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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38）
“你不走？！”余曼华说，“行，你不走你就不是余家的人，以后被人家欺负死了也不要回来找我们！”
说实话，当时余曼丽是真的想跟余曼华走，但是她又实在不能走。今天是她大喜的日子呀！她跟丈夫已经结婚了，结婚证都已经领了，事实上也“婚”过了，今天的婚礼仅仅是一个仪式而已，摆一摆威风、耍一耍“武汉人”的派头也就够了，何必真要闹得不可收场呢？
余曼丽到底是工作多年的人，虽然当时从感情上认为姐姐这是为她好，但是她还是识大体的，所以最后仍然坚持没有跟着余曼华回去。
妹妹没有跟着她回去，这让余曼华觉得更加无地自容，于是振臂一挥，“我们走！”结果，娘家来的人全部走了。不但人走了，连娘家的陪嫁也带走了，包括一台电视机和一对高脚痰盂。那时候作兴用高脚痰盂，那时候的高脚痰盂也不是真的用来吐痰的，而是用来小便的，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抽水马桶，与性事有关。姐姐余曼华这时候把一对高脚痰盂拿走，不知道是打算不让妹妹从事性活动还是打算拿回去让她自己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如此，两家人算是结了仇。前夫对余曼丽还可以，毕竟，一切丈夫对漂亮的老婆都是还可以的，那些得不到丈夫恩爱的女人，基本上都不是很漂亮的，像余曼丽这样漂亮的女人，任何男人都不会对她太差。但是，前夫给余曼丽定了一个规矩：不准再跟娘家人来往，特别是不能再跟那个二百五的姐姐来往。
事有凑巧，此后不久，武汉有单位来监利农场招工，对象当然是武汉上山下乡来的知识青年，但农场有本位主义思想，说不管是武汉上山下乡来的知青，还是农场本地的知青，当一视同仁，享受同等待遇，否则，所有的知青一个也别想调走。不知道是农场方面说的有道理，还是武汉的招工办斗不过监利的地头蛇，反正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每上调两个武汉上山下乡知青，就搭配一个农场本地知青，如此，余曼华就被“搭配”到了武汉，成了真正的武汉人。这一下。余曼华扬眉吐气了，不仅在自己家里扬眉吐气，而且还跑到妹妹家来扬眉吐气，仿佛是特意来证明自己确实是武汉人似的。如果余曼华来妹妹家仅仅是玩玩，前夫可能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认了，毕竟，哪有真的不让亲姐妹来往的道理呢。但是，这个余曼华显然不光是玩玩，而是不断地教唆妹妹怎样制服丈夫。当时余曼丽就觉得奇怪，姐姐自己还没有结婚，怎么会有这么多制服丈夫的锦囊妙计呢？最后，不但姐姐一直没有嫁出去，而且妹妹的丈夫也成了前夫。
离婚之后，余曼丽也交往过一些男朋友，但每次交往她姐姐都要积极参与，理由是帮妹妹把关。后来这样的经历多了，余曼丽也就发现了其中的规律：如果余曼丽交往的男朋友条件不好，姐姐就坚决反对，而且常常是反对有效，因为反对的理由充分；如果是条件蛮好，则姐姐马上找对方谈话，内容是说她自己，说她自己多好多好，好到还是一个未婚的姑娘，而妹妹肯定不如她，因为妹妹是离婚的等等。当然，姐姐还是有分寸的，只说自己是未婚的姑娘，并没有强调自己是处女，不知道是谦虚还是确实已经不是处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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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39）
最先余曼丽交往的男朋友向她反应这个问题的时候，余曼丽还不相信，想着不管怎么说余曼华是我的姐姐，姐姐是总是为我好的。后来这样的反应多了，并且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小妹妹的身上了，余曼丽才不得不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这之后，就正好认识了吴晓春，所以后来余曼丽常常想，一切都像是苍天安排好的。
认识吴晓春之前，余曼丽曾经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二次终身绝对不能托付给娱乐城的客人。
余曼丽承认，娱乐城的客人不是有钱就是有权，其实有钱就等于有权，有权也就等于有钱，钱和权是亲戚，而且是近亲，所以大多数有点姿色的女人在选择二次婚姻的时候，比她们第一次婚姻的时候考虑得要成熟，成熟的标志是她们的择偶标准主要不是看男人的外貌，甚至不是看男人的激情，而是看条件。所谓“条件”，当然不是指身高长相这样的硬条件，甚至也不是激情和学历这样的软条件，而仅仅是指看经济条件，比如看对方是不是有权或者是有钱。余曼丽现在也是二婚，也比当初考虑问题成熟，成熟到不会一感动或者一冲动就嫁给某个人，成熟到不会再坚信“姐姐总是为我好的”。但是，余曼丽有自己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坚决不会在娱乐城的客人中选择。余曼丽自己就相对有权，也相对有钱，所以她不缺这两样东西，因此也就不稀罕这些东西。更为重要的，是余曼丽对娱乐城的这些客人太了解了。
通过这些年在娱乐城当总经理的实践，余曼丽发现娱乐城是最容易暴露人性丑恶面的场所。这一点余曼丽知道，但是客人不知道。客人还以为娱乐城是个最可以放松的场所，所以他们来娱乐城潇洒常常被说成是来“放松放松”，不但口袋放松，荷尔蒙控制系统放松，而且思想上也放松。但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娱乐城所说的每一句话，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可能被小姐们到处传播。不但可以横向传播，而且可以纵向传播。所谓横向传播，就是小姐与小姐之间互相传播，所谓纵向传播，就是小姐向“妈咪”传播，“妈咪”再向娱乐城经理或总经理传播。纵向传播的多了，余曼丽对这些客人就了解了，于是，余曼丽就得出了结论：大多数客人不但色，而且贪。
