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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先吃饭。就在路边买了份盒饭。一边像老母鸡护小鸡一样护着自己的行李，一边吃饭。边吃边想。等盒饭吃完了，我也想好了。想着既然火车上那位仁兄都算好了我在关键时刻有贵人相助，不如就再试一下。
那天在来的火车上，我并没有睡好。刚刚开始迷糊，就被一阵叫卖声吵醒。
“哎，看了看了，请看一个宾馆女服务员的自白。”
我一听就知道是骗人的。上次出差，好像也是这个人，或者是一个与他差不多的人，也是这样喊：“哎，看了看了，看江青为什么自杀，看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我当时抵不住诱惑，买了一本，但从头看到尾，也没看到陈冲为什么一定要嫁给黑人，退杂志是不可能的，火车早跑几百里了。
“骗人的。”对铺的汉子说。
我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位同志你是工程师吧？”汉子继续说。
我本来并不打算和汉子多说话的，但是听对方这么一说，不免有些好奇。心想，他怎么一口就说我是工程师呢？而不说我是军人或警察？其实从外表上看，我更像军人或警察。
我没戴眼镜，一点没有知识分子的外在特征，想当年找对象时，就因为自己一点不像知识分子，还被一个崇拜陈景润的女孩当面拒绝过。我清楚地记得，女孩忿忿不平地对介绍人说：“哼！还说是知识分子呢，别骗我了，你以为我傻？他要是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戴眼镜？”
我今天仍然没有戴眼镜，这位仁兄为什么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工程师，并且不说我是医生或教师呢？神了。
“何以见得？”我问。
“跑得多了，看人总有个*不离十。”中年汉子很自信。
“那你能不能再看具体点？”我的好奇新被调动起来。
中年汉子认认真真地打量了一下我，说：“你应该是研究所的。”
我心里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会看相，因为我确实是设计院的，并且我们设计院为了紧跟形势，去年已经正式由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院更名为冶金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虽然只加了两个字，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听起来大多了，尤其是现在，这位中年汉子说我是研究所的，与研究院几乎就没有什么差别了。再仔细一想，应该说中年汉子说的完全正确，我确实是研究所的。以前我们是设计院情报室，自从设计院改成设计研究院之后，情报室也水涨船高，从室升格为所，所以，我现在的完整身份应该是设计研究院情报研究所的工程师，一点没错！
“你真会看相？”我问。态度也明显变地友好起来。
中年汉子笑了，没说会，也没说不会。
“能不能替我看看？”我进一步要求道。其实我是不信这些东西的，但人在面临一个重大决策时往往会宁可信一点，就当是参考一下吧，况且这位老兄能看得这么准。
“你要看什么呢？”汉子问。
“看看我这次出去运气怎么样？”我实话实说，就像是当时的病人对当时的医生。
中年汉子又认认真真看了看我，再让我伸出左手里外翻看了半天。中年汉子在这样做的时候，就引起上面几个铺位的旅客们的好奇，这些人完全放下自己正在做的一切，纷纷用身体或眼神向中年汉子靠过来。中年汉子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因此也就更加卖力起来，仿佛正在做一项伟大的测试，而我就是实验品，但我是完全志愿的，没人强迫。
“你这次旅途很长啊。”中年汉子说。
“是，是，是很长。”我说。不完全是配合中年汉子，而是确实预感到这次旅行道路漫长。
“你运气不错，”中年汉子说，“每每在关键时刻总有贵人相助。”
“对，对，对。”我说。
“贵人相助”这句话我是听过的。前几年看过一个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中就有这句话。从我已经走过的这些年来看，确实是每每在关键时刻确实有人帮我。就说这次南下吧，我人还没动，那边至少已经有两条半路子在等我了。除了前面说过的章一民和郑康平之外，另外的半条就是蒋大哥。虽说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并不可靠，但算作半条路是可以的，关键时刻好过没有。
“但是你此次旅行如果单纯是为了求财我劝你别抱太大希望。”中年汉子给我泼了一瓢凉水。
“为什么？”我有点急了。
也由不得我不急，不是为了钱我离开设计院干什么？说实话，我想着来深圳的直接原因就是为了钱。前面说了，我在马鞍山钢铁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仅我在设计院工作，我老婆也在设计院工作，夫妻俩一个单位，我在情报所，老婆在自控所。包括复用二底图在内，老婆一年差不多出三百张甲A图纸，相当能战斗了。而我当时已经是“高产作家”。情报室规定每人每年的编写或翻译量为六万字，我实打实要完成几十万字。就这样，夫妻俩合起来还是“二百五”，我每月工资125元，老婆也是，加起来正好250。“二百五”在我们那里是骂人的话，不吉利，但如果是我一个人能拿这个不吉利数，我就不会这么急着“下海”了。
作者自传4
