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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陈志武在中国的知名度确实没有前面两位高；其次是他主张先成立国民权益基金，然后通过基金股份之间的买卖逐步实现私有化，还不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并且是打着“回归公有”的旗号进行私有化，而中国人对基金之类的东西不了解，兴趣也没有那么大，如果他直接提出将中国土地私有化，那肯定会激起非常大的议论。
那么我们看看他将50万亿的国有土地全部私有化的建议是否可行，首先土地只有执行转让才会变成现金，中国的农村土地是农民无偿使用，根本没有收益，而城市土地确实有出让收益，但土地出让是每年进行，而不是一次性出让完毕， 2008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24071亿元，如果按照房价的三分之一为土地出让金的话，那么中国的年土地出让金约为8千亿，如果加上其他方面的土地出让，总额也就1万亿左右，这里面还要除去拆迁补偿费用，这离他的50万亿差的太远。
其次中国现在正处于发展过程中，各类基础设施还相当不完善，而且中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民众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我国政府面临着公共设施建设和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的双重任务，现在土地出让收入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公共设施建设，如果土地私有化后，那么如果再兴建公共设施怎么办？如果另外再加税，那对于民众不是更是一种负担吗？
第七节中国轻松战胜经济危机的秘密
在城市生活，失业是最大的难题，经济危机时更是如此，而经济危机不能成为放任失业的理由，无论任何情况，政府都应该保证充分就业，在金融危机的2009年，世界各国的失业率都创了历史记录，而中国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经济奇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都已经停滞，甚至为负增长，而中国2009年经济增长了，而奠定这一切的是一揽子反危机经济措施，而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些措施，一言以蔽之：中国有钱，这里的中国有钱，不是指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也不是指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而是指中国银行里的50多万亿储蓄存款。
国有银行体制是能够实现反周期放贷的原因
首先经济危机后，人们都奉行“现金为王”，这时候人们往往将自己的储蓄变为现金，这也是每次经济危机时都会发生民众疯狂挤兑现金、银行倒闭的情况，而我国实行的是国有银行制度，银行以国家信用做担保，民众不用担心银行发生倒闭，因此也就不会发生挤兑现象，这样银行就可以放心放贷。
其次在经济危机时，企业的盈利状况不确定，银行一般都惜贷，因此越是经济危机时，企业贷款越困难，而我国是国有银行，接受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在经济危机时加大信贷投放量，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银行制度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不但没有发生信贷紧缩或信贷冻结，反而加大了信贷投放量，这也是国家一直坚持国有银行制度的原因，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中国的高储蓄率是让信贷投放成为“有源之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枪炮就没法打仗，这些道理并不过时，干什么都需要钱，而钱从哪里来，肯定是银行储蓄，如果一个经济体如果没有了任何的储蓄，那他就失去了任何抵御经济危险的能力，只有银行有了储蓄，国家才可以实施反周期的经济刺激措施。
存贷比即银行“贷款总额/存款总额”，是衡量银行放贷程度的一个关键指标，一般情况下，四大国有银行中，工行、建行的存贷比都维持在50％多，而去年底中行的存贷比达到了72％，接近75％的监管红线，比中行72％存贷比更刺眼的数据是，多家股份制银行的存贷比接近甚至已经超过75％，其中深发展85％、中信银行、华夏银行76％。2009年全国一季度增量存贷比已达到的水平，仅仅低于1997年的和1993年的。
不仅各大银行充分放贷，我国中央银行也多次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来支持银行放贷，从2008年9月份到2008年12月份共四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一个国家，储蓄率的高低是衡量这个国家抵御经济风险能力的主要标志，如果说高储蓄率是保证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那么合理的存贷比控制则是保证国家可以成功应对经济危机的条件。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清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一个国家必须拥有足够多的外汇才可以抵御金融风险，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什么智慧的较量，而纯粹是一场硬碰硬的战争，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贸易长期赤字，外汇储备不足，甚至赶不上索罗斯所能调集到的资金量，因此他们并没有成功击退金融攻击者，而中国则利用自己的外汇拯救了香港，有人评论索罗斯攻击东南亚，实际上是想教训一下中国，然而他不但没有教训到中国，反而由于中国果断出手解救香港，让中央政府赢得了巨大的威信，因此反而帮了中国一个大忙。
本次经济危机人们也应该吸取一个教训，那就是国家必须有一定的储蓄，没有储蓄也就没有抵抗经济危机的能力，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银行没有储蓄，不得不请求中国购买其债券，也就是向中国人民借钱。在希腊，因为没有储蓄，也不得不向国际社会求援，而这些援助都带有非常苛刻的条件，结果造成了国内大规模的抗议，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自己的银行储蓄，何至于落到如此之地步。。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一节本章前言
近年来，由于美国自身政治、经济政策的频频失误，美国学者不仅将美国各种问题的根源赖到中国身上，而且越来越对中国经济政策指手划脚。
而我们国内部分学者也盲目跟风，不加任何思索的照抄、照搬外国的所谓“研究成果”，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力散布，将本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现象、良性趋势，却看作“问题”，就要进行改革或改变。
