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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前对我说，少年号的组长叫杨光，伤害罪，因为有关系，白天都不在号子里，在大院晾风，晚上收监时回号子。通过风窗孔，我看见杨光这个人，他经常和上七号的组长朱老七站在院子里。
杨光二十多岁，白白胖胖，穿戴很整洁，尤其是那双高档回力鞋，一尘不染，他的穿着很休闲，与看守所的气氛极不协调。
不久，我们看见不少陌生面孔在看守所出出进进，他们穿着工作服，挎着挂包，扛着人字梯，在院子里，在号子里爬上爬下，忙忙碌碌，打孔拉线装探头，我们估计，可能要安监控器。
安装监控器，对我来说最不利的是不能煮面条炒小菜了。号子里的“早餐”我是吃不惯的， 那些没有油，没有辣椒，甚至没有酱油，白惨惨的粉面。每天，我都要自作早餐，以面条为主，加点辣椒，加点臊子肉沫，味道还真的不错，只是没有香葱罢了。晚餐时，煮点鸡蛋白菜汤，热一下菜。这些烹调方式都是“煮”，燃料就是采用“烧锅炉”的形式。当然，有时我们也采取烧电炉，烧电老虎的方式。那时干部很少，尤其一早一晚，只有一个干部一个医生值班，医生从不过问号子里的事，他只要管好住院部就行了，号子里再是打翻天他们都不闻不问的。
监控器安装好后，每个班有两个干部监视，一天二十四小时值班。听劳动号的犯人讲，监控室就设在四科的楼上，大大小小有几台监控机，号子的每个角落，监区内的每一块空地，都被收览无遗。分辨率很高，谁是谁都看得出来，还可以收近拉远。这样一来，我们的违监行为也得收敛了。
刚开始几天，我们确实规矩多了，号子里没有烧锅炉，也少有过规矩打犯人之事，监号的秩序似乎好多了。但是我有我的预感，有监控器也并非无懈可击，总会有办法来对付的；第二，从现有的警力来分析，一天要在监控室耗去六个干警，现在所有的干警加上来还不到十人，还包括两个退休回聘的，剩下四人，除去轮休生病公差，要应付日常工作是绝不可能的。还有，新开茅房三天香，时间长了，干警也会被拖疲，说不定一个月或几个月后，监控室的监视器倒是开着，一个人都没有，只是偶尔去看看。
由于监控器的运作，我们改变了烹调方式，不再烧锅炉了，而是用电老虎。电老虎是廖应龙给带进来的。煮面也好，烧汤也好，将插头接在电视机的插座上，把线牵到隐蔽的地方，再叫两三个犯人遮挡干扰，热腾腾的汤面照样一碗一碗端出来。
袁老三教训新鬼也有了新招，他在风坝里晾上几床被单，躲在被单后面，什么样的手段同样可以用上。打犯人不必担心犯人叫喊，监控器没有拾音设备，况且，犯人被打后叫出的声音就是一个字：谢。
从这两方面看来，监控器对我们没有多大的监视作用，我这个号子只是玩点小动作，并不搞越狱暴动之类的大举动，我们仍然我行我素。 。。
看守所的确是个大染缸，它不仅改变着犯人，还改变着狱警（1）
进看守所一年多了，我和干部也相当熟悉，晚上，他们不时也打开监号门，放我出来聊天、对弈，甚至参加他们的晚宴。
值班干部的晚餐相当丰富，每晚都是七、八个菜，晕菜至少有三、四个，鸡和鱼是少不了的。一个值班干部，一个值班医生，加上分局四科的一个民警，也就是三四个人，每到其他干警下班了，监号里也开完饭了，他们便围坐在值班室前的矮桌边，倒上二两酒，品酒搭味聊天。那时，天色近黄昏，监区内显得格外安静，在他们细嚼慢咽中，在无干部巡视下，各个号子都在忙着各自的事。
