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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非常遥远，要对付的反而是通缩。这时美联储1万多亿美元砸下来购买国债和房贷证券，甚至用不着印钞票，只要把这些购买来的证券通过信用转账存到美联储就可以了。特别是3 000亿美元收购国债的突然之举，短期内提高了金融市场对国债的需要，抬高了其价值，压低了其生息率，房贷和各种消费、商业的信贷的利率也都会随之而下降。这样一来，金融市场一下子被激活了，资金再次流动起来，进而刺激经济的恢复。也只有到了经济恢复后，市场才需要货币供给，美联储才有必要把电子账户上存的收购金额印成钞票。
伯克南等非同寻常之辈，出此招数可谓是深谋远虑。以现在美国严峻的经济局面，这样加大货币供应量大概在短期内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即使有温和的通货膨胀，那也是经济活力恢复的征兆，正是美国所求之不得的。但是，再聪明的人也算不过市场。一旦经济恢复，这1万多亿美元怕是还要印出来满足需求，那时引发过高的通货膨胀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
通货膨胀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就是那些持有美国国债的人。比如你买的国债生息率为，通货膨胀率为，那么你等于被盘剥了2％。所以，一旦通货膨胀出现，国债没有高的生息率就卖不出去；国债生息率一高，各种信贷的利率也会变高，进而对经济形成新的压力。
讲到此，还基本上是美国经济内的事情。但是，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达7 000多亿美元，另有人估算中国持有的各种美国资产和债务远在万亿美元之上。这些债券证券的生息率多是固定的。一旦美国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持有的以美元为主的债务的价值，岂不大大缩水？
我并不是说这样的前景一定会出现，而只是想指出：中国老百姓辛辛苦苦挣来的资产随着美国的通货膨胀而大幅度缩水，已经是一种非常理性的可能。这一前景本身提醒我们，中国如果不在自己的国土上建立世界金融中心，就只能当美国的金融殖民地。有了自己的世界金融中心才能获得金融自主。而金融自主首先要用来追求两个目标：一是尽快使人民币成为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一是把外贸盈余所创造的财富用于国内的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性的投资，使老百姓更多地从经济发展中获得红利。还是凯恩斯当年那句话：“当一国把财产投在外国的债券上时，一旦赔本那就是实实在在的赔本，没有任何补偿可言；如果把同样的财产投到国内的基础建设上来，那么即使赔本，这些投资所创造的设施还是在被本国的经济所利用，有着长期的效益。”比如，我们如果把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的钱为所有农村的孩子提供日本水平的基础教育，这些孩子毕业时照样可能失业。但是，如果把他们培养成训练有素的一代人，则有潜力成为高技术产业的劳动力。这样花下去的钱，才可能为中国的经济提供持久的、自主的动力。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1）
在近1/4世纪里，中国的平均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两位数，是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预测：中国在30年左右的时间里，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正在崛起为一个世界大国，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崛起，自然会导致民族自信心的上升。这也是国内知识分子如此豪情万丈的底牌。甚至有人觉得，中国的制度比先进国家的制度更优越，不用再跟着人家学。相反，世界应该多多注意中国。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封闭，但心灵却是开放的。如今则是社会开放，心灵锁闭。或者说，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正在迅速融入当今的“世界体系”。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最依赖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体。但是，面对正在进入的世界，中国在精神上却患了“自闭症”。
要认识这种“自闭症”，我们不妨反省一下历史。1793年，英国使臣马嘎尔尼代表英王乔治三世和东印度公司觐见乾隆皇帝，并代表英王提出了自由贸易等要求。《乾隆皇帝谕英吉利国王敕书》记载了乾隆的答复：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吉利国王知悉：尔国王远慕声教，向化维殷，遣使恭赉表贡，航海祝厘。朕鉴尔国王恭顺之诚……赐尔国王文绮珍玩，用示怀柔。……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筋，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你们这些蛮夷出于对我朝的仰慕跑来纳贡，我们也赐与你们些礼物表示嘉奖。至于贸易等等，我天朝的财富应有尽有，根本不需要和你们进行贸易往来。我只不过是看着你等蛮夷可怜，让你们在广州进行有限贸易，从我天朝获得必要的物资，以维持基本生计。这番话，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笑谈。因为半个世纪以后，就是这个被视为离开天朝吃不饱的蛮夷在鸦片战争中把大清朝打得落花流水。不过，回归当时的历史现实，乾隆皇帝的话也并非无稽之谈。毕竟，当时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欧洲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几无止境，却难以提供在中国卖得动的产品。结果，中国对欧洲有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为此，世界的白银不断涌入中国。这和当今中国享有巨大的贸易顺差、手里堆满了美元的情形也颇有类似之处。只是当年要比现在风光很多而已。
