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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集体的意志和需求；与之相反，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人构成的，只要不伤害到其他人，个人的需求和意志应该占主导地位。20世纪初叶的世界要比现在的世界“集体主义”得多，那时的神职人员、国王、君主以及权贵阶层要比现在更为流行，权力也更大。造成这种反差的原因是什么？两次世界大战。“一战”，那时候称大战争，彻底粉碎了人们关于“仁慈的统治者总是将他们子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观念。大战争跟之前的战役不同，因为大多数反对团体的成员都是自愿加入的—至少一开始是这样的，而且许多反对活动都是由*人士领导的。突然之间，政治家需要恳求和讨好公众，征兵需要通过虚伪的宣传，机关枪以及其他武器让战场上的屠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些变化带来的效果就像是醉酒后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剧烈的头痛一样，大众对政府和权力充满了幻灭感，也不再相信教会—假如有上帝，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杀戮？政治家都是说谎的人，信仰的约束作用日渐松弛—这些论调一直到今天还在我们的耳边回响。
仅仅过了20年，集体主义遭遇了又一次的打击。“二战”向我们展示了当一个国家的全体国民屈从于某个统治者个人的想法时会发生什么。纳粹主义是变质的集体主义。1945年以后的几十年里，叛逆潮、垮掉的一代、嬉皮士、摇滚乐以及其他反文化理念的盛行并非偶然，在人们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以选，要么挣脱社会的枷锁，要么毁灭。那些没有受到两次战争影响的国家最终没能逃过流行的力量—独一无二才是酷，摒弃所有千篇一律的想法，走自己的路。技术革命为我们带来了互联网和照相手机，而这些最新的科技进步都属于那个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开始的大趋势的一部分。
可是直到最近，人们态度的这种转变才在经济领域得以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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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钱还是得钱
《全球财富报告》（World Wealth Report）是一份关于全世界富人的年度调查研究报告，主要研究那些超级有钱人的数量、身价和投资策略。在2003年的那一期里有一张图，就是这张图彻底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从这张图中我们不难发现，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部分的财富都还是通过继承的方式获得的，也就是说富人们大多是家族财富的继承者。那个时候，借钱十分麻烦，限制很多而且代价高昂。如果说你运气不好，既没有出生在一个富人家庭，也没有嫁给一个百万富翁，要想挣点钱你只能在一些家族企业里打工，或者去偷去抢，要么只能指望中六合彩了。这是个不赞成冒险的社会，把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族财产用于轻率、冒险的投资非常罕见。人们要想提高自己的收入档次几乎不可能，如果有那也是一个极为缓慢的过程。
乘坐时光机回到50年以后的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个财富基本上是靠DIY的世界。全球2/3以上的亿万富翁没有继承过一分钱，全都是白手起家、“无中生有”。作为一个瑞典人，我羡慕英国人，因为在他们的语言里有“挣钱”（make money）这么一个说法；在瑞典，我们只说“得钱”（tj？na pengar），暗示着我们需要依靠别人将钱作为一种奖励发给我们。如今借钱变得越来越便宜和方便，也许是因为过于便宜和方便才会发生次贷危机。如此多的基金储备创造了一个不需要嫁个有钱人或者抢银行就可以获得资金的世界。今天，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将一个人的脚绑上橡皮绳，把他推下悬崖，将之命名为“蹦极”，然后就可以收费了；幻想出一个会魔法的男孩和一个寄宿制学校；编一个计算机程序；写一首有关性的歌；卖更好吃的汉堡。就像小时候父母出远门一整个周末都不回来一样，只留自己待在家里。
通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挣钱，给人们创造了难以想象的自由空间，渐渐地，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在过去的10年里，越来越多的人声称终极理想是建立自己的公司。几年前，我对许多不同国籍的年轻人做过一个采访，我问他们：“你们觉得自己10年以后会从事什么职业？”无论这些人是来自波哥达、伯明翰，还是布罗斯，他们的回答竟然惊人地相似：“那时候我会在经营自己的公司。”在美国，2年/4年期的创业项目超过了5 000个，而这个数字在1985年还仅仅是250个。有关创业的主修专业、辅修专业和各种证书从1975年的104个上升到2006年的500多个。随着大公司的裁员和破产，这些数据只会变大不会变小。为什么要把工作寄托在别人身上或者为别人的梦想打工呢？看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期间，也就是在“失去的10年”中发生了什么：
经济衰退激发了日本年轻人的创造力，瓦解了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为年轻的创业者注入了更多活力。同时，经济衰退还可能让日本人逐渐放弃进入大公司工作这样一种传统的职业道路。随着社会偏见越来越少，他们开始涉足艺术、音乐，以及很多类似的冒险尝试。“虽然钱少了，但是人们拥有了更多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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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者社会
