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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科拉听证会并非对金融片面考察的结果，而是反映了改革论者对金融资本主义的担心，而经济衰退正进一步加剧金融资本主义。尽管这些意见并没有揭露出某些应受到谴责的不道德行为，但对金融业的大致概况还是过分夸张了。从事后看，很多公开出售的、价格攀升很高的证券是一种不明智的投资。但是谴责投资银行家的隐含假定是，他们已经提前预测到世界性经济萧条的到来。管理层补偿项目甚至被描述为使管理层富裕的手段，虽然其目的似乎更倾向于解决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以后的风险和报酬问题。这次听证会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强调公众对这些被指责机构的反对情绪来削弱它们的政治影响力，从而改变了金融行业内部彼此竞争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权力平衡状况。
银行业的新政
在新政中，银行和证券立法的表面目标是增强金融机构和市场对储户和投资商的安全性，降低他们的未来损失。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新政立法则比较保守。银行系统的结构并没有改变，没有设立分支机构的单一银行的地位得到了加强，规模较大的银行引入的很多创新被取消了。新的管制制度创设了组织松散的卡特尔，政府对卡特尔设置了准入壁垒，并限制其价格及商业活动。
1929年股票市场的冲击（5）
国会对银行改革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参议员卡特·格拉斯（Senator Carter Glass）和众议员亨利·斯蒂高尔（Reprsentative Henry Steagall）进行的。根据国会搜集的意见，参议员格拉斯决定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开。如果仅仅施加某些限制，国会中的多数人会更加满意，但格拉斯仍然按照真实票据原则，主张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完全分离。但是，这一主张是否能得到房地产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斯蒂高尔的支持，依赖于是否采纳存款保险制度。规模较大的银行、联邦储备体系、会长以及格拉斯都反对存款保险，但是小城市的银行希望推行这一制度，以确保它们的没有安全感的客户不流失。因此，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游说后，国会最终接受了存款保险制度，当时发生的大规模银行危机，使公众支持斯蒂高尔一直坚持的意见，即不实行存款保险制度，就等于没有进行银行改革。
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the Banking Act）奠定了以后半个世纪商业银行体系的基本结构和特征。1933年的《银行法》建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the 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所有的联邦储备银行成员都被要求参加保险计划，非成员银行在得到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批准后也可以加入。参加保险的银行按照存款额的一定百分比交纳保险费用，建立起相互保证的基金，用于支付那些破产银行的储户。1934年1月1日，这一暂时性计划启动，每个储户能得到最高2 500美元的保险。在6个月内，就有14 000家商业银行加入存款保险计划。1935年的《银行法》颁布后，存款保险制度成为长期不变的政策，并且保险费用上限提高到5 000美元。尽管保险对象的覆盖面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大多数小储户得到了保护，但是实际的保险只能保证43％的存款。
1933年的《银行法》，也即《格拉斯斯蒂高尔法》促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真正完全分离开来。该法案规定：任何个人或公司从事通过发行、直销出售或者分配证券以接受存款的业务，都是违法的。银行和证券公司之间的任何合作及其参股董事、职员和雇员之间的任何联合都被禁止。同时，要求撤销商业银行隶属的证券公司以及削减债券部门。花旗银行清算了其附属单位，第一波士顿公司（First Boston Corporation）从大通国家银行和波士顿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Boston）的证券会员单位中独立出来。投资所，例如摩根，选择建立存款银行，而其他合作伙伴则建立了新的摩根·斯坦利投资银行（Morgan Stanley & Co。）。
从1933年的《银行法》开始，继而到1935年的法案，限制竞争的思想被引入商业银行领域。国会受银行危机的产生是由于竞争者强迫银行支付“过多的”利息这种观点的启发，从而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并限制对定期存款的利率水平，如同行政委员会（Board of Governors）在《Q条例》下所做的一样。对新银行准入的限制进一步抑制了竞争。新政对银行业的立法终结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银行业”时代，在那个自由的时代，新的州属银行或者联邦银行只要能满足法律要求的最低标准，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开立。同样，出于对“过度竞争”的担心，1935年的《银行法》赋予联邦机构自由签发特许证的权力。
