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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国王希望建设计划立即实施，他的命令就是法律。他希望这些城市要么快速建成，要么就不建。虽然他的政权不稳定，但是命令相当地有效。资金不成问题，因为石油价格不断上涨，国王的财富可以说是堆金叠玉。对于这个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来说，唯一缺乏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他能在以色列找到工人，即使伊朗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他也不在乎。我们被选中了，他的意愿就是命令。通过斡旋瑞士驻特拉维夫大使馆，我们所有人的签证在24小时内就签发并交付到手上。
整个事情像是一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很快，我们就进驻荒芜的工地上，这里被告知要建设成新的波斯帝国，需要根据先进的西方标准设计整个项目，过程中还要考虑当地文化、海军的需求、伊斯兰教传统和当地令人难以置信的高温。
感觉就像我偶然发现了一个现代童话，接着就去工作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对伊朗知之甚少。举例来说，对于他们的海军，我所知道的信息就只限于一个伊朗承包商用蹩脚的英文撰写的一份文件。但解决新问题总是能吸引我，这是我在武器研发部门工作时建立起来的习惯，那时我的第一个任务是有关海上雷区的突破性研究。然后，我协助发明了在六日战争期间使用的损失评估体系。为了分析装甲运兵车的最优化设计，我结合了经济学、运筹学和数学规划等方法（后来我将该论文审查修改之后了申请硕士学位）。伊朗项目给了我一个难得的新挑战，这需要想象力、主动性，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研究。
对于每个城市项目，我研究了人们不同层面的需求，例如，一个伊朗现代城市的垃圾收集、市政服务、景观偏好、文化设施、购物中心等等。为此，我收集了包括清真寺、学校、甚至墓地等的重要信息，最终差一点成为穆斯林文化的专家。在特拉维夫公共图书馆馆员的耐心帮助下，一个接一个，我将阿巴斯港、班达尔和哈尔克岛的项目放在一起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我一直牢记预算限额。因为很明显，从一开始，伊朗方面显著低估了项目的成本。
与此同时，我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璐璐以及他的公司（哈曼组织与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属于工程服务集团的子公司）正在调研项目的可行性。整个项目的真正主角——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已开始协力起草计划书。卫星城市的建设，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我们不得不应对的问题与丹·埃坦曾经遇到过的都不相同。例如，我们需要1500扇门和8000套锁，必须进口或自产，总之要快。一些建筑材料是以色列制造，有些在伊朗国内购买，而也有一些来自欧洲。我们对质量要求非常严格，直到伊朗方面出现问题。计划书要求我们遵守各种建筑材料事先商定的价格，这迫使我们只能使用承包商从批发商处购买的产品，而批发商从中赚取大量利润。这是伊朗的惯例，所以别无选择。
在全盛时期，伊朗国王是无所不能的。他下达命令，提供资金支持，指令即使不切实际也得立即执行。有传言说他曾经下令，所有波斯婴儿必须每天喝一杯牛奶，所有的谄媚者都表示同意，只有一个维齐尔＇伊斯兰教国家高官。＇勇敢地站出来，说出了这个指令的弊端。他指出，假定6000万伊朗人中有500万是婴儿，如果要求这些婴儿每天喝一杯牛奶，那么每月大约需要1000万升的牛奶，而伊朗的奶牛数量并不大；所以他们需要进口成千上万的奶牛，然后建造牛棚和奶牛场，添置必要的制冷设备，建立专门的运输系统，并训练成千上万的专业挤奶工。最后，他建议直接进口牛奶也许会更好。
同时建造三个新的卫星城市的命令跟这个传言中的法令真是如出一辙。然而有关建设计划的指令又比较务实，因为国王求助的是以色列人，我们只要是在私营部门工作，重压之下的工作状态绝对世界一流。不过在公共部门，以色列人的表现则是差强人意的。在我家附近的拉马特伊兰，一个只有1000户家庭的公共住房工程项目，最终花了15年才建成。而我们在伊朗建造三个城市才用了三年。
可以肯定的是，错误在所难免，问题往往就在你认为一切都进展顺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理论上，本地的承包商有责任对一些错误有预见性，但他一定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举个例子，每个人都知道，穆斯林在祈祷的时候是面向麦加方向的，但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个习俗会影响厕所的位置，因为习俗上是禁止有厕所面对麦加方向的。海军建设部门的总部位于德黑兰，他们主要在德黑兰以及伊朗中部地区施工。考虑到麦加位于德黑兰的西南方向，他们要求所有海军城市的厕所都是东西朝向的。而我们大多数的施工计划都在阿巴斯港，位于德黑兰以南一千公里，几乎是在麦加的正东方。正当我们要根据海军部门的要求建造厕所，几乎就要犯下致命错误的时候，一个叫丹·埃坦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提醒了海军官员。他们急忙到穆斯林牧师那里寻求建议，经过激烈的讨论，一致认为这个以色列的不信教者是正确的。随后，我们对规划进行了变更，阿巴斯港的厕所定位成南北走向，避免了不可饶恕的过错。
