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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酪惨阑丶摇�
想起他的妻儿父母，他的眼里闪动着泪花。
我问道：当初贩毒时有没有想到这一点，你算算号子里被关的人，百分之七十是因为毒品而犯罪的，这对社会的危害有多大。
他半响不说话，隔会儿才自言自语地说：我本人不吸毒，我想这也是生意，我还说就做最后一次。
我问他为何还要在监狱里锻炼身体。他说，自己是个外乡人，练练拳脚不易受本地人欺。还有，现在改判有了一丝希望，为了这一丝希望，自己也要保养好身体。
为了金钱，他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真要剥夺他的生命时，他又愿舍去除了生命外的一切。人啊，为什么总要在临死前才会有所觉悟，才会想到重新安排自己的一生，而当他确实再有第二次生命时，会不会又重蹈覆辙。
身居逆境，使人清醒、冷静，有时间思考过去，吸取失败的教训。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还是默默地为他祈祷，希望他能得到改判。
阿灿一审已判死刑，一审到二审相隔三个月，在这期限内尚无立功表现，将要维持原判。因此，对阿灿来说时间是不多了。况且，他现被关押，要提供有价值的线索，只有靠家里。
他曾把和自己做过毒品生意的人仔细过滤一遍，没有理出有价值线索，好容易找出一个，虽然属实，但属无重大立功表现，法院不予支持。因为抓毒品犯罪与抓其他犯罪不同，由于毒品判得重，不是人赃俱获，是难得定罪的。仅仅是有线索还不够，要达到人赃俱获，只能采起引诱犯罪的办法。
阿灿的妻子为阿灿的事跑断了双腿。她找到了省法院，并通过关系找到了办案的人。问：怎样才能得到改判，怎样才能从死刑改为死缓。她的这个问话，就是明着说，我可以花钱，花多少不再乎，只要人不死。
办案的人摇摇头，这个操作太难了，不是说二十万三十万就能摆平的事，也不是法院一家就能办妥的。阿灿是云南人，跨地区办案是很难办的，况且阿灿贩毒的数量不是一百克，两百克，而是近两千克，一百克的毒犯个个枪毙，更不要说是两千克的。如果在一审阶段还好办些，现在到了二审，案情全部公开了，大家都知道了，都在盯着这个案子，你说怎么办。所以说，这不是几十万能摆平的事，操作起来太难了。
难道一点余地都没有？再是艰难，总有间隙可钻。
后来，办案人员告诉她一条唯一的途径：
必须抓一个人来作替死鬼，这个人贩毒在100克以上，这个线索必须说是阿灿提供的。
这个案子必须是三家联办，即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少了那家都不行。公安局到云南抓人，检察院不能抗诉，法院改判。所以说，要走的关系不仅是法院一家，还有检察院，公安局。
重点是公安局。
阿灿的老婆真是神通广大，不仅把公检法三家摆平，还以购买毒品为诱饵套住云南的一个大毒枭，并将毒品交易的线索告诉给阿灿，阿灿报给看守所。公安局派了几个人到云南，将贩毒的人抓获，再将阿灿的立功一事由公安局报给了高院。
阿灿的老婆是怎样走的关系，花了多少钱，阿灿没有告诉我，一句话，他老婆把事情办妥了。有一句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那么，什么才是万能的呢？没有！如果说金钱不是万能的，至少，金钱是9999能的。
一个女人，竟能将公安调到云南，使检察院不出声，让法院在死缓判决书上画押，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万能的金钱！
阿灿总算有希望了。只要有希望，在什么环境下都是有意义的，都会充满信念，那怕这种希望是虚拟的，或者根本不存在。
希望支持着精神，精神支撑着身体，身体维持着生命，只要希望破灭，精神随之而垮，这种人，只能称为行尸走肉。人最大的希望是生的希望，只有被剥夺生的权利的人才更懂得生命。
在阿灿的脑中，只有两个字，求生。只要改判，无论熬几十年都要熬过去，他不仅是为自己熬，他要为妻子熬，因为妻子等着他，她在受着各种的煎熬。他要为儿子熬，儿子应该有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们都在等着重新团聚的一天，那怕这一天的到来要比推翻一个旧世界的时间还要漫长。
从云南被抓获的那个替死鬼叫陈欣材，不久也被判处死刑，也被关在云岩区看守所。。 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是男人，流泪时让泪水象瀑布一样痛快洒落，没有声音，不去擦试（1）
每天晚上，岛上的人都会享受着警卫的伺候——按摩。
这些按摩手法虽然并不到位，但是做得极为卖力，一场下来，也要三四十分钟，警卫也是一身大汗。
别以为这是对下人的奴役，从警卫的角度来说，他们巴不得能有这样的职业，甚至引以为荣。这和厅长局长围着市长转是一个道理，除了成天与领导在一起有面子外，他们还有烟吸，有剩菜吃，至少，他们用不着象花子一样整天左手搭右手蹲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他们很忠于职守，工作做得很好。
每到这个时候，干部管理得最松散。劳动号以各种各样的名义，走上巡风道，或是与女号的犯人聊天，或是为号子递鸽子，或是去找烟，有的甚至去做生意，包括卖海洛英。
这时，一个低沉的声音从巡风口传来：
阿灿，有什么事没有？
这人戴着眼镜，方正的脸，看上去很斯文。听阿灿介绍，这人是看守所的大拐，所有犯人都得听他的。他犯的是盗窃，判了三年，接判后就留在看守所劳动，现在还有一年的刑期。他叫廖应龙。
