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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料。他们没有咨询任何伊拉克的邻国，而实际上任何一个邻国都能轻易地预知，伊拉克逊尼派会发起猛烈的抵抗。实际上，在战争前，一位资深埃及外交官就曾极为准确地向我预言过那些后来出现的问题。他所有的预言都被证实了。埃及是美国在中东的一个重要盟友。为什么美国不去咨询埃及呢？
伊拉克战争唯一的积极意义可能在于，逊尼派*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新的恐惧感。许多逊尼派*国家（包括沙特*、埃及和约旦）认为，现在该是与以色列缔结和平协定的时候了，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同时对付两个敌手。因此，毫不意外地，阿卜杜拉国王利用2007年3月召开的阿盟峰会特别会议的机会，重新提出了他的长期解决方案，即以两国方案来解决巴以问题。这一地区的和平机遇可谓千载难逢。机敏的美国政府本该抓住这一机遇。但不幸的是，美国所做的，仅仅是在巴以危机上刷新其无能的记录。
中东真正的悲剧在于，和平就在眼前，但可望而不可及。清醒明智的旁观者一致认为，克林顿总统在2001年1月设计的《塔巴协议》为永久解决中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沙特*准备接受这一协议。如果美国的中东政策是一致的，它就应该努力使《塔巴协议》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最初，小布什政府似乎准备支持两国方案。这是美国政府第一次投票拥护联合国安理会的两国方案决议。美国还宣布，它会尽力在2005年达成两国方案。但现在都到2009年了，问题的解决似乎还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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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1）
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亚洲国家尚未准备就绪，世人屏息以待全球领袖的出现。它必须掌握*、法治、社会正义的原则，重视伙伴关系及具有务实精神。
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现在就应该开始做这件事情。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最为清楚地解释了世界必须进行变革的原因。在2006年12月，他说：
正如战后整个世界帮助欧洲复兴一样，现在世界也必须为未来岁月里新亚洲经济的崛起提供便利。这就是说，我们需要有助于新的亚洲国家和平崛起的全球机构和新的全球“博弈规则”。这也意味着，为了适应这一新的现实，现有的全球机构和合作框架必须不断发展和变革。对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以及恢复联合国的权威来说是如此，对多边贸易体系的管理、全球环境保护或者世界能源供给的安全来说也是如此。
重构最终将是既困难又容易的。之所以会困难，是因为没有承担这个任务的天生的领导者，西方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亚洲国家仍然没有做好入围的准备。之所以会容易，是因为我们需要走的路很清楚。我们并不需要发明新的原则来改善全球管理，良好的国内社会管理原则能够而且应该在国际社会予以应用。国内的“最优方法”也可以应用到全球管理上。因此，我乐观地认为，我们能够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由于没有天生的全球领导者，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历经时间考验的原则来创建社会和政治秩序。三条最佳原则都是西方的：*、法治和社会正义。亚洲的腾飞靠的就是西方智慧的七大支柱。通过实行这三条西方的原则，世界可以变得更加美好。我们也可以用古老的合作精神和实用主义的美德来对此加以补充。简言之，希望是存在的。但首先我们必须弄明白，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天生的领导者。
实际上，现在真正能领导全球的候选人只有4个：美国、欧盟、中国和印度。其他的实体都没有作此尝试的能力或历史权威。
显然，自1945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领导角色的最强大的候选人。正如我在上一本书《超越无知年代：重建美国与世界之间的信任》中所证实的，美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超过其他任何国家。1945年在美国主导下缔造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是给予世界的一件特殊的礼物。而且，在所有国家中，是美国首先发起了目前全人类正在进行的现代性进程。美国还培养出了一批精英，他们愿意从全球角度出发进行思考。当台上的政府没有履行全球责任的时候，美国的公民社会就会动员起来改变政府的政策。
但是，2008年的美国与1945年的美国有很大的不同。它不再自信。冷战早期的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毫不犹豫地向日本提供自由贸易通道。他对美国超强的竞争力信心十足。如果杜勒斯今天还在的话，他肯定弄不明白卢？多布斯夸张的言辞是什么意思。卢？多布斯及其封闭的心智代表了美国的新面孔。南希？佩洛西当选众议院议长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她具有保护主义倾向。在安全领域，由于新保守主义者相信美国可以单枪匹马地傲视群雄，这已经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了极大的伤害。这完全是个错误。“9？11事件”本来应该给他们一个教训：伟大的美国并不是不可战胜的。然而，美国并没有与世界重新接轨，相反，它与世界之间的鸿沟从未像现在这样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全球领袖的必要条件（2）
欧洲也像美国那样，应该是领导世界的天然的候选人。两个多世纪以来，欧洲主导着世界历史。在伦敦或者巴黎，柏林或者马德里作出的决定，往往会具有全球性的影响。现在的欧洲处于完全和平时期，也是法治社会的一个典范。欧洲已经制定出一系列复杂的规章制度来管理其成员国的行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地区有助于催生一个遵纪守法的世界。
但欧洲没能把它这种良好的影响扩展到其领土之外。不管是巴尔干还是北非，都没有因为邻近欧盟而受益。欧盟成员国的国内指令歪曲了欧盟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富有的法国农民的利益高过贫困的非洲农民的利益。这些贫困的非洲农民被迫非法移民到欧洲。为了防止非法移民，欧洲应该采取开明的政策在非洲创造就业机会，但欧洲开明的对外政策却少得可怜。
历史教导我们，任何时期的领导者都是新兴的大国。比如，当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时，它自然而然地成为全球领导者。按照同样的逻辑，中国最终应该会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者地位。中国正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鼓舞着全球——如果不是领导全球的话。关于非洲、拉丁美洲和*世界的部分地区的发展前景，存在着绝望情绪。它们与西方的接触只是破坏了它们的自信。而相比之下，中国从赤贫到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的经历鼓舞了它们。当*访问非洲和拉丁美洲时，西方媒体认为这只是中国寻求资源的举动。中国确实对资源很感兴趣，尤其是作为竞争中的后来者。但是中国也对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感兴趣。许多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在与西方的接触过程中备受折磨，而中国成为它们实现发展的另一个可以选择的伙伴。现在，在许多穆斯林国家，如果政治领导人说（就像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一个世纪以前所说的那样）“让我们效仿西方”，这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但是，如果同样的政治家说“让我们效仿中国”，那他们将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政治利益。
然而，要扮演全球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必须克服其自我封闭的自然倾向。纵观中国的历史，中国文明看不到自己为什么要参与到世界中去。1793年，乾隆皇帝这样回应英王乔治三世的特使：
天朝抚有四海……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经过过去一个半世纪与西方的粗暴接触，中国已经从沉睡中醒来。中国现在表现出更强大的文明力量。在这个快速变革与发展的时代，如何把中国团结起来作为一个坚强的国家和政治实体，对中国来说就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挑战。鉴于这些压倒性的国内事宜，中国领导人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国内事务上。*在他的二十八字方针中说过：“善于守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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