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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师长王丁植带领，20多人在平阳石坪乡登陆。尔后，同年7月，国民党的正规军100多人分两批又攻石坪乡；几乎与石坪乡战斗的同时，另一股70余人从永嘉的清水埠登陆，清水埠与温州市区仅一江之隔，战斗的枪声市区可以清晰地听见；……解放初期，在温州这类事太多了！直至1963年，温州解放十几年之后，国民党“反共挺进军第三十一支队”的两拨人马，还在平阳的大淹湾和永嘉的虎头岩相继登陆——我在温州文化局工作时的两位领导陈又新、沈国洌Щ咕驼獯问录戳恕抖Ｐ∩诒返南范媒薄�
虽然国民党小股武装的侵扰终究成不了气候，每次总是以被击溃或消灭而告终。可是温州人却因此吃大苦头了！温州被定为前线地区。不允许在温州投资大的工程项目，不许在温州建高楼，对于温州的一切工作都要从战备的需要出发……
记得我刚念初中时，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召集我们干部开会，画了一幅温州地图，然后解释说：这三面是山，一边朝海，就是大口袋，敌人一进来，只要把海这边一封锁，就是扎紧了袋口，就可以关门打狗了——此时的“瓯”，又成了捉鳖之瓮。
她讲时热情洋溢，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她没有想到，我们更不知道，为了这“关门打狗”，温州人比别处的人更严密地被控制，每个政治运动温州都要被严格筛选；因为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的失业率更高；温州人的住房更紧张；温州学校的比例也低，温州人更少升学的机会；甚至连温州的干部升迁的机会也更少；温州的一切建设都滞后……温州人真是倒霉透了！
根据权威部门统计，从建国后到1978年的三十年间，国家对温州的投入累计只有5。95亿元，平均每年1983万元。温州有人口七百多万（当然解放初期没有这么多人，但从1953年到1962年十年时间，台州与丽水两个地区的大部分县属温州，所以仍按七百万人来计算），也就是说每年每人能摊到2。83元人民币！换个方式来说明：国家对温州三十年的投资总额，还不及对宁波市1990年一年的投资额，实在太不公平了！
另外，温州的土地总面积是11784平方公里，人口总数是755。8万人。也就是说温州的土地面积占全国的1。1‰，人口约占全国的6‰，人均土地面积只约二亩左右，远远低于全国人均（12亩左右）水平。这个数字还不能说明问题。温州是“七山一水二分田”，而这里的二分田还是个约数，实际耕地面积仅是全市土地面积的百分之十几，也就人均0。33亩左右。再好的气候，再肥沃的土地，再勤劳的人，能产出多少东西来？加之国家极少投资，温州人真是爹不疼娘不爱，“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洞头靠贷款吃饭。”温州人成了向隅而泣的弃儿。
这个饭碗，真不好端！
复杂的“瓯”字情结
世外桃源般的黄金时代在记忆中渐渐远去，留给瓯民的，尽是离乱与困顿。所以，温州人对于这个“瓯”字，带有复杂的情感，简而言之是又爱又恨：爱的是故土，恨的是它的闭塞给人民生活、社会发展带来的困境。
这种情绪表现在日常生活语汇中，温州人一向将这个“瓯”字作为贬义词来使用。比如形容某件事情办得拗手，不顺畅，称为“瓯里瓯兜”；形容某人性格怪异、为人处世不爽直，也叫“瓯里瓯兜”；说某人小里小气，出手不大方，叫作“手瓯里开销”；说这个人衣着邋遢，形貌猥琐是“瓯兜相”；而讨饭用的盛器就叫“瓯兜钵”……
我朋友何纪椿先生是温州人在香港创业比较早，做的产业又比较大的一位老板。他的一家香港公司便叫瓯江实业公司。因为香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瓯”如何念，往往将它读成“甄”字。还有人称用这个“瓯”字不好，“瓦”容易打碎，彩头不好，何先生便将这个“瓯”字改为“欧洲”的“欧”字。“瓯江”便成了“欧江”。后来他与我合作在温州办了个欧江实业公司。温州人都认识这个“瓯”，又以为我们将字写错了。温州只有瓯江，哪里有欧江呢！
也正是这个“瓯”字，给温州人造成一种困境的同时，却也使得温州人形成与别处不同的群体个性，让温州人在中华民族中独树一帜。比如共同在这个“瓯”中生活，温州人容易抱成团，同舟共济，非常团结；这个“瓯”又是开口的，开向浩瀚的大海，故温州人的心胸非常开阔、目光远大，很早便向海外发展。
由于瓯地的特殊性，外敌不断进入抢掠，而中央政府视瓯地与瓯民为弃儿，温州人只能自力抵御，从而造就了温州人好武、强悍的性格，经常能创造以少制多，以弱斗强的英雄业绩；国家不向温州投资，温州人只能自力更生，自找出路，又造就了他们的经商才能，他们不找市长找市场，不看风向看走向；……于是同样一个“瓯”字，却又成就了温州人的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真可谓败也是“瓯”，成也是“瓯”。
奇怪的表彰会
瓯般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少独特的人文现象。古怪的温州话便是其一。常有外地人听我们讲温州话说：你们讲的是什么鸟语！
温州话实在难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温州军分区礼堂召开了一个表彰会。我有幸以媒体记者的身份参加，那时我在编温州解放后第一个通过邮局向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文学青年》。表彰的对像是从老山前线作战归来的战斗英雄。与越南打仗是非常艰苦的，作战的双方太“知已知彼”了——因为过去是“同志加兄弟”，并肩作战几十年。作战风格相同，彼此非常了解对方的战略战术。加上越南人久经沙场，与法国殖民者作战，同美国侵略者作战，并且都是胜利者。由于中越作战的艰苦，也出了不少感人的文学作品，如《高山上的花环》等。我那时正在写作，以为可以挖点好素材。