我不时与干部一同坐在小院里，在黄昏之时对斟小饮。于医生值班时，他通常要叫我出来活动活动，改善改善伙食。还有一个是四科的王干，在公安系统是象棋第一，围棋第二，他喜欢找我下棋，以打发值班时的无聊。
秦指导值班时，我也曾斗胆地用他的手机与家人通话，我的判决已经下达，案情也公开，不必担心窜通翻案。有一次，我把电话打到北京去，与同学聊天，他们想在今天秋天到贵阳来旅游，面对着高墙电网和巡逻的武警，我只能告诉他们我作为访问学者，正在美洲访问呢。
一次，我与于医生庞干吃完饭后，正同王干下棋，警察送来了几个新鬼，一个个瘦壳囊筋，风大一点都会被吹倒，一看就知道是药鬼。
在王干去办理关押手续时，庞干趁着酒兴，阴笑着朝这三人走来，在他身后，跟着几个劳动号的犯人。
在庞干喝令“搜”声中，劳动号立即扑了上去，才一分钟时间，便把三人的衣裤脱得精光，赤身*地站在铁门边。他们翻找衣领、鞋垫、裤边，那些会被一般人忽视的角落，试图找到一点海洛英之类的东西。实际上他们几乎是徒劳，在公安局，他们已经不止一次被搜身，应该说，很难有残留物。尽管如此，劳动号的犯人从来不放弃搜身的努力，即便是搜不到海洛英，皮带皮鞋衣服裤子之类只要是有点模样的都可以归为已有。
搜身结束后，庞干把脸由阴笑改为阴视，双眼深藏在眉骨下，一步步向一位长得相对不太瘦的新鬼逼进。他没有表情，没有言语，用阴森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新鬼，十秒钟，又是十秒钟，他想看新鬼对此的反应，尤其想看到新鬼吓得全身象筛子一样的发抖立即扑腾一声跪在地上鬼哭狼嚎般的求饶。
三十秒钟过去了，这些设想都没有发生。新鬼倒是紧缩一团，把头藏在双肩内，用极度惊恐的目光盯着庞干，随时准备接受一顿狠揍。新鬼唯一的保护措施，也只有遮挡和躲避。新鬼知道，只要一踏进这里，挨揍是免不了的，求饶哭叫完全无用。
见新鬼只是警惕防范，并无半点求饶的意思，庞干也不再使用用目光击溃对方的办法，他充分应用在警校学到的拳击，蹦蹦跳跳，进进退退，时而直拳，时而勾拳，拳头象雨点一样朝新鬼的头部胸部打过去。
实际上庞干根本就不需要蹦蹦跳跳进进退退，更没有必要用双拳护着头部，这些花架子在拳击场上必不可少，在这种场合却大可不必。因为新鬼绝不可能反抗，他只能用手臂来遮挡，象训练场上的沙袋，任人恣意发泄。
就这样打打跳跳十来分钟，庞干并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他的命中率本来就不高，加上新鬼很注意躲避遮挡，脸上几乎没有挨重拳击中，偶尔只打中一些并不重要的部位。庞干觉得很没劲，他停下来，喘着气说：怎么，还兴挡的？不准挡！不准躲！站好！
几个劳动号的也围了过来，把新鬼的头揪出肩，把双臂拉下来，供庞干练拳击。
看守所的确是个大染缸，它不仅改变着犯人，还改变着狱警（2）
看着现在的庞干，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联想到他刚来看守所时，对待江涛的情景，那时他多有人性，他竟然打开监门，让江涛遥望自己的小孩。我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只要不过分，他都能为我们去办，当我们把一包香烟递给他时，他总是打开后抽出一支烟，然后将剩余的又归还给我们，并说道，要就只抽一支，要就一支不抽，绝不要一包。那时的庞干多好，现在呢，他懂得了打新鬼，还不准新鬼摭挡。才几个月的时间，就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天知道长期在看守所呆下去，还会变成什么样。
