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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我们能够了解到政治家的真实动机，这样的了解对理解外交政策也鲜有帮助，甚至可能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确，对于政治家动机的把握可能对我们理解他外交政策的走向提供一条线索，但是我们却不能以此线索追溯其外交政策未来的走向。历史告诉我们，动机和外交政策之间没有必然和确切的联系。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任何道德和政治范畴。
第9节，
我们不能从一位政治家的良好动机来推测其外交政策在道德上值得赞扬或政治上能否成功。判断其动机，我们可以说他不会蓄意实行不道德的政策，但对其成功的概率我们却一无所知。如果我们想知道他的行为的道德水平和政治素质，我们必须了解其行为本身，而不是背后的动机。有多少时候，政治家们致力于改善和发展这个世界，结果却使这个世界更糟？有多少时候，他们追求某个目标，结果却是他们既没有预见到，也不想看到的呢？
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还应避免另一种谬误，即将政治家的外交政策与其哲学和政治倾向等同起来，并且由后者推断出前者。政治家们，特别在当代环境下，很可能养成习惯，用其哲学或政治偏好去展示其对外政策，以便获得大众支持。然而，他们会像林肯（Lincoln）那样，将他们的“官方责任”与“个人意愿”区别开来，前者是按照国家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后者是想在全世界实现他们自己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准则。政治现实主义者不要求、也不赞成对政治理想和道德原则的漠然冷淡，但它确实要求在希望得到的和可能得到的之间作出截然区分：哪些是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都希望得到的，哪些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才可能得到的。┴米┴花┴书┴库┴ ；http：//__
按理，并非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奉行如此理智、客观以及不为感情所左右的过程。个性、偏见、主观偏好、人固有的一切智力和意志弱点等随机因素势必使外交政策偏离其理性路径。特别是在外交政策处于民主控制的条件下，集合大众情感来支持对外政策的需要难免会损伤外交政策自身的理性。但是，一种致力于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必须从这些非
理性的因素中暂时剥离出来，而勾勒出外交政策的轮廓，展示经验中所见到的理性本质，删除在经验中也能见到的非理性因素
国际政治事实与从其本身提炼出来的理论之间的区别就像照片与油画之间的区别。照片显示能被肉眼看到的一切，油画却并非如此，它至少会致力于显示肉眼不能看到的东西——人物的人性本色。
政治现实主义不仅包含理性元素，也包括非理性元素。它认为政治现实中充满了偶然因素以及非理性因素，并且指出它们对于外交政策的典型影响。然而，如同所有的社会理论一样，它认为，为了达到理论性的理解，应该对政治中的理性元素加以强调，因为正是这些理性元素使得现实得以能够上升为理论。政治现实主义者所展示的理性外交政策的理论建构是任何经验现实都难以达到的。
第10节，
与此同时，政治现实主义者认为理性的外交政策就是好的外交政策，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才能将风险最小化，从而将利益最大化，因而既符合审慎的道德规范，又符合政治上对成功的要求。政治现实主义要求政治世界的图片描述和油画描述尽可能地相似。它意识到好的也是理性的外交政策和事实上的外交政策之间难以避免地存在着差距，但它认为理论应该关注于政治现实中的理性要素，而外交政策也应根据自己的道德和实践目的保持理性。
因此，认为实际的外交政策经常不会或者也不能与书中的理论相符的观点并不是在反对该理论。那种观点是对本书意图的误读，本书并不是要对政治现实作出不加区别的描述，而是要提出一个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例如，现实中很难发现完美的权力均衡状态，这一事实非但不会导致该理论的失效，反而使人们认识到，现实情况不可能与理论完全一致，而是必须被作为一个接近理想条件的均势系统来加以理解和评估。
3。现实主义认为，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概念具有普遍适用的客观属性，但是它并不赋予这一概念一成不变的意义。利益的观念事实上是政治的本质，不受具体的时间地点的影响。修昔底德从古希腊的经验出发，宣称“国家之间抑或个人之间，最可靠的联系是利益的契合”。19世纪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观点表示了认同，认为国家间“唯一持久的联合纽带”在于“没有利益的冲突”。乔治·华盛顿把利益确立为政府的普遍原则：
对人性稍加了解就会知道，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利益都是首要的指导原则；几乎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此影响。公共美德能在某一时刻或某一情境下激励人遵循纯然无私的行为原则办事；可是，它并不足以使人持久地遵守这些社会义务的约束和责任。很少有人能够长期牺牲个人利益或好处而满足公共福利。在这方面，仅仅谴责人性的败坏是徒劳无功的；事实就是如此，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民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事实，对此，在我们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之前，只能尽可能地提高人的素质。而任何制度，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些原则所导出的真理之上，都将难以奏效。