当时我那个小家庭是四个人生活。除了夫妻二人外，还有儿子和保姆。保姆除了吃喝穿用外，每月还要领工资。刚开始是45，后来涨到50，当时对我来说是笔不小的开销。穷则思变，首先想到的是“靠文吃文”，投稿，几乎每月都有一两篇文稿见刊，至今我的家中还保留几十本《钢铁》、《耐火材料》、《工业炉》及安徽、江苏、湖南等省的某某冶金杂志，上面都有我的“大作”。后来觉得投稿不过瘾了，干脆写书，日以继夜地干了3个月，每天7页稿纸，我写老婆抄，用标准的绘图仿宋体抄7页，老婆也不比我轻松多少。拿到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银行汇过来的2000多元稿费，我们夫妻二人加上儿子和保姆，将钱摊了满满一地，充分享受一把电影“百万英磅”中亨利亚当的喜悦。但这种事不是常有的，要想彻底改变经济状况，惟有“下海”。
“不过你也不用担心，你是马命，总是要跑的，不跑反而会把你憋死，迟跑不如早跑。”中年汉子说。
听了这最后一番话，我如坠入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发现几乎所有看相的算命的都这样，一是从来都不把话说死，总是留有余地；二是同一番话能有多种解释。现在想想，看相算命的其实和当前的股评人士差不多，怎么听都有道理，什么结果他都不算错。但那时候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反正是决心已下，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直往前走吧，走一步算一步，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我现在的“路”就是蒋大哥这半条路。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蒋大哥打过去一个电话。想着反正已经被拒绝两次了，再多一次也无所谓。我暗示自己相信那个中年汉子的话，关键时刻总会有贵人帮我的，祈祷着奇迹发生，祈祷蒋大哥不要像章一民和郑康平那样不加掩饰地一口拒绝我。
谢天谢地，蒋大哥还真接了我的电话。说：我太忙了，没办法过来接你，你自己坐几路几路中巴，到什么什么地方下车，来永安商场找我。
蒋大哥的态度大大超出我的预期。我简直就是喜不自禁，马上拖上行李，按蒋大哥指定的路线挤上中巴，走了很远很远，颠簸了很长很长时间，才到了位于蛇口太子路的永安商场。
那时候深南大道正在修建，行车特慢，南油大道根本没有，中巴在南头里面七弯八拐，头都转晕了，从罗湖到蛇口足足花了两个半小时。当我找到他的蒋大哥时，已经五点多。蒋大哥当时正在指挥装车，听见我喊他，马上过来打招呼，并且掏出大哥大指示老婆晚上加两个菜，说有客人。那一刻我差点就流出眼泪，像老电影里失散多年的红军终于重新找到了党的感觉。
晚上虽然只能睡地铺，但感觉特温暖，起码比住旅馆温暖。我将从郑康平那里要回来的礼品送给蒋大哥，并且向蒋大哥申请用一下电话，跟老婆报了个平安。
第二天蒋大哥照例要上班，他给我找了辆自行车，说：你自己骑车转转，找工作的事急不得。
我比蒋大哥想象的要顺利，当天上午就找到了工作。
那天我从蒋大哥家出来，骑了自行车没走多远就碰到一家工厂，对看门的说找工作，他说我找错了，是那边的恒基实业招聘工程师。我按他指的方向沿南山脚下从东向西走一百米。对骑车的我来说，也就是上车下车两个动作。
接待我的是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干部，胸前戴了个工牌，上面写着“副经理”。我亮出随身带来的一大堆红色证书，对方面露喜色，说：你等一下。转身闪进去了。
副经理领我来见老板时，他正在埋头看我那一大堆证书。说来好笑，那一堆证书中的绝大多数是各种论文的获奖证书，诸如“优秀论文奖”之类，没想到今天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
那时候还没听说过做假证的事，这一大堆的论文、著作、学历证明、获奖证书着实让香港老板赖春泉先生大开眼界，他确信发现了真正的人才。赖老板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这么有成就干吗还要到我这里来？我当然不能说是生活所迫，觉得那样说怪丢人的，于是说：在我们那里，谁干得好谁麻烦就多。赖老板好像很同意我的观点，非常认同地点点头，然后用我听不懂的话对那个乡村教师模样的副经理说了一串什么。副经理将桌子上那一大堆证书收在一起，抱在手里把我领进一间看上去像老板办公室的房间，安排我在沙发上坐下，把那些证书还给我，说：你等一下，老板还要找你谈谈。直到这时，我才发现副经理也是会笑的。
我在傻等着，但感觉自己已经被录用了，否则还要找我谈什么，干脆打发走算了。
过了一会儿，赖老板进来了。他是一阵风似地进来的，脸上笑嘻嘻的，整个神态与刚才判若两人。他一边走进来一边笑嘻嘻地与我打招呼，仿佛是对老朋友。他用带有浓重方言的“普通话”喊我：灯辣阿。我知道他这是友好的表示，但我不知该怎样答话，只好欠身点头加傻笑。这时候他已经坐到他的大班台上，用更加标准一点的普通话一边招手一边对我说：来来来，上来坐。我就从沙发上彻底站起来，坐到他对面的围椅上。围椅显然是专门留给接受老板谈话的人坐的，而且只有一张，看来老板喜欢找人单独谈话。单独被领导或上司召见谈话的经历我还是有的，所以并不怯场，只是心里告戒自己：注意，言多必失！但赖老板并没有给我失言的机会，他只是告诉我：人工你不用操心，你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人工是我考虑的事。另外，不好意思，你必须与工人一起吃，所以伙食相当差，不知你能不能受得了。没等我回答，他又说：你先吃了再说，等以后你们北方人多了，公司再统一解决。
我没说话，还是在傻笑。说实话，他虽然用了比较标准的普通话，但我还是好多地方听不懂，比如“人工”，再比如为什么说我是“北方人”，但此时我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伙食到底差到什么程度。难道比我当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