看守所的确是个大染缸，它不仅改变着犯人，还改变着狱警。
接判不久，我被调到看守所的《百花山》编辑部。
这是看守所内部办的小报，稿子来源基本上是犯人撰写，无非是思念亲人忏悔罪恶之类的短文和小诗。根据不同时期学习内容的不同，也摘抄一点法律知识，也有一些所内的新闻报道。
现在我的活动空间要大得多，干部能到的地方，我都可以以组织稿件为由，到达那些神秘之处。
编辑部共有三个人，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叫张斌的，他是我们三人中负责人，因盗窃被判一年，留看守所服刑。另一位是四川成都人侯德建，他因为合同诈骗被判六年，由于左腿残疾，不能下监，暂时留所服刑，据他说，他已与成都家人联系，回成都服刑，可能是监外执行。
他得知我的案情后，也忿忿不平的把他的案情告诉我，他说他根本不是什么合同诈骗，而是经济纠纷，况且事情发生在成都，本案理应在案发地审理，可是贵阳警方硬是将他从成都抓到贵阳来审理，严重违背《刑事诉讼法》。
编辑部设在后监号的屋顶，面积不大，二十多平米，我们写稿、刻蜡纸、吃、住，都在里面。站在屋外，可以俯瞰整个看守所，甚至和巡视的武警近距离接触。每天下午，当干警下班后，我们喜欢在屋外吃晚饭。皓月当空，晚风袭来，有酒有肉，有说有笑，自得一番情趣。人们总是向外去寻找自己的快乐幸福，从来没有会想到在自己身上去挖掘幸福快乐。虽然身陷囹圄，我也不时地去寻找快乐，制造快乐，让身心处于自然和谐的状态中。
出入编辑部的通道要经过女监号、少年监号，还有我被关押的下六号。行走在通道上，下面监室里犯人的一举一动看得一清二楚，几乎没有死角。我象其他劳动号一样，也为犯人传送“鸽子”，我只是为下六号的传送，绝不受他们的香烟。我走以后，袁老三当了组长，了遂了他多年的牢狱心愿。
每次经过女号，我总不能昂首挺胸目不旁视心如止水大步而过，总是故作正经磨磨蹭蹭东张西望，总想能看见点什么，因为在我体内涌动的不只是血液。
经过多次观察，我得出女号与男号的三点不同之处：第一是女号的方便处有道小门，尽管在巡风道上能清楚地看见她蹲下或站起，但是要看见私隐处并不是那么容易；第二女犯洗澡也在风坝里，只不过她们用床单遮挡住，如果男劳动号要求女方爆光，遇到*的女犯，她也会跳出来让男人看上一眼，然后又跳回去藏身，对她来说，也是一种渲泻。第三，在女号的巡风道上，留下很多污秽的痕迹，斑斑驳驳，很象精液。为什么会这样怀疑呢，因为十多个监号的巡风道上，都很干净清洁，唯有两个女号的墙上特别肮赃，不得不使人朝那方面去想象。
我在编辑部期间，甚至还到过检察院设在看守所内的检察室。这个地方，已脱离了看守所管辖的区域，在又高又大又重的大红铁门之外，从这里出去的人，武警不再干预，如果想继续向前，就融入居民区。
检察室内有几张办公桌椅，墙上嵌着一块大黑板，我惊奇的发现，黑板的正中写着七个大字“黄筑开不准接见”。
我被关押至今已十五个月，这七个字从我被关押之时至今天，也伴随我十五个月，经历了侦察、逮捕、公诉、开庭、一审、二审直到接判的诸多过程。
我的案子是否真是那么复杂、那么重大，需要用十五个月的时间来审理，并且不准亲属接见。这样明白的案子竟然审了十五个月，而且居然不准接见直至今日。
在这七个字的背后，我看见陈林的狠毒，看见省委书记刘方仁滥用权势，看见司法部门趋炎附势的哈巴狗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