我们的社会已经从自上而下（按别人说的做），变成了自下而上，人们想要挑战并且改变社会。我们可以将成长在现在这个环境中的一代人称为“E一代”（Generation E），E代表“创业精神”（entrepreneurship）。如今的学生们耳朵里听到的比尔？盖茨和Google，比温斯顿？丘吉尔或者富兰克林？罗斯福要多。创业精神不仅仅是说“开一个你自己的公司”，它还表达了一种类似于朋克摇滚的态度。朋克音乐的诞生源于两个理念。第一，改变世界。朋克的音乐风格是愤怒的，想要在英国实现无政府，挑战固有思维，这正符合创业者的运作方法：一条更廉价的航线，一首更好听的歌曲，一张更舒服的床，一支更为友好的服务队伍等。朋克音乐的第二个理念—也是为什么朋克音乐有时候听上去那么骇人—是任何人都可以玩。技巧就是压迫，只要你能击鼓，你能对着麦克风大吼，你能拨弄吉他，你就是音乐的一部分。个性化就正在创造这么一个“人人都能玩”的社会，拍个视频，发明个小玩意儿，编个程序，写篇博文，设计一件衣服。也难怪U2乐队的主唱波诺将现在的经济社会称做“朋克资本主义”（punk capitali*）。
成为独一无二
当我刚进商学院读书的时候，学生会给每一个新生发了一个带有嘲弄意味的便条，上面写着：“你以为你是谁？沃尔沃公司的CEO？财政部长？才不是！你就是一个傻帽一年级新生……”一个傻帽新生，不是瑞典最受尊崇的公司CEO，不是炙手可热的政治家，这个世界过去就是这样的等级森严，你与这些统治阶层在年龄、性别、肤色、教育和经验上的差距越大，你就越贫困。如今，正是那些不断在创造与众不同的商品和服务的原创思想家在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资格老的大公司偶尔也会推出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创意，但多半逃脱不了被社会边缘化的命运，而推手正是那些被主流社会认为是不搭调的、年轻的、奇怪的、多变的和傻里傻气的创造者。在一个财富需要靠继承的世界里，经营就是全部，经营资产，经营企业，经营价值观，千万不要挑战社会原有的秩序。一个正式的、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正是那个社会的基石，人们就像齿轮一样嵌入一台上了油的机器。
现在，财富的取得靠的是自力更生和勇于冒险，创造力和想象力已经成为人们最重要的技能，或者说是特性。肤色、正规的教育、性别、年龄以及家世背景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成为百万富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不是更加容易，而是更加*。过去的教育重点是教会学生如何“克隆”，以及向社会输送规格相同的劳动力。现在的教育更应该教孩子学会如何欣赏独一无二，培养人们独立创新的思维模式，以及勇于冒险的精神。独一无二是无法学会的，你只能发掘你自身的独特性，不然就会将之埋没。
某某主义
资本主义之所以备受诟病也许就在于“主义”二字，“主义”往往意味着一个完完全全现成的、高高在上的哲学理念。任何东西一旦成为 “主义”，就会逐渐变成教条，僵硬而且极端，摆出一副“非支持即反对”的面孔。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我们通过它们的基本理论和实现方式可以看出它们来自不同的世界；但是粗粗看来，它们又是类似的。人们之所以对它们如此反感，不仅仅因为它们作为“主义”表现出来的不公平和麻木迟钝，更是因为用“主义”来统治一个社会已经越来越不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了。
如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资本主义的“主义”正在消失。在过去，权力、影响力和知识都按照阶层自上而下流动；而如今，这些东西却开始从底层生长壮大，个人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能挣钱。资本主义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我们称之为“我资本”（MyCapital）的理念—这是我的资本，我决定如何获得和使用它们。“我资本”强调的是一个微观世界，我如何获得和处置我的资本与别人无关。过去人们认为百万富翁都是剥削者，但是“我资本”百万富翁却在努力地回报，他们构想并追求大胆创新的目标：消灭疟疾、消除贫困、研制新型燃料、绿色生活。百万富翁过去的形象就是装在西装里的中年胖子，而如今他们拥有了各种体型和肤色：女性、黑人、瘦子、运动员、怪人、朋克摇滚歌星、不合群的人、年轻人、老人。在这个财富DIY的世界上，任何人都能做到。“我资本”就是个人版的资本主义，你可以修剪掉“主义”里你不喜欢的任何部分。
从量变到质变
在过去几十年里，资本主义制度被悄然重塑，而这种缓慢、渐进的变化是隐形的，这也就意味着那些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定型的人，无论参观了多少个创业新工厂，仍会固守原来的思维。如果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不持续更新，势必会僵化为盲目的教条。“持续更新”这个说法听上去有点晦涩，实际上就是好奇的人们时不时地问自己一句：“如果……将会怎么样？”这就是这种特殊盲目症的简单疗法。如果我的外婆每隔几年就重新装修一下她的房子，她的房间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老土；如果你和我坚持每隔几年就更新一下我们的想法—改变阅读习惯、尝试跟不认识的人聊天、去没去过的地方旅行，我们就有可能觉察到那些移动缓慢的“龟速趋势”，而不是被它们的突然出现吓个半死。但是它们迟早会吓到我们，就像心脏病发，这些趋势在我们雷达的监控之下会在几十年里慢慢展开，然后就会以一种巨大、喧闹、有时候令人不快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
一个世界新秩序的诞生实际上经过了几十年的酝酿，一经出现就会震动世界，“9？11”就是这许多例子中的一例。2008年9月，全世界上了一堂课，讲的是在过去几十年里有越来越多复杂和相互依存的事物出现在我们周围。大公司无法吸引新人才，因为他们都想“做自己分内的事”。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