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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们双方的合作只是形式上的合作，并不是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从整个资金的投入及组织过程来看全部由我方承担，贵中心只是提供开办独立法人的分支机构文件。投资人投入了资金后，不可能不拥有资产的投资运营管理权。至于工商注册登记的问题只要求贵方出示相关文件其它均由我们自己解决。在贵中心完善的企业文件基础上我们将设法完成登记注册，若经我方努力仍无法注册，那么我们的合作就无法成功。”见万经理依恋着权欲，汪健舍弃了套话，直接了当地摊出了底牌。
在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只是上级委派的不同级别的官员，只是企业的负责人，没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上级的一纸调令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随时都要离任，在职所作的决议和决定随时都可能遭到上级主管部门甚至主管领导个人意见的推翻而改变；为了保住自己的乌沙帽，这些企业的法人代表、企业领导人还得按上级领导者的意图办事。作为典当中心的法人代表万经理是深知这一游戏规则的，但他并不理解上级领导关于合作决议的根本内涵，并不知道陈主任以上级主管单位及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与汪健他们已经达成了初步而具体的合作意向。
见汪健摊出了底牌，万经理不知如何是好。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怕导致合作流产，这样连起码的效益保障都得丢失，而且还可能会遭到上级领导的训斥；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会错过这次大好的机会，就会丧失企业运营管理的权限，同样可能遭到上级领导的训斥。万经理望着陈主任，期望从陈主任的表现神态上找到答案，更希望陈主任能直接表态。
汪健摊出了底牌后一直关注着万经理的神情。
万经理没有即刻回言，只是眼望着陈主任。汪健知道万经理无权拍板定案。继续说道：“独立的企业法人以有限责任的企业性质注册，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给中心减少了许多麻烦，否则中心还得直接地或连带地承担包括经济责任在内的民事责任。同时，中心仅以一纸文件还可以获取经营期内的稳定效益收入，我们也同意为中心安排五名富余员工上岗以减轻中心负担，何乐而不为？”
作为湖江市典当中心的法人代表万经理感到很 。合作方是上级主管部门介绍来的，在洽谈合作之前上级领导已形成了与合作方合作的决议，主要领导也亲自到场参与谈判，而在具体的合作内容和方法上上级领导又不给具体明确指示和要求，己方又没有直接的资金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深知国有体制下的企业法人或企业领导只能按领导意志行事的他除了个人的权欲奢望外，只能是在具体内容上讨价还价。至于合作的性质、形式等原则意见还得在场的陈主任定夺。万经理很是无奈地望着陈主任，等待着陈主任的最后意见。
此时的陈主任也不便轻易发表意见。
在计划经济体下从事三十余年经济领导工作的陈主任一贯行事作风是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自己的主观意见应由具体执行人表述，自己只是表态同意以作最后决定。这样既表现了民主及对下属的信任和重视，又不失风度、出现问题也可以推卸责任。这次的合作的性质及形式涉及到经营管理权转让，对国营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而主任办公会形成的只是方向性的决议，并无实质性的内容和要求。虽然陈主任早已私下与汪健谈妥，承诺以出具文件的形式转让典当经营管理权，但他决不能自己发表这种意见，他要通过万经理以谈判的形式造成这种事实，最后自己拍板定案。
长久未言的陈主任见万经理对合作的性质和形式很慎重，没有明确地发表意见，感觉到尚未达到予定的谈判结果。于是说道：“经过友好协商，大家就合作的具体问题达成了初步的意见。现在已是中餐时间了，我看中餐后大家下午再就合作性质及形式进一步商议如何？”
汪健及陈主任、万经理一行谈判人员到了一家颇具规格的酒店进餐。
真实故事 典当行（2）
午餐后的休息时间。汪健与杨玉琴在湖江市典当中心总经理办公室低声交流着。
“万经理死死抓住典当公司独立法人问题不松口，与陈主任谈好了的事情陈主任又不表态。如果是这样，今天下午是没有什么结果的。看来前期在陈主任身上所做的工作是白费了的。”杨玉琴不安地说道。
在国有企业供职多年的汪健知道国有企业的议事程序及决策方法，担任过国有企业领导工作的汪健更知道国有企业领导的行事作风及思想观念。汪健告诉杨玉琴：“在民营企业来看象这类所谓的合作性质及形式只是合作双方由投资形成的权力与义务的具体表现；而在国有企业则不会认为它是投资的表现形式，他们只会认为这是事关经营管理权的重大原则问题。那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这些国有企业的任何领导人都是不会轻易表态作出决定的。他们需要商量、商量、再商量，沟通、沟通、再沟通，直到达成所谓的高度一致，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市供销社不是形成了决议文件了吗？如果还要等到他们商量后才决定，今天看来是等不到的。不行我们就向陈主任和万经理招呼一声，回公司后等待他们的消息。”听了汪健的说法，杨玉琴急不可待地说道。
