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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悄悄地离开了家，阿姆农和母亲还在睡梦中，哥哥乌里的床是空着的，他已在去往学校的路上了。这是寒冷的十一月的一天。我们匆匆忙忙去了公共汽车站，那里已经有了许多安静等待的乘客。我认识其中的一两个，其中一个是来自团结出版社的爸爸的合作伙伴亚泽克（排版人员），他递给我一个橘子。“谢谢！”我低声说，他亲切地朝我微笑。我们出发后不久就到了火车站。一个特别的火车正等着，大部分的车厢都已经满了。我们的巴士是最后一个到达的，耽误了开车时间。随后我们也登上了火车。
接着父亲向我解释了这所有的一切。“我们将去问魏茨曼致敬。”现在，我还记得父亲当时是这样对我说的。电台里已经宣布了以色列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博士逝世了。每一个以色列的孩子都知道，魏茨曼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值得我们效仿的楷模。我曾经跟父亲在市里的比亚利克大街上听过这位伟人的演讲。与特拉维夫泥泞的街道、荒凉的景色截然相反的是，魏茨曼修剪得整齐的胡子、头上黑色的帽子以及优雅的手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我们将去对我们总统阁下致敬。
在火车上，我试着去回忆海盗船的梦境，但它们就像薄雾一样蒸发了似的。我剥皮并吃了亚泽克给我的那个橘子，因为实在是太困了以至于没有去找垃圾桶，就把橘子皮放进了口袋里。当火车减慢速度快要停下来时，我醒了。“我们到了。”父亲说。火车继续行驶了几米后到站了，它停了下来，车轮喷出的火花在夜色中闪闪发亮。“我们要在一小时后回来。”一个人大声说着。所有的乘客都站了起来，踏上了离站台几米远的碎石路，并默默地向魏茨曼研究所走去。我的老师瑞奇告诉我们，魏茨曼总统和他的家人在这里生活过，总统住宅区被美丽的花园环绕着。
“为什么路是圆形的呢？”我轻声地问道。因为我感觉我们似乎是在绕圈子，哪儿也没有去。“这里所有的路都是圆形的，”父亲解释道，“因此，游客会被这美丽的地方所陶醉。”
我们沿着圆形的路走了一段后，父亲说：“我们要在这里右转。这是通往房子的道路。”我们发现自己在一条直路的起始端，而这条直路的尽头是在一个亮点处，那个亮点是漆黑花园里唯一的亮光，让我们觉得它就像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向它走去。在我们的带领下，每个人都开始沿着直路前行，一直到总统家的前院。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加快。我的父亲似乎也感觉到了我的紧张感，拉着我的手。当我们走近时，包括我在内，所有人的眼睛都被照射到地面的四轴光惊呆了，顶篷上方挂着蓝色和黑色缎带。顶篷是通过金属链条连接到高杆上悬挂的，就像我梦中的海盗船的桅杆，只是每一个杆上的图案不再是骷髅，而是金色的大卫之星。
灵柩就放在顶篷下，旁边站着的是肃穆的武警仪仗队。当我们来自特拉维夫的小分队走过灵柩时，父亲让我走在他前面。我停顿了一下，尽管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仅仅是在效仿大人。我内心有些害怕，与其说是因为这宏大的场面，不如说是因为与死亡是如此的接近。
在旁边的桌子上，摆放着魏茨曼生前使用过的大礼帽、手杖和鳄鱼皮包。父亲告诉我：“现在他走了，这些将成为国家的象征。”随后，父亲帮我扣上了外套上面的纽扣，说了些似乎与总统死亡没有关系的话。“罗尼，你应该知道，人们（也包括孩子们）不仅对他们的家人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对自己的国家也是一样。”我当时太年轻，没法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然而却能将它们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里。我对自己的国家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掩饰着自己内心的骄傲暗自思量着。这正是我父亲所说过的。
总统的葬礼只有非常重要的人才能参加，如：劳工总会（工会）代表、高级公务员、外国外交官等。夜间参观、专列、致以最后的敬意的机会——这些小的表示，是赋予给像我父亲这样地位的男人们的。他们同统治精英们是如此的接近，以至于他们能够通过一些方式被挑选出来参加这些仪式，但他们并不是重要到能够参加葬礼本身。通过这件事我了解到，虽然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有些人会享有特权。
第5章 不当雇工
“我永远都不要当雇工！”这是父亲对于母亲要求他寻找第二份工作的一贯回答。母亲不断抱怨着我们越来越困难的处境，这让父亲心绪不宁，但他拒绝妥协。父亲很自豪能成为城市工人阶层的一员，并且坚决反对降低身份去为一个老板打工，“不当雇工”是他的战斗宣言。