他们这些主张的理论依据无非是与美国的对比，好像我们的经济结构只要与美国不一样，就是有问题。但他们不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个已经成熟的发达国家且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最大的现实情况。
美国经济其实早就畸形发展，我们在探讨我国的经济结构时，一定要立足我们经济高增长的现状，在中国目前讨论最多的就是中国内需问题、出口问题、投资率问题、储蓄率问题、消费率问题、劳动者收入占GDP的比重等问题，这些问题都是中国宏观经济最核心的问题，最难讲清楚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也是争论最大的问题，也是外国对中国指手画脚最多的问题，而每一个个简单的统计数据背后都隐藏着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只有理清了这些联系，才可以将这些数据分析清楚。
这些问题，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可以参考，因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而同样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快慢也会导致其经济结构不同；资源丰富的国家与资源短缺国家经济结构不一样；内生增长型的经济体和外向型的经济体其经济结构不一样；金融发达的经济体和金融不发达的经济体经济结构不一样；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和不实行福利政策的经济体也不一样，因此在分析这些数据时一定要立足于当前中国的实际。
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解读，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制定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有正确解读了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才可以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也就是中医所讲的“辨证施治”。
而本章就从中国内需不足、中国储蓄率过高、中国投资率过高、中国劳动收入占GDP比重，中国经济高增长等几个最热门的问题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分析。 。。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五大误判之五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经济增长，提高购买力是关键
第六节 中国经济的五大误判之五
中国高增长背后的GDP泡沫
——经济增长，提高购买力是关键
我国经济高速增长60多年，现在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即使与亚洲四小龙比起来也有非常大的差距，我国不能再满足于高增长的虚幻，其实只要我们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我国的经济增长情况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同期情况进行一些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与我们想象的太不一样，就会发现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高
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高还是低，我们一定要选好参照国，我国不能与发达国家进行对比，也不能与那些政治混乱，不注重经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一定要与那些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或是发达国家的高速增长期进行比较，如果我们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高速增长期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
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为7％，但是由于当时农业占比较大，如果单算工业经济增长率，应该在年均10％以上，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年均增长率为，这是以人民币计算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国货币大幅贬值，如果采用美元计算，那么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比这一数据要低的多。
日本的高增长时期是从1955年开始的，日本从1955年到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而神武景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12％以上，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1961年至1970年”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可见日本一直是高速增长。
亚洲四小龙高速增长时的经济增长率在也10％以上，且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的年份非常的多，比如台湾在1964年到1987年的23年高速经济增长期中，有12年经济增长率在10％以上，其中有8年在11％以上。而我国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年份非常的少，即使超过10％，也只是刚刚超过，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并不高。
中国货币购买力一直是负增长
从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我们并不关心CPI是多少，也不关心汇率是多少，我们关心的是自己拥有的货币或存款的购买力。如果价格涨幅超过了工资涨幅、那明显意味着货币购买力变小。如果我要买房子，那货币的购买力显然也要被房地产价格衡量。
在而经济统计中货币购买力的升降，对内以通货膨胀率来衡量，对外则用汇率来衡量，然而这两项数据与普通百姓的感受相差太大。
我们需要放到改革开放30年的大过程里去——从1978年开始。
那个年代有很多代表性的数字，1978年全国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元，年平均工资为615元，如果家庭某个成员达到这个职工工资水平，就可以养活一个家庭。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历年CPI指数，到2009年11月，CPI在这30年零11个月里，累计增幅为倍。按照这个指数，大家目前月平均工资元就应该可以实现1978年元工资的购买力了。但事实是，元还达不到2008年北京市的低保水平（每月390元）。
从某个单一物品的价格对比上，更能说明问题。南方基金高级研究员万晓西做过一项统计，他从《北京志&；#8226；物价志》、《上海价格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