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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成为了以色列理工大学我毕业院系的一名教师。从学生到老师，这个挑战是巨大的，不过我以高度的热情去面对它。我教授一些硕士培养计划里的核心课程，同时也能在对策和决策论中开发一些创新课程，这后来成了我特殊的兴趣所在。不久之后，我得到一个在贝尔谢巴新建的本…古里安大学兼职的工作机会，尽管我将不得不两地奔波，并且工作量也会增加很多，但我还是欣然接受了。不论如何，赚取足够多的钱支撑我的家庭，是当时的头等大事。在本…古里安大学，我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即计算机在规划和工程领域中的应用，这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当然这是后话。当时，作为一个老师让我感觉非常好，我甚至开始认真考虑将成为一个学者作为我的职业追求。为什么不呢？这是个令人尊敬的职业，也能让我父亲满意，再说，我很多一起服兵役的朋友都成了教授。这个职业并不枯燥，也不会像其他工作那样有很多的领导在周围指指点点，它是在培养未来的知识分子，老师们过着体面的生活。
然而，我终究还是不满足于现状，舒适和安逸的象牙塔并不是我的追求，尽管当时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归宿在哪里。我很羡慕那些同事们，他们很清楚自己是要成为物理学家还是音乐家，抑或是作家或者研究员，而我自己的路我还没想清楚。在当时，尽管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校的工作中，但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期待其他可能的发生。一个预兆，一束光亮，或者其他明确的信号，它会如何到来？在什么时间？以什么形式？没有人会知道，但我确信这一刻一定会到来，就像歌曲“西部故事”里唱的那样：“好的事情一定会到来……”
没多久这样的好机会就出现了，精力充沛的耶胡达·浮士德邀请我跟他一起做些生意。
耶胡达曾是我在以色列理工大学教授《决策论》课程的一名学生。在那个年代，集成化决策、对策论、运营研究和效用论的思想被认为是很超前和大胆的，反而吸引着像耶胡达这样成熟和有原创精神的学生。1970年秋季的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约我一起喝咖啡，一见面，他就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我已经从住房建设部的一个高级职位离职，现在我作为合伙人管理着丹·埃坦和埃里·戈申的办事处。”我在军队服役期间遇到过很多知名建筑师，难道他为这个而来？我寻思着。他吸了口烟，声音有些沙哑地继续说道，“自从六日战争以来，建筑行业的发展空前繁荣，目前我们手头的项目非常多，员工严重不足。我找您不是为了寻找建筑师，不瞒您说，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人才。”看来，他看出了我脸上表现出来的困惑。“我需要像您这样懂经济的专家，”他的鼻孔冒出一圈烟雾，咳嗽了一声，继续说道，“老实讲，难道您没有厌倦整日的学术问题？为什么不过来加入我们？我们这里业务充足，还有很好的一个团队，过来吧，让我们一起做些生意。”
生意！这会是我期盼已久的预兆和信号吗？一个工业工程师被邀请加入一个建筑公司，这听上去不那么寻常，然而耶胡达·浮士德对我的邀请又显得那么合情合理，这一刻似乎来得也正是时候，没有让我感到很唐突。在以色列，要想进入知识密集的高科技行业，基本得靠个人的推荐，并且一般来说，人们愿意跟那些在和平年代生活轨迹有交叉或在战争年代生死相交的人一道工作，主要是因为人们相互间更加的了解和信任。
我跟耶胡达·浮士德是在军队里相识的，后来又一起进入以色列理工大学。耶胡达·浮士德向丹·埃坦推荐我，认为我是个有价值的人，他感觉我会给整个团队做出贡献。埃坦信任个人的推荐，因此没有问太多的问题就同意接收我了，大概是基于未来我一定有所贡献的考虑吧。当时我没有谦逊地对他给予的机会表示感谢，而是说道：“我不想成为一个雇工，我可以以自由身份为你工作。”丹并没有因为我的肆无忌惮而将我排除出局，相反，他微笑着点点头，并握了握我的手，他一定是很乐意看到我属于那种有坚定信仰的人。
就这样，我正式开始了做生意的职业生涯，从一个学校雇员转变为一个大型建筑公司的签约自由人。我必须努力不辜负他们的信任，同时也想看看我做的冒险之举是否值得。之后，我跟耶胡达·浮士德一道做财务预算，为建筑项目编写的详细
规划方案为公司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都证明了我出色的能力。很快，我对我的选择充满信心，并开始梦想着有一天能创建自己的企业。然而，在调查研究了多种可能并做了一些尝试之后，我深刻地认识到，要自己创业，必须要有耐心并等待合适的时机。
大约两年后，也就是1972年年底，我在埃坦…戈申体系内部创立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命名为安纳夫系统公司。不是因为希望的火把出现，也不是因为生意之神在我耳边召唤，我只是感觉这应当是个好的时机。慢慢地，不断丰富的经验教会了我，经济和商业过程都有其固有的规律，身处其中的人都必须予以遵守。就像种子一样，它们在地表下生根，然后在合适的时机突然破土而出。