汪健笑了笑说道：“看来你不仅是对国有企业的行事方法不了解，而且不善于察言观色。”
汪健递给杨玉琴一支口香糖，自己撕开一支塞进嘴里继续说道：“我已将合作的性质和形式作为合作的中心原则提了出来并着重坚持着。中餐前陈主任说下午进一步商议，并没有中断商谈过程，也没有说待他们商量决定后再告知我们，而万经理则一直望着陈主任，试图依陈主任的神色行事，自己不敢轻易地表态坚持自己的意见。这说明两点：一是我们对陈主任的工作是有效的，只是他不能以领导者的身份迫使作为下级的当事法人代表按自己的意见办。整个上午他都没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就是很好的说明。二是我们是在典当中心上级组织的决议之下由陈主任介绍来洽谈合作的，在陈主任亲自在场的情况下万经理是不敢轻易作主的。如果我估计的不错，现在陈主任已按我们的要求与万经理和他的领导班子在统一思想，待会大家再进行商谈时，万经理会明确表态同意我们的意见。”
杨玉琴接过口香糖，撕开后放进嘴里静静地听着汪健的说道。随后附合道：“象是你安排设计的，但愿如此。”
汪健此时已显疲倦。说了声：“我在沙发上闭一下眼，养养神。”
杨玉琴拉着秘书张小姐的手对汪健说道：“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出去逛市场去。”说着走出总经理办公室离开了典当中心大院。
真实故事 典当行（3）
典当中心总经理办公室隔壁房间。
万经理及其领导班子一干人在陈主任的参与下讨论着合作事宜。
一位与万经理年龄相仿约四十岁左右的副经理发言道：“在早上的谈判中我们提出的具体要求，比如说安排就业上岗人员、管理费等问题对方几乎全部同意了。我算了一笔账：如果第一年按每月4000元收费可以解决我们公司二十余人的工资收入问题，再加上安排五人上岗，以现在我公司在册五十余名职工计算几乎为我们解决了50％以上的人员工资问题，极大地减轻了我们的工作压力和负担。而我们既不投资金，也不投物资和场地，这样的好事正如对方汪总所说‘何乐而不为’。”
“我跟你的看法一致。从效益上看这确是一个无本万利的合作项目，我真想把这项合作签定下来。但我考虑的有两点：一是这里涉及到把国家限制准入的典当经营权出让出去，是否违背原则？处理不当我们将受到处分。这一点是最关键的问题。二是我也想就此机会，在对方投资的前提下把我们自己的典当业务开展起来。”接着副经理的发言万经理谈出了自己的顾虑和想法。
另一位年长的副经理说：“这项合作对于我们公司和中心来说效益是显然的、无可质疑的。但对方汪总已经明确地提出我方仅只是以分支机构的形式出具办理工商执照时所需的文件证明，由于我方没有资产的投入我们的合作并非实质上的合作。因此，万经理所说想借对方的投资把我们自己的典当业务开展起来以及其它形式的过高要求是不切实际的，除非我们也进行实质性的投资。至于涉及到万经理所说的国家限制准入的经营权问题以我数十年的做基层领导的经验我认为：我们确时需要认真严肃地对待，不要因此经济效益而犯组织原则错误。”看得出这位副经理是公司的老人，也是万经理的长辈，对于万经理的谆谆告诫？源于老于事故的他一生都以组织原则为准，宁可不要企业效益也不愿意有丝毫失误以致犯错丢掉了“乌沙帽”。
年轻的副经理看了老经理一眼，心想：你是船到码头车到站。对企业你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职工也不会找你要工作、要工资，你可以不站在企业的角度，不考虑到职工的利益。我们却不行，我们还有几十年要在企业工作，还要持续不断地面对职工的工作及吃饭问题，还得承担最起码的企业责任。考虑再三他认为：此项合作解企业与职工燃眉之急的机会不能放弃。于是继续发言：“我看这是我们企业暂时解困的天赐良机。如果对方不是强烈地希望开展典当业务，谁愿意在对方没有丝毫投入的前提下与之合作，每年向对方提供五、六万元的稳定效益。再说对方提出的合作性质及形式也不是什么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种合作形式中我们并没有出让典当中心的企业法人执照，以下属机构的形式办理独立法人企业并没有影响中心的经营范围和经营管理权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认为并不涉及到典当经营权的出让问题，充其量只是中心准予下设机构从事本中心经营范围内的业务经营活动，若是有限责任公司，中心根本没有什么连带责任。”
万经理是个明白人。他明白上午与对方谈判过程中汪健所讲的道理及所表述的意见含义，也明白年轻副经理所说的具体观点和意见。只是他的权欲使他不愿意轻易放弃开展实质性典当经营的权力，同时又担心自己的决策意见与陈主任相悖。见诸位副经理均发表了意见，他顺势询问陈主任道：“社领导有没有原则性的意见？陈主任能否为我们作些具体的指示？”
看到问题讨论的结果已现端倪，又见万经理似乎不愿舍弃这项合作。陈主任说：“现在是改革开放的年代，干什事情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社领导只是合作事宜已形成了决议文件， 没有任何原则性的意见，不会以任何形式捆住你们的手脚，至于怎样合作由你们领导班子集体决策。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和指示以免干扰你们的决策。不过刚才万经理所说的倒确是事实，这是一个无本万利的生意，做生意的人就是要算经济账。”
陈主任的发言确实没有具体的指示及要求，但“改革开放”“摸着石头过河”“已就合作事宜形成了决议文件”“不捆手脚”及认同万经理的“无本万利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