新政立法在管制商业银行地域扩张方面变化不大。国会修正了《麦克法登法》，赋予国家银行与那些各州特许的农村地区银行一样的设立分支机构的特权。更为重要的是，银行控股公司首次被纳入联邦政府的管理范围内。那些吸取了较大群体资源的竞争者使非隶属的小银行受到威胁。小银行的抱怨促使在1933年和1935年的《银行法》中出台了新的管制规定。银行控股公司被界定为拥有多个成员银行大部分所有权的组织。虽然银行控股公司被置于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管之下，受新管制条例的制约，但获准收购新银行和进入其他新的业务领域。
尽管联邦储备银行采取的不适当的货币政策对金融体系的崩溃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联邦储备银行并没有受到很多指责，相反，它的权力更大了。金融体系的权力从商业银行手中转移到联邦储备委员会，这要归功于公众和国会对控制联邦储备银行的银行家们的信任危机，以及罗斯福总统新任命的联邦银行主席马里纳·埃克里斯（Marriner Eccles）的坚持不懈的努力。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35年的《银行法》的框架内，获得了任免联邦储备银行领导人的权力（现在由行政委员会行使这一权利）。货币决策集中于12个成员银行组成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手中，这一委员会包含7个行政委员会成员和5个地区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行政委员会也获得了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即有权改变准备金。与银行获得的允许提供不动产贷款的权力相联系，联邦储备银行能够对任何“合格的”票据提前贴现。新政就这样废弃了曾被庄严载入《联邦储备银行法》的真实票据原则。
1929年股票市场的冲击（6）
证券市场的新政
在新政的要求下，以前由各州监管的证券市场，现在由联邦政府接管。虽然在路易斯·D·布兰代斯（Louis ）的增强信息披露的理念引导下，投资者并不能完全避免犯错误，但政府还是保证投资者不会因为信息的不充分或误导而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这一措施打击了《蓝天法》尽力隐瞒新的发行信息的努力，目的是提高有关上市公司披露证券交易信息的要求。 1933年的《证券法》（the Securities Act）和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的目的就在于通过确立严格的信息披露规则来提高投资者所获信息的数量。
1933年的《证券法》还努力保证，州际间证券买卖的信息能够完全、公平地披露，并保证杜绝首次发行新证券时的欺诈行为。 ［12］ 除了政府发行的证券和某些豁免证券外，所有公开发行的新证券都要求先注册。与发行者和证券有关的特殊信息都要有文字记录，以保证公众从招股说明书中可以查阅到。为了给投资者留下一定的时间消化这些信息，证券从记录在册那天算起，20天以后才可以入市交易。每个证券商都要保证是可靠的，如果记录在册的信息被发现是虚假的，交易就会停止，购买者会收回资金。
1934年的《证券交易法》进一步扩大了联邦政府对在国家交易所内进行的证券交易的信息披露的要求。《证券交易法》要求证券发行公司必须注册，并定期以书面形式提供报告；还要求交易所也要登记在册，其交易系统需要经过政府的详细检查。《证券交易法》认为各种操纵市场的行为都是非法的，规定了短期买卖和止损的各种规则。任何拥有公司证券超过10％的个人都被要求报告其持有证券的状况。联邦储备委员会具有制定购买股票所需保证金数量的新权力，这发挥了杠杆作用。除了上述规定，《证券交易法》还建立了一个掌管新的立法的独立机构，即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mission，SEC），证券交易委员会由5个成员单位组成，具有较大的自由决策权，可以制定单位之间有关交易活动和行为的规则和程序。对于清算所，罗斯福总统任命金融活动家约瑟夫·P·肯尼迪（Joseph ）作为第一任主席，尽管肯尼迪从事过在目前看来属于禁止之列的活动。
1938年，证券买卖开始转向不受管制的市场时，出台了《马洛尼修正案》（Maloney Amendment），对1934年的法律予以修改，进一步加强了对那些不通过交易所直接将证券售给顾客的券商和交易商的控制。券商和交易商可以直接在证券交易委员会注册登记，也可以在他们的交易机构注册登记。如果是后一种方式，则要求由交易机构将登记情况报送证券交易委员会。结果，1939年召开的投资银行家会议促成了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NASD）的成立。全国证券交易商协会与证券交易委员会共同承担规范不通过交易所直接将证券售给顾客的市场行为的职责，并共同维持市场纪律。
1937年，新政实施者指责大企业和华尔街使经济环境陷入悲观，并建立了临时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Temporary National Economic mittee，TNEC），专门对此进行调查。临时全国经济调查委员会提出了金融集中和控制问题，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大企业和华尔街阻碍了经济发展。对投资银行家的进一步打击采取的方法是推行强制性的公众秘密中标方式（pulsory public sealed bidding），目的是消除支付“过多的”保险费用的问题。这一方式得到了规模较小的交易所的支持，它们希望能和占支配地位的大公司平等竞争。1941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所有注册过的公共事业性质的控股公司都参加竞标。这使得那些较大的投资所组织起来，形成了竞标联合体。20世纪40年代末期，有关强制性竞标带来的好处的很多说法很明显都是夸张之言。
1940年，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管理范围延伸至投资咨询公司和投资公司。当证券交易委员会为注册过的证券制定新规则时，《投资咨询法》（the Investment Advisors Act）要求专业人士对这些证券提供建议或分析，《投资公司法》（the Investment pany Act）针对的是已经吸引了大批小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