起初，一切事情都是按部就班，我还是会像以前那样为埃坦…戈申共同的项目工作，唯一的改变是现在我开出的单据上都印上了安纳夫系统公司的标志。这个标志是由我妻子马蒂亚设计的，父亲也非常自豪，他在团结出版社将公司标志印在信笺和商务名片上。拥有自己的公司让我感觉很好，但同时也担心业务量不足。刚刚独立的安纳夫系统公司，只是简单地继续为这家繁荣的建筑公司提供金融和管理服务，这也是新公司唯一的客户。
转眼时间到了1973年，办公室的人都在议论国王统治之下的伊朗“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坊间有很多的传闻。其中一件是关于一家以色列知名建筑工程公司的经理，他打算乘坐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汽车环行德黑兰。正当我们有些人认为这样奢侈的行为不可取的时候，有知情人士透露，这位经理是想利用这样的炫富行为激起伊朗人民对发生“大事儿”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这个事件的成功能促使埃坦…戈申公司受邀参与并主导一个大型的国外建筑项目。现在，埃坦…戈申公司是以色列最大的建筑公司之一。
后来，公司的办公室搬到了哈亚克大街111号，面朝大海，临近我父母位于诺道尔27号的公寓。这使我能够经常去公寓里看望父亲。自从母亲去世后，父亲变得孤独，沉默寡言，而且越来越脱离这个社会。公寓里的摆设都跟我母亲去世的时候一样。他不断地向母亲种在阳台上的巨大仙人掌浇水，但并不知道该怎么养护它们，最终大多都因为浇了太多的水而死去。父亲尽职尽责地喂养母亲留下的鱼儿，然而这些鱼儿同样在没有母亲的照料下变得虚弱不堪。
父亲热爱其作为印刷社经理的工作，如今他只身一人，社会活动已大幅减少。我的哥哥乌里经常邀请他去基布兹，马蒂亚和我则让他经常来我家小住。我弟弟阿姆农那时已经从部队退役，并开始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经济学，因此他住回了家里。然而，父亲仍然非常孤单。他仍像往常一样保持着大量阅读的习惯，但品味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再喜欢看托尔斯泰的作品，而是经常沉浸在犹太教法典学者迈蒙尼德的作品里，好像他突然发现了宗教的魅力所在。我没有询问他这样转变的原因，因为在我们家庭里，我们通常都不打听对方的个人隐私。马蒂亚和我尽可能经常带着儿子利兰去看望父亲。只有在看到自己孙子的时候，父亲才会暂时忘却悲伤，寻找各种办法逗乐小宝贝。
1973年1月10日，我们聚在一起庆祝阿姆农的生日，马蒂亚带来了美味的蛋糕，父亲现场做了一个幽默的讲话。生日派对结束得很晚，我在第二天凌晨才睡眼惺忪地返回办公室。正当我要撕下前一天日历的时候，阿姆农打来电话。“快点回家！”他的语气有些奇怪。“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你还好吗？”我问道。阿姆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话语中有几分怒气：“你难道没听到我说的吗？现在立即回家。”
我放下手头的东西，一路跑回公寓。在楼梯间，我差点与从诊所来的家庭医生撞了个满怀。他看到是我，就试图向我说明些什么。这也是一些护理人员之前告诉过我的，不过我不太理解他所说的，只顾着两步并作一步地向楼上跑去。尽管年纪不小了，这位医生还是快速地跟着我，一点儿也没落下。阿姆农呆坐在起居室，脸色苍白，不知所措。他用手指了指父母的房间，我跟家庭医生一起快步走了进去。父亲背靠在床头上，一动不动，床边放着他看的最后一本书——《斗士的演讲》（后来出版的英文版书名是《第七日》，斯赫·罗哈密著）。他的手放在封面上，好像他刚看完并将老花镜折叠放好。父亲看上去就像安详地睡着了，但已经没了呼吸。家庭医生俯身看了看父亲，然后直起身子，囔囔地说：“抱歉，真的很抱歉！”他说话的语气更像是一个朋友，而非医生。
随后，我打了一通电话，其实我心里已经有所准备。父亲的死因是心脏骤停，但正像医生所说，一个人在睡梦中离去是一种福分。父亲应当是在毫无感觉的情况下离去的，他看上去安详平和，我敢确信他没受到什么痛苦。阿姆农仍然处于极度震惊的状态，断断续续地解释说，就在他给我打完电话之后，他联系了诊所，原本接电话的护士告诉他那个时间他们不出诊，但阿姆农提高了嗓门，坚持要直接跟医生通话，之后医生迅速地赶到我们家里。直到父亲被放上担架，阿姆农才缓过神，大声地哭了起来。而我尽管内心悲痛万分，却没有哭出来。我们兄弟俩经历了同样的生死别离之痛，母亲去世的时候我在身边，而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在身边。从此，我们成了失去父母的孤儿。父母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但却充满了意义和温暖。他们去世的时候年龄都相对不大：母亲是在61岁的时候离世的，父亲比母亲要小三岁，去世的时候也才62岁。他们是一对理想主义城市的先锋，过着我们很难想象的简朴生活。一生含辛茹苦养育了我们兄弟三人，对我们无欲无求。他们绝对地信奉集体责任，并将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诸如“我有权这样”或者“那是我应得的”之类的话他们从来都不会说，甚至在他们内心也从来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努力工作，竭尽全力地教育我们。
不管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以色列人都互帮互助，乐善好施。当父亲把反抗谋害其家人的纳粹当做自己的责任，并志愿加入犹太旅团的时候，母亲从未因为撇下她跟两个幼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