受表彰的战斗英雄有八九位，个个戴着大红花，笑得一脸灿烂。我认真地听着有关这些英雄光辉业绩的介绍，并飞速地记录着。可记着记着，不禁停了笔，什么冲锋在前，撤退在后，作战英勇，不怕艰苦……之类，具体的事例呢？写报告文学或小说要的是细节，是动人的故事，不要这些套话，看来要在会后进行个别采访了。我请市委办公室的一位秘书朋友帮我安排采访，他却摇了摇头：“恐怕不会同意让你们这些笔杆子采访的。”“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既然让媒体记者参加，总是要进行报道的。他悄悄地在我耳边说：“这是个军事秘密，别到外边说去，他们都是因为会讲温州话而立功的。”
这也算是个奇闻，温州人当然讲温州话，但在部队里应当讲普通话。我本人曾经当过兵，在连队里我们温州兵常常让连长、指导员刮鼻子（批评），说我们碰在一起总叽哩呱啦说什么鸟语。他们怎么会因为讲温州话而受表彰呢？他吞吞吐吐。我又找在分区的熟人，还直接拿着记者证（当时这个证件还是很管用的，不像现在弄滥了）找战斗英雄采访，终于弄懂是怎么回事了。
原来当时作战的主要通讯工具是步话机，上级靠步话机指挥战斗，下级靠步话机请示报告，即所谓：“长江、长江！我是黄河，我是黄河……”之类。但步话机很容易被对方所截听，你讲普通话，敌方也会找会讲普通话的人来听，你讲广东话或广西话（当时战斗主要集中在广西与越南交界），敌人也找懂广东话或广西话的人来听。怎么办？有位指挥员一下子想起他手下的几个温州兵整天叽哩咕噜，说着谁也听不懂的鸟语，对，让他们上！于是步话员全都换成温州兵，这一招还真灵，对方连听到的是哪个地方话还没搞清，就稀里糊涂地吃了败仗。战斗胜利了，温州兵功不可没，个个受到了表彰。只是受表彰的理由不便说，于是便个个“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了。温州话的特殊性由此可见一斑。
“思思、此此、次次四”
这是一个奇怪的小标题，不是温州人是不会懂的。这个小标题的七个字，是我考全国各地的作家、语言学家的一道题目，并且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一位外地的作家或语言学家通过这个考试的。
新编的《温州市志》关于温州方言的概述中有这样一句话：“温州方言种类之多、差异之大，可称全国之最、世界之最。”是否世界之最不得而知，至少在全国范围之内，温州话的难懂是很出名的。
温州话粗粗一算在十数种以上。如苍南、平阳有北港话、蛮话、金乡话；泰顺有罗阳话、蛮讲话、畲客话；乐清有大荆话；洞头有闽南话；永嘉有仙居话、青田话等等。而且其中不少话是无法直接交流的，它们之间的交流不是像山东话与河北话之间的交流，相互能听懂只是口音不同，温州话的这些语种之间大都相互听不懂。
瓯语在温州讲的人最多，估计超过一半。市区、永嘉、瑞安基本上都讲瓯语，平阳、文成、乐清大部分也讲瓯语，外地人指的温州话就是瓯语。我上面说的“思思、此此、次次四”就是这种话。闽语讲的人也不少，平阳、苍南、泰顺、洞头不少人都讲闽语。但泰顺部分人讲的闽语与福建的寿宁县相近，属闽语中的闽东话系统。其他三县人讲的是闽南话，与厦门、台湾的人能顺利交流；苍南有部分人讲蛮话，“蛮”字有蛮横、不讲理、土里土气的意思，含贬义，但这里是个中性词，仅指苍南钱库、舥艚等乡镇讲的一种土话。前面写的温州兵受表彰的事我推测就是讲蛮话。因为当时报的战斗英雄的籍贯都是苍南人。讲蛮话别说是越南人无法破译，就是我们这些地道的温州人都听不懂；蛮讲又是有别于蛮话的另一种土话，泰顺县泗溪、三魁等乡镇人说的；畲客话是居住在温州的畲族人说的语言。温州的少数民族据说有39个之多，但39个少数民族总共也不过温州人口的1％左右。其中畲族最多，有近六万人，分布在泰顺、文成、苍南和平阳等县。畲族是外来客居温州的，所以温州人称之为畲客，畲族妇女称畲客婆，畲族话也就称为畲客话了；温州话中还有泰顺罗阳的泰顺话、乐清北部的大荆话等等等等，套用一句时髦话叫不胜枚举。其实，再说下去便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了。因为我自己都搞不懂温州话，我曾对那位教语言的朋友说过：要能搞懂温州话，那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家。
不过，无论如何“不胜枚举”，金乡话还是一定要“举”的。金乡话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方言岛，只在苍南金乡镇城内（旧金乡卫）使用，说金乡话的大约只有三万人。说起金乡话还是要提到戚继光和戚家军。自元以降，倭寇为患，明初开始猖獗，特别是方国珍、张士诚失败之后，余党逃入海隅，与倭寇勾结，不断搔扰温州沿海，为抗倭患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金乡卫（现苍南金乡）、磐石卫（现乐清磐石）以及宁村、蒲门等千户所，筑卫城和所城，卫所附近建烽堠（烽火台），以传递军事信息。有卫、有所必有人守，招募了不少兵丁，不足部分由义兵来凑，所谓义兵，便是因地方不堪倭患，青壮年自发组织的。但倭患仍然连连，效果似乎不甚理想，直至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由登州卫指挥调浙江任参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