到集市上出售，并马上用所得的钱购买原材料（即棉花）回家继续生产，次日早晨再抱着纺好的线到集市出售，用所得购买原材料，如此一直循环下去，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她当然有利可图，但利润会非常小。比如，当有一天她看到棉花价格降低时，她没有钱购买更多的棉花存起来；当棉线价格降低时，她也很难把手中的产品压着等待价格的反弹。当然，她更不可能趁棉花价格低、棉线价格高时大量收购棉花、并雇用纺线工人加大生产量。只有当低息的信贷出现后，她才能做到这些，从而成为一个纺线厂的老板。
中世纪意大利海上贸易商的伙伴关系则在这方面大大迈进了一步。当商人看到远程贸易有利可图，自己又没有足够的资本时，他可以和投资者形成贸易伙伴，用别人的钱扩大贸易规模，赢利后大家按一定比例分配利润。这种方法已经有上市公司的雏形了。但是，此时他的贸易规模仍是受限制的。因为双方的合作是一次性的，他只能先出一趟海，回来赶紧和投资人分享利润，然后再寻找下一次的合作伙伴。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半年，也许一年。他很难有长远规划，也很可能因为没有稳定的资本供应而错过大好的贸易机会。
另外，如果没有发达的金融体制，即使是大宗的生意也发展得很慢。比如，佛罗伦萨的经营毛纺织品的商人，要通过海路到西北欧“低地国家”的纺织工人那里去购买产品。由于没有金融信贷，他们首先必须贩运大量的金银货币到采购地。仅此一项就颇耗资金。海上运输本身就需要时间，而且那时海盗横行，金银是其首要的目标。等把钱运到，购买了产品，已经消耗了几个月，再把产品运到销售地，售完后获得现金再开始下一个循环。那些毛纺织工人，也必须等待卖出自己的产品拿到现金，才可以购买原料从事再生产。如果采购和销售的整个过程需要一年，那你就得等待商人赢利后拿着钱回来采购，否则无法开始下一轮的生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金融民主（2）
为解决这些问题，意大利的商业集团首先发明了汇票（bill of exchange，或称银行券），用它代替现金支付，省去了贩运现金的费用。汇票这么一张纸之所以能够代替金银被人接受，在于这些商业集团建立了自己的信誉：你图方便可以随时用汇票进行市场交易，需要现金时也可以拿着这张汇票到任何一个支行兑换成现金，甚至可以在市场上将汇票出售给第三方。另外，商人可以通过汇票预支给生产者必要的生产经费，让他们不必等自己销售完产品赚了钱回来后再开始生产。这其实就是信贷行为。后来，荷兰首创了上市公司，投资人购买公司的股票后，不可随意撤资，只能把股票拿到股市上抛售。这样，生产者就有了长期稳定的投资，可以进行长远规划。要知道，欧洲殖民者之所以成功地开发了美洲，仅仅“掠夺”二字是无法解释的。“掠夺”需要大量而持久的经费来支持。美洲开发的成功，一大因素就在于有长期的金融信贷。否则，欧洲人就要再等几年，等从美洲满载而归的船卸了货，出售完商品并获得利润后，再筹集资金准备下一次的航行。在这期间，等米下锅的美洲殖民者不得不把他们的拓展停下来，美洲的发展就会如蜗牛一样缓慢。
从投资者方面说，现代金融体系为他们的积蓄保值提供了有效的手段。要知道，在16世纪，欧洲发生了所谓的“价格革命”，即随着美洲白银的引进和金融市场的形成而刺激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彻底改变了人们的财产观念。过去你有积蓄可以投资也可以不投资，你只要把钱稳妥地藏在家里，至少没有损失。但是，在世界进入通货膨胀的时代后，你不投资，这些积蓄就会不断贬值。所以，现代金融不仅帮助了生产者，也使得现有的财富能够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保值甚至增值。当既有的财富可以通过投资增值后，用于投资的财富（也就是资本供应）也就越多。资本供应的增大产生两个结果：第一，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第二，由于资本供应的增多，资本变得不那么稀缺，必须通过降低利息以吸引人来借贷。这样就导致了资本费用的降低。用现在通行的话来说，那就是借钱便宜了。这也就降低了企业的成本，鼓励了投资、鼓励了增长。这也难怪，根据世界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世界经济在公元1000年的年度增长率仅为001％，在1000~1820年间为022％，到了现代，也就是1820~1998年，增长率达到221％。本世纪以来的增长率则大多在3％以上。可见，世界经济是在有了现代金融市场后才开始出现显着增长。用个简单的比喻，现代金融就像是载乘经济发展的飞机。在飞机发明之前的古代，鉴真东渡日本耗尽一生之力，到达时已经双目失明。如今，从上海飞到东京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从现代国家的角度讲，金融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没有现代金融就没有现代国家。中世纪的王权，几乎不具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国家结构。这样的王权受到两大限制：第一，其统治基本是个维持温饱水平的农业社会，剩余价值很少，一年的岁入寥寥无几。第二，因为岁入有限，因此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社会。传统的中国以庞大的官僚集团而着称。但是那种庞大，不过是人口基数的反映而已。即使在中国，人均官僚数量也非常少，官僚的分布也非常稀松。乃至中央的官僚大致就派到县。一个县哪怕几十万人，也就那么一个县太爷会从中央政府拿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紧急情况，比如战争，国家倾其一年之岁入也无法应对。欧洲的王室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向大商人借钱打仗，以日后几年的岁入作为抵押。后来，在荷兰的金融市场确立了长期信贷的财政安排。在这一制度框架下，聪明的政府，如英美政府，利用这种低息的长期信贷达到了两个目标：第一，用紧急贷款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特别是战争），再用自己的军事行动所创造的“和平红利”（即和平环境下的经济发展所创造的财富）来还贷。