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MaxWeber）对此进行了呼应和进一步阐释：
利益（物质的和意识形态的）而不是观念，直接支配了人的行为。这些观念所创造的“世界意象”经常像阀门一样决定了利益在哪条路径上驱使人们不断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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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哪种利益决定政治行动，将视制定外交政策时所处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国家外交政策中所追寻的目标可能包含任何国家曾经以及可能追寻的所有目标。
这一情况同样适用于权力概念。权力的内容以及运用方式也视其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权力可能包含了建立和维持对他人控制的所有事项。因此，权力涉及服务于这一目的的所有社会关系，从身体的暴力到利用最微妙的心理联结来建立对他人的精神控制。权力包含了人对人的支配，在西方民主社会中，权力受到道德准则和宪法保障的约束和控制，而有时，权力就是一股未经驯服的野蛮力量，毫无法则可言，只是不断地增强力量和进行扩张。≡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政治现实主义并不认为外交政策运行所处的当下环境，如高度的不稳定和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暴力冲突威胁等，将一成不变。例如，虽然权力均势确实是所有多元社会中的永久特征，但是正如《联邦党人文集》（TheFederalist）的作者们所说的，它仍然能够在一种相对稳定和和平的条件下运行，如同在美国那样。如果促成这些条件的因素能够在国际环境中得以复制，稳定和平的相似情景也将盛行，正如它们在某些国家的大多数历史时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一样。
对于国际关系普遍特征的论述同样适用于国家，它是当代外交政策执行的最终参考主体。现实主义者的确相信利益是指引和判断政治行为的持久标准，但是利益和国家之间的当代联系是历史的产物，因此也必定将在历史的进程中消失。现实主义的立场丝毫也不反对这种观点：分裂为国家的当代政治世界将会被具有截然不同特征的更大行为体所代替，这与技术革命不断发展的潜力相符，也与当代世界的道德呼吁相符。
现实主义与其他学派的分歧集中在当代世界如何进行转换的问题上。现实主义者相信这种转换只有通过巧妙驾驭各种永远存在的力量才能实现，这种力量改变了过去，也将改变未来。它们不相信面对着按照自己法则运行的客观政治世界，我们可以完全忽略其内在的法则，而通过一种抽象的理念就能使其发生转变。
4。政治现实主义明白政治行动的道德意义。它意识到成功的政治行动和道德需求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冲突。它无意掩盖或抹杀这种冲突，使得赤裸裸的政治事务显得比实际情况在道德上更让人满意，抑或使道德法则显得比实际情况更缺少感召力，从而使得政治事务和道德事务混淆起来。
第12节，
现实主义坚持认为，普遍的道德原则不能以它们抽象的普遍形式应用到国家身上，而是必须经过具体时间和地点环境的过滤。一个单独的个人可能会说：“即使世界灭亡，也要捍卫正义”，但是国家却无权以它所管辖的人民的名义这么说。个人和国家都必须依据普遍的道德原则来判断政治行为，如自由的原则。然而，个人具有通过牺牲自己来捍卫道德原则的权利，国家却没有，因为在道德上不满侵害自由的行为而阻碍其成功地完成政治行动，对国家而言，国家的生存是其首要的道德原则。没有审慎就没有政治道德可言。因此，现实主义认为，审慎原则——仔细衡量不同政治行动的后果——是政治中最崇高的道德。抽象的伦理根据是否符合道德法则来判断其行动，而政治伦理则依据其政治后果来判断其行动。古典和中世纪的哲学深谙于此，正如林肯所言：▲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我以自己所知道的最好方式、尽最大的能力、坚持不懈地做到最后。如果结果证明我是对的，所有对我的反对就不值一提。如果最后证明我是错的，即使十个天使发誓说我是对的也无济于事。
5。政治现实主义拒绝把某个特定国家的道德追求等同于普世道德准则。正如现实主义对真理和观念加以区别一样，它对真理和盲目崇拜也加以区别。所有国家都禁不住诱惑——很少有国家能够长期抵住这种诱惑——去以普世的道德目标来掩饰自身特定的目标和行动。知道国家受道德法则的约束是一回事，而假装确信国家间关系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认为所有的国家都将受到上帝的审判，和认为上帝总是站在自己的一边、自己的意愿也必然是上帝的意愿之间具有天壤之别。
把某一特定的民族主义和上帝的旨意简单等同起来，在道德上是难以站得住脚的，希腊的悲剧作家们和《圣经》中的先知们已经提醒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应该注意和警惕这种傲慢的罪恶。这种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