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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杰开出的价码是诱人的，这使欧阳成第一次意识到了自己的价值。以前，自己的价值也得到过承认，但那是和何家全、孙洋一起体现出来的，只有这次是单独确认他欧阳成的价值。
欧阳成心里十分矛盾，如果自己留下来不走，等于是背叛了朋友；但如果拒绝余世杰等于是拒绝了财富，当年他们弃学不读到广东打工，不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赚更多的钱吗？何况，市场险恶，新的公司一切都是未可知之数。单在鹿港，余世杰就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战胜的对手。
余世杰看出了欧阳成的犹豫。
他随手递过去一个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五十万元的活期存单和一台ＶＯＬＶＯ Ｓ８０轿车的钥匙：
“这是你第一年的薪水和工作用车的钥匙。汽车已经以你的名义上了户。希望你能吃个定心丸。”
有生以来，欧阳成从未遇到过这么强大的物质攻势。
他终于土崩瓦解了。
回到厂里，他就把新开发出来的所有移 动电话资料加了密，并拷贝了一份到自己私人的移 动硬盘上。
余世杰密切注视着何家全的一举一动，何家全三人要密谋出走的消息，曾使他为之一惊，这等于把天讯电子公司给掏空了。
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
他仔细分析了这三个人的情况，只有欧阳成是个突破口。
掌握了欧阳成这个秘密武器。余世杰决定主动出击，他不想等何家全把一切准备好全身而退。
何家全的确还没有准备好。
但余世杰不想再拖下去，给他们以喘息的机会。
余老板单独召见了何家全，并向他下了语意含混的逐客令：
“鸟儿大了总要离巢，孩子大了总要离家。但天讯始终是你们的老家，只要你们愿意，随时可以回来。”
何家全知道，这最后一句话只是说说而已。
他何家全不可能再回来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河流。
姜是老的辣（1）
新公司开张，何家全出师不利。
当何家全和余老板摊完牌后的第一件事，是找来孙洋和欧阳成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办。
欧阳成嗫嚅了好半天才吐出几个字：
“我想留下来。”
欧阳成的中途退出，使何家全顿遭壮士断臂般的打击，最重要的是对大家的士气影响很大，开发部的好几位骨干，原来说好要走大家一起走，现在纷纷改变了主意。
何家全为新公司取名为“贝铃电子工业公司”，贝铃是由英文（ＢＥＬＬＩＮＧ）音译而来，中文含义也简洁而有意义。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都与美国贝尔电话公司有相似之处。美国人贝尔（ＢＥＬＬ）发明了电话，而英文ＢＥＬＬ（贝尔）本身就是铃声的意思。贝尔公司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电话公司，贝尔试验室也培养了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何家全为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贝铃，可谓用心良苦。
何家全希望自己的公司有朝一日也能和国际知名的大企业一样，拥有世界性的品牌，跨国经营。
何家全和孙洋的出走，对天讯公司来说有伤筋动骨之痛。在商界引起巨大反响，天讯的各级经销商纷纷跑来鹿港探听消息。
何家全要大家“股照炒，舞照跳，马照跑，生意照做”。天讯的经销商还是天讯的经销商，钱不能不赚。只是关键的时候，希望大家拉兄弟一把，对贝铃公司的产品帮着推一下。
话说得很明显，希望借助天讯现有的网络能把贝铃的产品卖开。
这显然违背了何家全确立的全面代理制的唯一性原则。但话又说回来，既然游戏规则是人定的，当然也可以修改。
更何况大家都是跟着何家全打出的这一片天下，是何家全让他们发了大财，这个忙怎么也得帮。
贝铃牌手机很快研制出来了，这时，何家全才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国家对手机采取的是严格限制的政策，民营企业很难拿到生产牌照。贝铃生出了孩子，却上不了户口。何家全只好动用一切关系去向有手机生产牌照的企业买出生证，一部手机一个电子串号，每个电子串号最贵的要好几百元。
虽然借助天讯公司现成的行销网络，一夜之间贝铃的产品铺遍了全国各地。
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几乎是在同时，天讯的国产手机也问世了。不知道余世杰用了什么办法，居然把天讯手机列入了信息产业部的国家目录。
何家全让各级经销商故伎重演，故意把贝铃和天讯混为一谈，让终端售货员告诉消费者，贝铃就是天讯公司的最新产品，天讯的老总现在就是贝铃的老总。
但消费者这些年越来越聪明了，他们对品牌已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他们要选名牌。而天讯的品牌优势是贝铃所无法相比的。贝铃的手机大量积压在各级经销商手里卖不出去，天讯的手机卖得红红火火。
何家全拆开天讯手机一看，构造、性能和贝铃的手机一模一样。
一胎生两子，是欧阳成放的水。
“这个该死的叛徒。”何家全在心里骂了一句。
焦头烂额的何家全找来孙洋问计。
“降价。”孙洋说得很干脆。“价格是促销最灵敏的杠杆。只有大幅度降价才能起死回生。”
“我们的产品在性能上和天讯一模一样，但由于牌照费的关系，天讯手机成本比我们便宜很多。我们现在几乎是无钱可赚。再降价等于亏本销售，我们会很快破产。我只有一个可以再降低成本的办法，不知你敢不敢用。”
“你说来听听。”