第二，先用借来的钱建造自己的官僚组织和财政体系，有效地控制了税源，在具有了从经济的发展中获得大量的财政收入的能力后，政府再用自己的财政体制汲取的资源偿还债务。当今美国面对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而大肆举贷就是一例。可见，与美国自己的金融市场相比，国家应付危机的能力就小得多。中国过去历朝历代，凭着地大物博和人口众多，应付战争时不是依赖金融市场，而是用苛捐杂税对自己的老百姓敲骨吸髓，结果往往是即使应付了战争，自己的社会也从内部瓦解。所以，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不仅是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之必需，也关乎国家的安全。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1）
中国巨大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外汇盈余。但因为自己没有世界级的金融市场，只能用这些盈余购买美国的债券。自己财富的保值，不得不听命于人。这也是在中国建立世界金融中心的迫切性所在。那么，怎样才能把中国上海这个大都市变成世界金融中心呢？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提出了四点必要条件：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人才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其实，在此之外还有更根本的两条：宪政制度和信息的充分自由流动。
关于宪政制度之重要，前文已经论及。事实上，到了18世纪，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金融市场的威力。但是，真正能够形成和发展起健康的金融市场的国家，多是*宪政的国家。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基本都采取的是共和体制。在尼德兰，中央政府的任何财政需求，都必须经过联省议会的批准；联省议会的各省代表，又必须根据本省议会的授权投票；省议会的财政行为，则必须要获得在省议会有投票权的城市的认可；城市的政府，则受到那些不停地买卖股票和债券的市民的影响和控制。可见，影响政治和金融市场的，经常是同一批人。只有在这种制度下，股市才会对政治放心。这是宪政制度和金融市场的亲和力之所在。伦敦金融市场的崛起，也在于英国王室或政府的任何财政行为必须经过议会的批准。政府是有限的、负责的。华尔街的崛起，也是靠总统必须到国会要拨款的政治架构才得以实现的。所以，当今美国面临如此严峻的金融危机，政府负债累累，但其国债的利率仍然很低。这主要也是因为金融市场和宪政的亲和力，使投资人对美国政府更有信心一些。相反，像法国的波旁王朝这种拥有绝对权力的政府，虽然一心希望建立起自己的金融市场，但种种努力都以金融灾难而结束。波旁王朝的财政破产，成了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哈布斯堡王朝因为美洲的白银而成为了欧洲最有钱的王室，但钱堆不起金融市场，最后只能自己坐在银山上走上衰落之途。可见，一个大国必须有自己的金融市场才能立足于世界，但这个市场并不是想建就能建的。
信息充分自由的流动是金融市场的另一个侧面。比如，意大利的城市国家之所以成为“欧洲的华尔街”，一个原因就在于这里的信息最灵通。这些城市的商船四通八达，成为最主要的信息通道，甚至连欧洲各王室也要依赖意大利的商人获得海外资讯。佛罗伦萨不仅诞生了许多银行家，更诞生了彼得拉克、薄卡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马基雅维利等一批文化、艺术巨人。16世纪的荷兰，基本是欧洲言论出版最发达、最自由的地方，也是最宽容的地方，这就保证了资讯的畅通。再看19世纪至今的伦敦和纽约，全是出版之都、报业之都，言论自由有着严格的保障。金融市场之所以是经济的神经中枢，就是因为它潜藏在社会各个角落，完全在政府掌控之外的资源和个人，都会根据这个神经中枢所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宪政政府之所以能够最有效地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就在于这种政府没有控制和垄断这个神经中枢的野心和能力，只能根据这个中枢发出的信号来行动。一旦政府控制了这一神经中枢，妨碍了其信息传递的功能，社会就不会再利用这一神经中枢，建好的金融中心也无法发挥作用。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世界金融中心的必备条件（2）
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和建立“世界工厂”是截然不同的事业。上海至少要成为世界上说话最自由、出版最方便、对外资讯交流最顺畅的地方之一，使经济的神经中枢能够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自由发布信号、传递信息。否则，世界金融中心在中国就无从谈起。所以，这一千秋大业并非金融界本身的事，也是新闻、出版、文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
在这方面，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距离世界金融中心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这从2009年5月“保罗·克鲁格曼中国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中就能看得很清楚。克鲁格曼在他的中国之行中，和中国经济学家、媒体有了激烈的交锋。他认为，中国大量购买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