有一段时间，余曼丽还奇怪抓反*的人为什么不到娱乐城来搞调查，如果他们来娱乐城调查，把小姐们集中起来，分别谈话，一定能查出许多问题来。比如上次一个国营企业的老总对小姐说，他从来都不贪污，但可以做担保，给一些私人企业做担保，这些私人企业通过他们这个国营企业的担保而从银行贷款之后，其中的一部分就拿来“孝敬”他个人，然后那个私人企业就从此消失了，如此，他的钱来得就很安全，帐面上查不出任何问题，即使将来出了问题，比如到期之后那个私人企业没有向银行还钱，按照程序，正式的起诉也是逾期半年之后的事情，而且诉讼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等这个过程结束了，追究到他这个担保单位身上的时候，还可以赖，还可以拖，七拖八赖连头带尾就是好几年了，等到实在拖不过去了，法院一定要强制执行担保单位的连带责任的时候，他这个国营企业自己也差不多了，到那个时候，由于他们是国营单位，由于涉及到破产下岗等一系列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让他们来承担这个连带责任还难说，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一定要他们企业承担连带责任，那也是国家的钱，与他个人没有多大关系。至于他个人的责任，由于查无对证，他最多只能属于领导责任，而“领导责任”常常就是“没有责任”，起码不能与贪污受贿相提并论，最还的结果是就地免职，自己出去开公司，反正这时候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了。
《上市公司》二（40）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余曼丽有时候甚至想，如果有朝一日调她去检查机关，保证一查一个准。可惜，这只是想想而已，并没有人调她去检查机关。怎么会调一个娱乐城的总经理去检查机关呢？如果调一个娱乐城总经理去当检查官，那么，这种调动行为本身就要被检查。
尽管不可能自己去当检查官，但是正义感还没有丧失，所以，余曼丽对来娱乐城消费的这些客人并没有好印象，觉得他们虽然不是有权就是有钱，但同时他们也不是“贪”就是“色”，余曼丽是绝对不会找一个“贪”或“色”的男人做老公的。因此，她是不会在客人中选择对象的。但是，凡事都有例外，在余曼丽认识吴晓春之后，就发生了这种例外。
吴晓春由于被别人拍马屁和拍别人马屁的次数比较多，所以成了恺撒世界的常客，跟娱乐城的人也就慢慢熟悉。刚开始是跟小姐熟悉，后来是跟“妈咪”熟悉，最后就跟总经理余曼丽熟悉了。这种熟悉最先只是停留在表面层次的，就是见面的时候点个头，笑一下，算是打了一个招呼而已，最多就是碰上吴晓春拍别人马屁的时候，并且正好赶上那天吴晓春跟余曼丽打了招呼，那么在买单的时候，余曼丽主动给吴晓春打一个折而已。这里所以要强调“主动”，是因为吴晓春从来都不会要求娱乐城为他打折。别人拍他马屁的时候，他当然不会要求娱乐城打折，他拍别人马屁的时候，更不会要求打折，如果要求打折，不是很没有面子嘛。当然，对于余曼丽主动打折的举动，吴晓春还是持欢迎态度的。娱乐城老总主动给客人打折，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客人省钱，而是给客人面子，吴晓春不在乎这点小钱，但却在乎自己的面子。
说吴晓春为了自己的面子还不公平，他考虑更多的是公司的面子，或者说是在乎他们上市公司的面子。吴晓春在上市公司总部担任投资部经理的时候就知道这种“面子”。吴晓春那时候经常出差，每次出差都必须住三星级以上的宾馆，这是公司的规定。公司做出这样的规定，首先是因为当时从股市上圈钱太容易了，容易到不花白不花的程度，其次也是顾及上市公司的面子。按照黄鑫龙当时的解释，顾及上市公司的面子就是顾及股民的面子，既然我们是为股民打工的，那么就必须顾及股民的面子，我们自己可以不要面子，但是上市公司不能不要面子，广大的股民不能不要面子。吴晓春当时就懂了，大把地花股民的钱就是给股民面子。可见，面子比钱重要，特别是广大股民，他们可能更在乎面子，而不在乎投资收益。
余曼丽与吴晓春熟悉了之后，就经常听见一些关于吴晓春的传说。这些传说余曼丽以前也就听说了，只是当时没有注意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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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二（41）
从这些传说余曼丽知道，吴晓春是深圳一家大的上市公司在武汉的老板，并且这个老板还是一个硕士，另外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说。传说中精彩的，当然还是关于小姐试探吴晓春是不是“太监”故事。
故事说由于吴晓春看上去比较有学问，也比较干净，又是大老板，所以小姐们都希望能坐他的台，并且坐过了之后还要相互交流，以便让其他姐妹们来分享一下其中的喜悦，交流多了她们才发现：这个表面上男子汉味很重的吴老板很可能是“太监”，因为他从来都不带小姐出钟。就是在娱乐城里面活动的时候，也规规矩矩的。这种传说多了，就必然引起一部分小姐的好奇，甚至于小姐们为此还分成了两派，一派坚持认为吴晓春确实是“太监”，理由是：根据她们的实践经验，没有猫子不沾腥的，男人见到女人不动心就是“太监”。另一派则持相反的观点，她们认为，这个吴老板一看就是有学问的人，与那些土老板当然不一样，土老板们可能认为既然花了钱，不玩白不玩，所以一定要玩，而像吴老板这样知识分子出身的老板，可能并不认为与小姐做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