“办法是有。只能在税上面动脑筋。我们是一家加工制造企业，要按销售额来纳税，税赋很高。但国家实行的是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对加工企业来说，凡是提供零配件的上一个环节纳过税的就可以抵扣。如果我们证明我们装配学生电脑的所有原件都是采购的而不是自我加工的，而供应商在上一个环节已经交了税，我们就不用重复交税了，而只按我们加工后使产品增值的部分纳税即可。至于抵扣多少税，完全以增值税发票为凭。只要能开来增值税发票，我们现在缴纳的税大部分可以省下来。我们的成本会比天讯低得多。在我们老家，很多人专门注册企业做帮人代开增值税发票的生意，手续费很便宜。我可以联络到这些人，但要冒很大风险。”
“自古华山一条路，这风险冒也得冒，不冒也得冒。”何家全决定铤而走险。
很快，有人源源不断为贝铃开来了购买电子元件的增值税发票。
发票送交财务冲账时，孙洋专门要何家全在每一张发票背面都签了名。
何家全迅速以低价在全国市场抛售贝铃手机，杀得天讯措手不及。
贝铃总算转危为安站稳了脚跟。
但贝铃的路仍然走得磕磕绊绊。
什么能够赚钱，贝铃就生产什么。从出口俄罗斯的收音机，到少男少女衷情一时的跳舞毯……
“先生存，后发展”成为何家全的口头禅。
在这不规范的生意环境中，生意人面临的挑战太多了。在天讯打工时，何家全一心要建立的现代化企业制度，早就被他抛到了脑后。
商场如战场，需要的是当机立断。
任何犹豫和拖延都会贻误战机，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讨论来讨论去，议而不决等于把机会送给竞争对手。
姜是老的辣（2）
何家全渐渐养成了敢于拍板、雷厉风行的性格，比起余世杰在天讯的行事有过之而无不及。
民主虽好，但要广泛听取意见，往往意味着拖延、妥协、低效。
专制虽然为人诟病，可却能快刀斩乱麻，创造高效率。
战争让民主走开，需要的是集权；商战有时候比战争更激烈，同样也容不得民主。
何家全常常这样给自己解嘲。
人总是贪大求全，何家全也很快把贝铃电子工业公司升格为贝铃集团，名片上的头衔也由总经理变成了总裁。
但在贝铃集团的发展战略上，两位股东何家全和孙洋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何家全一直对通讯产品情有独钟，他要追逐世界上最先进的无限通讯技术，从２．５Ｇ到３Ｇ……何家全认为未来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人与人之间的空间距离越来越大，他们会到处迁徙，甚至移民月球、火星；但人和人的社会距离却越来越小，他们虽相隔万里，却能随时双向沟通。古人约会要三年之期，今人联络却随呼随应。而实现“天涯若比邻”依靠的是现代通讯产品。从人工交换电话到程控电话再到移 动电话、可视电话、国际互联网，每一次的创新都会使社会和人类生活发生巨变。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通讯产品市场，过去欧洲列强想通过战争瓜分中国，日本人想通过战争独占中国，而今它们正在用“洋品牌”在中国重新划定势力范围。贝铃应该有更大的作为，为发展民族通讯产业做贡献。
孙洋没有这么远大的抱负，他认为企业家的使命不在于为社会提供科技最先进的产品；消费者需要的永远是便宜。孙洋对“小灵通”情有独钟，他主张与其和国际巨头在手机市场厮杀，不如把所有的精力和资金放在“小灵通”的研发和生产上。
何家全则对“小灵通”不屑一顾，认为那是注定要淘汰的夕阳产品。
何家全和孙洋谁也说服不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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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榜样（1）
这一年的冬天，美国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首次访问北京。
据说，比尔·盖茨曾经问他的财务总监，如果地上有一万美元，自己应不应该弯腰去捡。财务总监告诉他，虽然商人的天职就是赚钱，但与其您弯腰捡钱还不如给我签个字，您一眨眼工夫所赚的钱都比一万美元多。
比尔·盖茨这位当时财产已超过五百亿美元的世界首富，看上去像个有点腼腆的大男孩。他的出场在人民大会堂这种庄严肃穆的地方都引起了不小的骚动，身材魁梧的保镖拼命拨开人群，几十台摄像机前追后堵，人们对比尔·盖茨的关注绝不亚于对一位国家元首的关注。
的确，他的身价已超过了很多国家的外汇储备，比当年巴基斯坦的ＧＤＰ总和还要多，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
与贝铃合作密切的荷兰飞利浦公司和日本索尼公司同时给何家全和孙洋发来了请柬，邀请他们作为嘉宾出席比尔·盖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演讲。
何家全和孙洋所谓的嘉宾身份，不过是胸前佩了个红布条，座位比较靠前一点，连和比尔·盖茨握个手的机会都没有。
想到为了能够见比尔·盖茨一面，谈上十分钟，飞利浦的总裁和索尼的总裁都要亲自飞来北京，何家全和孙洋也就释然了。
演讲开始前，专门留出五分钟让台下的记者拍照，闪光灯亮成一片，耀如白昼。
在盖茨演讲的过程中，任何人不许拍照，大会主持人仿佛宣布纪律一样宣布这条规定：“为了不分散盖茨先生的注意力，希望大家不要在他演讲过程中拍照。”
“拍照也能分散演讲的注意力？”
孙洋向何家全挤挤眼睛。
“这就是财富的力量。”
何家全笑着回答。
“唉，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
孙洋一副小巫见大巫的样子。
盖茨的演讲富于逻辑性，非常严密。他的一个观点引起了何家全很大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