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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下老百姓的生存法则-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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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国家政策的影响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之所以显著,这与政府长期的认识和采用的政策有较大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①由国家政策效应而带来的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一方面,改革开放以前的长期重工抑农发展战略使广大农村地区在基础设施、资金、技术、人才等重要生产要素禀赋方面显著不如城市,农民作为弱势群体在市场竞争中明显处于先天不足的劣势地位。另一方面,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大大影响了农民收入的提高。“剪刀差”的长期存在,是造成我国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的最直接的原因。同时始于1958年的以城乡分割为特点的户籍制度,不仅在身份上强化了城乡的先天差别,而且更进一步成为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20多年的改革在消除城乡差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城乡二元化体制尚未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②“梯度推进”政策使地区收入差距更为明显
  改革开放之初的地区倾斜政策使国家对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沿海经济开发区等东部地带,在税收、信贷、投资等方面,实行了区别于中西部地区的优惠政策,加之该地区的经济和地理优势,使这一地区率先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吸引内地人才和资源为其所用而迅速发展起来,使东部地区的人均收入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持续扩大。
  ③国家政策对垄断的“庇佑”拉大了行业收入差距
  事实上,我国垄断行业的地位并不完全是凭着各自的竞争优势打拼出来的,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庇佑”的结果。这种政策“庇佑”使非垄断行业在竞争中无法与具有“合法”垄断地位的行业相抗衡,而垄断行业则可以凭借自己的垄断优势较为容易地获得比市场正常利润高得多的利润,这也拉大了行业间的收入差距。
  ④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使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非常有限
  社会保障是国家依法建立、具有经济福利性的国民生活保障和社会稳定系统。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它通过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等方面运作,发挥相对缩小居民间收入差距,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面太窄,只有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部分大集体企业职工享受,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的中方职工很少享受,尤其是占我国人口75%以上的农民几乎不能享受,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障方面的非均等性,使国家长期执行工业偏向政策而形成的城乡居民间、党政机关、全民企事业与其他企业职工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人都要争取实现经济自由的梦想(6)
⑤个人所得税没有充分发挥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从实践效果看,我国自1994年以来实行的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收入的调节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明显的效果,反而出现了一种“逆调节”现象。过去20年中全国绝大多数地区以800元为起征点,使广大工薪阶层成了个人所得税的最大税源,但由于缺乏健全的个人收入申报与登记制度,一些非工资性的隐形收入与灰色收入逃税现象非常严重,使非工薪的真正的高收入者缴税并不多。虽然后来国家调高了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但是起征点还是偏低,难以适应调节收入差距的要求,所以个人所得税不仅没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反而加快了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过程,使收入差距更加扩大。
  3。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变革的影响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个人收入分配逐步超越了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先后经历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同时并存”再到“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最终到党的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分配原则的变革。无论是“主体一补充”、“主体一并存”还是“结合起来”、“按贡献参与分配”,其改革的真正用意是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不仅使分配原则不断地接近市场经济通行的分配法则,而且更在于它承认了非劳动收入的合法性,从而极大地调动了不同阶层经营的积极性,促进了效率的提高。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这种改革也使得非劳动收入在居民个人收入中的比重迅速膨胀,而非劳动收入的获取是有条件的,诸如居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度、经营能力的大小、占有资产或资金的多少、文化程度的高低等等。这些条件又并不是每位居民都能够均等拥有的。因此,每位居民得到的非劳动收入必然就很不均衡,拥有条件相对较多的居民收入就多一些,反之则少一些,甚至没有。由于拥有获取非劳动收入条件的差异性,从而造成收入的多寡不一,无疑拉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四、如何解决我国贫富差距扩大这个现实问题