廖应龙在看守所主要是买菜，为住院部买菜，为干部买菜，私下为号子里的犯人买菜。廖应龙的这个“工作”是最大的肥缺，就是为人买菜，一天都要净挣上百元，比狱典的工资要高出二倍。托他买菜，给一百元，最多只能得到四十元的菜，剩下的六十元就落入他的腰包。当然，这些钱并不是他一个人吃，他也要打点，也要为人，尤其要搞好所长的关系。我们明知是高价菜，也还得找他买，除他以外，没人能够带着大包小包的菜在监狱里面进进出出。认识他，比认识干部还管用，能找到他帮忙，就是最大的面子，价钱再贵，也在所不惜。
我到看守所后，廖应龙曾到下六号几次，我们彼此没有说过话，每次都是晚上这个时候，他在高高的风窗口，隔着铁栏，低俯着头和阿灿交谈。
得知他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后，我很想认识他，想通过他与家人联系，谈谈我的案情，了解一下外面的情况。因为我的事只有我知道，我从来没有告诉过家人。这次我入狱，他们还以为我犯了弥天大罪，并不知道前因后果。我想，廖应龙也许早就注意到我，有时他虽然在和阿灿交谈，目光却停留在我的身上。
今天他无事找阿灿，是不是想让我主动与他交流。
阿灿和他聊了几句，当他们谈得差不多时，我对阿灿说：能不能请他为我带点现金进来。
我想一步一步的来，通过带现金，与家人取得联系，再看看廖应龙的可靠程度，最后才是传递书信。
阿灿站起来对廖应龙说：喂，廖应龙，这是我的朋友老黄，好朋友，和我吃一锅。想请你带点钱来，该是？
廖应龙没有马上回答，他故意停顿了一下才说：可以，把联系方式写详细，我一会来拿。
廖应龙第一次给我带来了五百元，我当场就给了他两百元。以后，廖应龙成了我可靠的通讯员。我把我与陈林的纠纷详细写出来，由廖应龙转交给弟弟和妻子，廖应龙又将家人写的书信，物品，报刊，现金等送进号子。
我第一次收到家信，已经入狱二个月了。一封是弟弟写的，一封是妻子写的。
弟弟写到：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为你的事奔波，你放心吧，没有什么问题，出来只是迟早的事，你不要着急，慢慢地来。
妻写到：筑开，我们已经分别两个多月了。虽然我们别离过很多次，但是没有一次使我这么耽忧，我回到家里，总觉得家里空空的，好象少了什么。原来你也经常出差，不在家，可是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你的事我从来没有过问，你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是为什么入狱的，我们根本不知道，当别人问到你时，我对他们说，你的事是你的事，你犯了罪你来承担，我不管。话虽然这么说，我还是在为你跑，跑检察院，托熟人打听，据得到的消息，你惹到了不该惹的人，跑起来有相当的难度。
你写的信我看到了，知道了前因后果，虽然这样，你还是不该采取这种方式，吃亏就吃亏，你也吃过很多亏，可是你都忍过了，这次却捅出大乱子来，吃了更大的亏。最后会是什么结果，还不知道。
儿子比原来懂事多了，学习也刻苦了。你的事他已经知道，他从来不追问，只是有时问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在家里一切都很好，你不要挂念，你在里面要多多保重。
读了这封信后，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我与妻子的关系并不融洽，虽然我们共同经历过上山下乡，又一同调到同一个单位工作，相识相知十年后才结婚。我们的家庭环境绝然不同，我和她的追求又有极大的差异。她父母亲都是革命干部老红军，家庭教育传统而规范，她只愿与家里的姐妹相处，过那种平平淡淡真真切切朴朴实实的生活。我出生在工人家庭，从小在街边长大，受过高等教育，向往大风大浪出人头地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具有男人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我们在思想上，文化上，事业上，追求上都不相同，这种差异虽然影响感情，并不损害家庭。我们也象成千上万的家庭一样，有吵有闹，有分有合。我们曾有两次走到崩溃的边缘，写了离婚报告，其中有一次甚至迈进了居委会大门，正巧那天不办离婚手续，我们就回家了，以后再也没有提出离婚的事。说实在的，我当时并不想离，即使妻子具有女人该有的缺点，但是她没有一点的错，她对待家庭是尽心尽力，无可挑剔，要错，只是我的错。
妻子的来信我不知看过多少遍，每看一次，就有一次新的思念，就有一次新的泪水。亲人的理解胜过国家的昭雪。理解贯穿整个人生，而昭雪只能说明过去。刚开始我流泪时还避着阿灿，后面也顾不上这些，想流就让它流吧。阿灿也特别懂事，每当这个时候，不仅离我远远的，还把所有的犯人都叫回号子，留我一人在风坝里。
我是男人，从来不流泪；我是男人，只为亲情流泪；我是男人，流泪时让泪水象瀑布一样痛快洒落，没有声音，不去擦试。
靠着牢门的风窗，想着高墙外面的妻。我思绪如潮，感概万千，泪帘止不住蒙住了我的双眼，象无声的雨。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环境，还有什么比得上妻子的关心和焦虑。
在命运的颠沛中，最可以看出人的气节，也最能表现人的气节（1）
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我出去的企望已经渺茫，风窗外的牡丹由盛到败，太阳由烈到柔，我的归期却未有期。
阿灿象懂得我心事似的，跟我聊起来：
你刚来时对我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