最后，与我们在城市建设中所做的杰出工作相比，这样的小错误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伊朗人尊重和欣赏我们，对我们非常友好。尽管两个国家没有外交关系，不过在伊朗王国，以色列人非常受人尊敬。
我的大部分工作在以色列，只有在伊朗方面有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去。1975年6月15日，我安排下班后与来自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老朋友约西·杜布罗斯基会面。在他的寓所，我们计划观看欧洲杯特拉维夫马卡比对阵贝尔格莱德红星队的比赛。当比赛结束的时候，他问及我在伊朗的工作是否很危险。我解释说，虽然伊朗当时是一个独裁国家，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担心安全问题。我们的最大麻烦是偶尔的沟通问题。有一次，我们一群人聚在咖啡店里聊天，一个服务员走过来问，“要喝点咖啡还是茶？”因为我们正在全神贯注地谈话，没有人回答他，他只好继续站在那里。直到有人点头，他才开始行动。那么，服务员到底做了什么？他只是把茶和咖啡倒进杯子里。
约西笑得快喘不过气来，这时电话响了，是马蒂亚。“马上回家！”从她的语气来看，我知道不可能是什么好事，担心是小扎赫出了什么事。当利兰出生的时候，我发明了一种在他房间给他换尿布的方法，等到扎赫出生，我们沿用了这种办法，也就是将一个旧画板铺在他的床上，虽然有时会从床的围栏上滑下来，但大部分时候都非常好用的，就像是一个可调节的桌子一样。一直以来，小孩在我们的监护之下，我们也没有感到任何的厌烦。尽管如此，我还是开车回家，心想一定是扎赫出了些意外。
当我打开门时，首先看见的是扎赫，她舒服地躺在马蒂亚的怀里，正摆弄着自己的头发。感谢上帝！接着，在孩子们的房间里，我找到了利兰，他正安静地待在玩具垫上玩乐高积木。我返回到客厅，马蒂亚仍跟我回来时一样，坐在那里没动。
“是乌里，”马蒂亚说道，“他遇到些麻烦！”我哥哥乌里？他身上会发生什么事儿呢？他是一名运动员，特别喜欢剧烈运动。难道是在打篮球时一条腿骨折了？抑或是两条腿？我马上拨通了基布兹的电话，他们告诉我是心脏骤停，当时乌里正在游泳池里游泳，病情发生后被送到了萨费德的医院。“他现在的状况如何？”我急切地问道，然而对方没有回答。“我马上就来。我马上开车过来！”我大喊道，几乎不能呼吸。“你可以来，但基布兹正在安排抢救。”
安排。从这个词我知道了事态的严重性。我记得那会儿我的反应是目瞪口呆。当时，乌里正在游泳池里和他12岁的儿子基列比赛，基列是他五个孩子中的老三。基列意识到父亲不对劲，设法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立刻寻求别人的帮助。
但显然乌里的去世并不完全是意外，那天早上他就感到胸口疼痛，然后咨询了一位在基布兹生活的军队医疗员。年轻的医生遗漏了一些症状，并没发现我41岁的兄弟有什么生病的迹象和身体不适。因此，乌里也就没在意，接着出去做了一整天的景观美化工作，然后赶到泰尔海参加基布兹管弦乐队的彩排，其中他演奏单簧管。乌里一直热衷于提升自己的健康，他从离基布兹两公里的地方下公车，这样就能跑两公里到家。在年轻人组织的游泳比赛中，乌里好胜心极强，压根就没打算给基列一点点机会。确实，他那天早上感觉到了疼痛，但医生告诉他不用担心，然而意外就这样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需要紧急救护时，住在黎巴嫩边境就显得非常不方便，离急救中心太远了。
那一年，我31岁，有两个孩子，进入了而立之年。成年以后，乌里和我走得越来越近，也成为了好朋友。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对他来说我太小了，之后他又从家里搬了出去。我们都成年后，10岁的差距也就消失了。我们在彼此的关系中找到了自己合适的位置，我们是兄弟，也是朋友。他的家人经常欢迎我和弟弟阿姆农去他家做客，我们在基布兹度过了很多的假期，并经常在那里一起庆祝家庭聚会。假期里，我们有时围坐在一起，讨论一些与伦理、道德、平等相关的严肃话题，这些后来都成了家族的传说。乌里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人，我可以看到灰色领域，而在他眼里只有黑与白。我们俩喜欢激烈的争辩，而其余的家人在享受甜点的同时，耐心地看着我们唇枪舌剑。偶尔，他有事的时候会来特拉维夫，我们彼此会面，享受待在一起的机会。现在，突然之间，所有这一切都不会再有了，乌里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么年轻就去世了，而且是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非正常的方式，想着真令人痛心。他像我们的父亲一样死于心脏骤停——真是个可恶的词。
那种父亲去世后让我无法摆脱的愤怒，那种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愤怒，变得愈发深刻、愈发强烈。我觉得我会爆炸。为什么是乌里？该死的，为什么在这样的年纪？世界上还有公平吗？我不是一个狂暴的人，但我能感觉到心中那种暴力的倾向，一种粉碎、破坏和损毁的冲动，我指责天地，指责父母。也许我很生气爸爸把心脏病遗传给了乌里，也许我对母亲很生气，因为她没有预兆地抛弃了我们。我不再去拜访他们的墓地。不论是马蒂亚，还是孩子们和阿姆农，没有人可以安抚我内心的愤怒，这种愤怒在我身上潜滋暗长，但又不得不被深深隐藏。
从表面上看，生活恢复了正常。我照顾乌里的家人直到后事都安顿下来，并且经常去看望他们。即使我专心照顾柏卢丽雅和他们的五个孩子，那种令人不快的悲痛却还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我像往常一样继续工作，更多的时间在伊朗度过。当那里的海军项目成功完工后，我们在伊朗拥有了无限的机会，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