  1。重视基础环节,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业    从整体上看,城乡居民同等国民待遇和城乡统筹发展将是彻底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合理扩大问题的基础。一是需要通过统筹城乡各项事业发展,积极推行城乡教育一体化、医疗卫生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在全国形成一个城乡互动、工农互补的良性发展新局面。二是需要在国家社会基本公共福利(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社保等)提供方面制订缩小城乡差别与工农差别的具体目标和进程计划,经过20到30年的努力,彻底解决我国城乡、工农基本公共福利水平的差别问题。三是各级政府每年需要拿出财政收入的25%左右用于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四是对于有利于统筹城乡各项公共事业发展的公共基础性投资项目,在税收和贷款条件上应给予大幅度优惠。
  2。充分发挥公共财政的作用,重点解决低收入居民群体的贫困问题    低收入居民群体或贫困居民群体的边缘化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在转型期普遍遇到的严峻问题,是引发社会不安定和导致社会动荡的重大诱因。一是要增加政府专项资金投入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城镇和农村贫困居民的补助和救济标准。二是要对老、少、边、穷等经济落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通过加大对低收入居民群体教育培训和医疗卫生的投入,不断提高低收入居民群体的素质、知识和技能水平。各级政府每年需要拿出财政收入的15%左右用于重点解决低收入居民群体的贫困问题,真正解决低收入居民群体的温饱、居住、教育、医疗和养老问题。

人人都要争取实现经济自由的梦想(7)
3。推行财富与收入实名制,强化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    要在近期利用我国身份证换代、存在外汇管制以及金融、工商和财税系统信息化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的契机,彻底实现我国国内财富与收入的实名制,设计科学的税收结构,强化税收对居民收入的调节作用。一是将国家与集体财产、企业财产与个人财产严格界定,在央行建立反映个人与单位财产及收入的单一帐户(各商业银行与金融机构重新办理个人与单位帐户,产权界定部门重新办理产权帐户,明确居民个人和单位信息,严格限制同一个人或单位在金融机构的开户数),对人民币进行改版,现有纸币须在指定时间内到金融机构以记名的方式兑换新版人民币,大幅度增加交易的电子化比重。二是降低现有各类税赋(我国财政收入增长率连年大幅度高于GDP增长率,结合国内各产业实际利润空间,为培养税基扩大税源,现有各类税赋均降低50%)。三是高额开征遗产税与赠予税(根据我国国情,暂以70%左右为宜,对慈善捐赠和各类慈善基金组建予以免税)。四是根据我国的收入水平和收入结构,个人所得税率按居民不同收入水平的分段采取累进制,从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到高收入分别课以10%、20%到30%的所得税,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居民群体的收入。五是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变化,按年度对国内奢侈品类别予以界定并确定等级,并根据相应等级课以不同税率的高额奢侈品消费税。
  4。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强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    在我国转轨时期,针对公共部门和垄断行业相对于社会其他领域的过高收入、国有经济体系内收入过大的差距以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过大的差距等问题,采取相应对策,强化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一是要通过立法限制公共部门和垄断行业内部收入水平和福利水平的增长,取消不合理和不合法收入以及公共福利,对其收入分配进行社会审计,采取听政和征求意见方式,按照全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设定公共部门和垄断行业的收入水平,争取将公共部门及垄断行业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实际可支配收入之比控制在∶左右,公共部门及垄断行业与社会其他领域社会成员平均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控制在∶左右。二是要对国有独资和控股企业的薪酬福利结构进行重新设计,严格控制高层、中层与基层的收入差距,争取将其中垄断行业与公共部门的高层、中层和基层成员实际可支配收入之比控制在9∶7∶1左右,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控制在15∶5∶1左右;将其中竞争性行业、中小企业的高层、中层和基层成员实际可支配收入之比控制在5∶3∶1左右,高层、中层和基层成员实际生活水平差距控制在7∶7∶1左右。三是要落实各项法规制度,面向全社会,对公共部门与垄断行业成员的招聘与任用引入竞争机制,强化公平公正,杜绝裙带关系与近亲繁殖,确保公共部门与垄断行业的人力资源质量水准。四是要加强法治,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在近期重点查处一批在收入分配领域违规违法的大案要案,鼓励社会力量对收入分配领域的活动进行监督。
  5。加强市场管理,规范政府行为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从源头上堵住非法收入,缩小个人收入差距。一些人不顾法纪,不择手段,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制黄贩黄,欺行霸市,坑蒙拐骗,偷税漏税,走私贩私,牟取暴利,大发不义之财。因此,必须下大力气整顿市场秩序,加强市场管理。通过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从严惩治贪污*,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防止因分配不公引发社会动荡。权力的市场化是*产生的重要原因,权力在分配领域的渗透则是一些非法收入产生的重要诱因。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政府行为,减少政府对市场机制的行政干预,从而减少权力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加强对政府官员特别是经济执法人员廉洁奉公、恪尽职守的监督与约束;对一些大搞权钱交易、严重行贿受贿的行为坚决严惩不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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