乾隆所代表的就是中国精神的“自闭症”。他看不到正在变化的世界，也无法理解中国社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在他说这些话的二三十年前，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断言：中国已经富到了头，没有发展的潜力，早晚要被英国所代表的更先进的制度所超越。马嘎尔尼见了乾隆回来，也写到中国内部已经千疮百孔，不堪一战，根本不是英军之对手。说当今中国很多学者也患上了精神自闭症，看不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和挑战，也看不到世界正在经历的变化。他们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就为这一前景提前地弹冠相庆，号称“不能不看好中国”。但是，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200多年前中国就曾经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而等在这个“世界第一”后面的，正是丧权辱国的鸦片战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警惕“自闭症”中的中国泡沫（2）
不错，中国过去1/4世纪里的经济起飞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但是，这一奇迹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如果不加以正视，就可能会导致衰落。首先，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骄傲的，就是中国已经崛起为一个“世界工厂”，仿佛正在制造业上击败美国，但如果看看事实，就知道这样乐观的高调是多么具有误导性。
要审视中国是否正在制造业上打败了美国，我们不妨看一下基本的事实。
从1950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工作在所有工作中所占的比例，从30％降到了不足10％。现在美国的高中生大都知道自己不能像父辈一样当工人而纷纷涌入大学。这似乎证明了美国制造业的萎缩。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大规模外包到中国。在最近1/4的世纪里，中国的大量民工涌入城市，进入了高速城市化的过程，制造商的从业人员自然也急剧膨胀。这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基础。此消彼长，似乎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是，另一方面的事实则往往被忽略：在从1950年至今这同样一段时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不仅没有萎缩，反而翻了7倍！美国正用越来越少的工人，创造越来越高的产值。这怎么能说是制造业的死亡？这分明是一场制造业的革命！
我们不妨从经济上界定一下什么是“革命”。在一个经济体中，如果增加资金和劳动力的投入，那么在资源配置合理的情况下，经济就会增长。如果这种增长的速度比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快不了多少，便属于简单的扩张，是量变而非质变。与此相对，如果劳动力投入大为减少，经济仍不断增长，甚至增长速度比资金投入的增长率还快，那么这就是经济革命了。比如在1600~1800年间的英国，人口从411万增长到了866万，翻了一倍还多，但农业人口的比例则相对下降，从占总人口的70％跌到了3625％。与此同时，农业产量却持续上升。在整个18世纪，在农业人口基本持平的情况下，农业产量翻了一番还多，导致了在人口增长中粮价的下降，打破了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远高于粮食产量增长的定律。这就不仅是农业增长，而是农业革命了。这场革命，使大量人口可以不靠地吃饭，成为了产业大军，为工业革命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农业革命如此，工业革命也不例外。工业社会并不是没有农业的社会。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就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同样，后工业社会也不是没有工业的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时代，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大国。从表面上看，美国的制造业正在进入坟墓：企业外包、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从深层看，目前美国的制造业，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正通过大量减少从业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下一阶段的“革命”腾出了人手。如果制造业不大量裁减人员，一些更先进的产业就会找不到人手，也谈不上发展了。
与此相比较，中国近1/4世纪的经济增长固然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革命”因素，但是人口红利、工业人口增加等量变的成分似乎同样有决定性。中国还没有出现在劳动力投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维持高增长的记录。这也是中国在高技术、服务业等领域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
如今对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的真正考验，恰恰是能否在降低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继续维持高增长。未来几十年，中国人口增长将经历放缓、停滞、萎缩的过程。劳动力供应的下降，在几年内就会出现。如今的“民工荒”，也绝非短期的经济现象，而是新时代来临的前兆。可惜，在这1/4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弱势阶层保护不够充分，使劳动者没有与企业讨价还价的筹码，进而工资被一压再压，甚至欠薪。中国的制度，等于在为企业在劳动力成本上提供长期的补贴，企业被廉价的人力资源给娇惯坏了，在减少人力、寻求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上缺少压力和动力，面对突然而来的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显得措手不及。
除了这种人力成本的补贴外，中国的企业实际上还在吃能源的补贴。在2008年的油价高峰期，中国的油价在世界上属于最低之列，只相当于美国的61％、日本的41％、英国的28％。油价牵扯到各种工业产品和农业产品的成本。人为的低油价可以使中国的企业生产出在国际市场价格之下的产品，进而在贸易上显得特别具有“竞争力”。然而，随着日益高涨的油价，对石油的财政补贴很难再维持下去。即使政府有决心维持，中国的贸易伙伴们也会指责中国以石油补贴来维持产品的低价，进行不正当的贸易竞争，进而引起一系列贸易纠纷。最糟糕的是，人为的低油价，使中国的企业失去了在环保、能源效率方面的投资动力。这些恰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