父亲非常反感资本主义，因为它将人们划分为资本家和工资奴隶；同时他也憎恶极权共产主义，因为它颠覆了平等的理想。一番寻觅之后，他选择了合作社运动，最后他在一个印刷合作社也就是团结出版社上班了。这是1910年由戴维·本·古里安（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伊扎克·本·兹维（后来成为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以及他的妻子瑞秋·亚奈特创立的第二个合作社。团结出版社完全由其工人运作，并代表工人自身的利益，没有一个领薪职员属于外部人士。合作社的使命是印刷出版一份报纸——《团结》，同时出版犹太复国主义文学选集。我父亲非常认同创办者的思想，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后来，印刷合作社搬到位于特拉维夫市勒夫廷大街的一座装饰艺术非常精美的建筑里，在那里一直营运到千禧年结束。印刷社出版发行了由比亚利克和雷伏尼斯基合著的书籍、契诃夫的故事集、阿尔罗祖奥的《劳工联盟》季刊，不过它断然拒绝印刷与其理念相悖的书籍。在独立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印刷社免费印刷出版了奥特曼的诗歌《为了谁》，这首原先经劳工阶层的报纸《话报》审查后拒绝出版的诗歌，抨击了以色列士兵在征服卢德期间屠杀阿拉伯平民的暴行。这激怒了本·古里安总理，他下令所有士兵必须阅读由团结出版社免费印刷的版本。
通过这些类似的故事，父亲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传承着他的精神和政治遗产。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加入合作社的，最初是担任财务总监，但他一直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会，终于在三十多年后，也就是1967年的2月17日，他成为了出版社的经理。在父亲伊扎克·安纳夫的工作生涯里，他一直都是印刷合作社的股东和核心成员，与合作社的其他成员平等相处，并且对组织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从未当过一天雇工，从未听命于任何人，即便是在背负着家庭巨大的经济压力时也没使他放弃独立的尊严。母亲的要求让他受伤，但其实母亲的不理解让他更加的痛苦。
对于家庭遭受的经济压力，父亲的解决方案是尽可能地缩减开支，并且尽早地让我们这些子女为家庭出力。的确，从我们少年时期开始，兄弟三个就开始在假期里干活以补贴家用。我经常自己挣零花钱，父亲对此很欣慰，有时他也会在印刷社给我安排临时的工作。“现在你还年轻，只能去当雇工，不过等你长大了……”安排儿子去做他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这对于父亲来说并不是太好受，不过我倒没有因此有丝毫的烦恼。从我开始自己挣钱、尝到独立的滋味那刻起，我内心都非常地乐意，甚至是高兴，我很乐意能尽自己所能来补贴家用。
除了能挣到些钱，我额外的收获是能在印刷厂跟父亲待在一起，而且在工作中被当作一个成年人看待。在食堂里跟他一起吃午饭的时候，还能听他讲一些关于合作和平等方面的观点以及工作的重要性。我喜欢看排字工人熟练地将鳞次栉比的字母放进印刷板里，并惊叹于他们的能力，能将满是删除和修改标记的手稿转换成为整洁、干净的印刷文字。
后来，当我成为一名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学生时，我仍然去兼职打工，不只是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也为了赚取自己的学费。这是因为，每当我获得一次部队的阿图岛奖学金，我都必须在部队多服役一年，为此我主要的目标就是将这样的承诺降到最低。虽然我一直欣赏劳工运动的价值观和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但是我不会选择进入我的学术生涯所预备的行业里打工赚钱。成为一名希伯来劳工虽然是一个理想的职业，但是相比于炎热夏季从希伯来工厂里散发出来的恶臭，出版社印刷厂里的味道就像是香奈儿5号。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学的课程包括在海法阿达制衣厂和阿西斯果汁厂的现场实习，但一想到那里的噪音、污染、过度拥挤以及汗臭，我就急切地想去寻找一个更干净的行当工作，这样不仅可以运用我的智慧和学识，而且能够赢得独立。虽然和父亲的方式不大一样，但却殊途同归。
显而易见，教书是其中的选择之一。之后，我也找到了一份这样的工作，不过薪水少得可怜，而且工作量很大。每周两次，我都像个无头苍蝇一样坐火车往返于以色列中部的特拉维夫和同是海边城市但远在北边的海法。在周一开始的时候，我离开特拉维夫去以色列理工大学，中途在哈代拉的一所高中停下来教授物理学，尽管有时候会迟到一些，不过我还是会赶到海法上课。到了周三周四，我会返回特拉维夫，为的是中途又可以
停留在哈代拉授课，之后赶去以色列理工大学上课，不过这也会有些迟到。我在工作和学校之间不知疲倦地奔波着，学习成绩不可避免地受到些影响。为此，部队停止资助我，而这又反过来迫使我打更多的工来养活自己。
需要是发明之母。与朋友什穆埃尔·拉赫曼一起合作，我发明了第一个畅销产品——《热力学解决方案》小册子。热力学属于物理学中很难的一个分支，首先，对于标准教材上的所有习题，我们都经过仔细论证给出参考答案。然后，我们雇了一个打字员将这些参考答案打印出来并进行校对，再送到团结出版社印刷。最后，用手工装订成了几百本小册子。这份小册子在学生联合商店里销售得非常成功，我们两个感觉就像挖到了金矿。
我认为我不再是父母的负担，并且可以缩短我与以色列国防部合约的时间，这时候的我有些飘飘然了。当向学校支付最后两年学费的时候，我简直是欣喜若狂！赚钱的感觉太好了！有份稳定收入真是太棒了！而且，令我愉悦的是，终于能偶尔让自己奢侈一下了，比如跟一帮朋友在学校附近的斯蒂芬小饭馆吃上一顿维也纳炸牛排。
在服完兵役、完成以色列理工大学要求的专业必修课程并提交论文之后，我获得了硕士学位。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我有了第一个孩子——利兰，这鞭策我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至少是在当时那种情境下。我的梦想，还有父亲关于“不当雇工”的谆谆教导都来不及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