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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一些认识希拉里的人，尤其是那些自命女权主义者的人，则不同意这种说法。“政界能够接纳那些真正独立的女性。”韦尔斯利学院同时期的一名女校友说，“假如希拉里没有嫁给克林顿，她也许早就当上了美国总统，这就是最大的悲剧。”从韦尔斯利毕业的时候，希拉里已经踏出了在政界大放异彩的第一步。毕竟，是希拉里，而不是克林顿，得到了《生活》杂志的青睐，并被描述成她那个时代及其价值观的象征。1973年，赖特怀着推动希拉里竞选事业的目的搬到了华盛顿，她从未怀疑过希拉里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成为参议员或美国总统。这个问题后来被数百万的女性热烈讨论过，尤其是在希拉里随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的几年，以及她第一任参议员任期时间里。在一般人的设想下，要是没有比尔？克林顿，希拉里从法学院毕业后本可能成为某个儿童保护组织或者法律援助机构的负责人；30出头的时候，希拉里可能会参加伊利诺伊州或纽约州国会议员的竞选。那个女校友又说：“事实上，很难再找比希拉里更可悲的、对过去的梦想念念不忘的人了，她接近政治的方法是嫁给一个要参加竞选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希拉里从韦尔斯利毕业时的初衷。她本打算要在这个世界上用自己的方式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直到遇到了克林顿并爱上他，希拉里才相信自己的理想抱负原来可以通过婚姻来实现。
一直以来，希拉里就渴望大有作为、造福人民。比尔？克林顿也是个想要造福人民的人，而且也是个想成大事的人，但是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世俗的实用政治方面。而希拉里则始终看到天堂和彼岸，一直对约翰？韦斯利的教诲深信不疑。希拉里给他们两个的联盟带来的是近乎以救世主自居的目标感，是凌驾于传统政治理念之上的高尚和纯洁的理想。克林顿的政治信仰一直很坚定，不过，法学院的一个朋友说：“和比尔在一起，你会感到他只是想当总统，而希拉里则极富宗教热情。”似乎从青春期起，希拉里就认定，她生活的意义就是永不停歇地探索，以确定什么是对的，并力求将其变成现实。
正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希拉里同时向哈佛法学院和耶鲁法学院递交了申请并被两所法学院录取，但是她迟迟没有决定到底要去哪所法学院。希拉里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做过考察，那次考察坚定了她选择耶鲁法学院的决心。当时，她被介绍给一位著名的教授，而据她回忆，这位教授对她说：“好吧，首先，我们并没有什么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其次，我们这里并不需要更多的女人。”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2）
1969年秋天，希拉里来到了耶鲁法学院。当时法学院235名新生中只有27名女生，希拉里就是其中一员。希拉里在韦尔斯利读书时就赢得了“大胆的领袖”和“行动主义者”的名声，不过这些称号多少有些名不副实。“我们十分敬畏她的勇气。”希拉里的新同学卡罗琳？埃利斯说，“她到学校的时候，我们中有很多人都已经把她当做领袖了。我们之前曾在国家级杂志上看到过她的照片，而3个月后的今天，她就在我们班上，就在我们身边。”法学院的同学都认为希拉里肯定是要参加竞选步入政坛的，她之所以选择来读耶鲁法学院，只不过是因为这是实现她远大目标的最佳途径。她在法学院的第一年似乎就是专门用来帮助她快速提高声望的，她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自我怀疑的迹象。“希拉里知道自己要想在政治方面有影响力需要有些名气，她想得到大家的认可。”希拉里班上的一位女同学说。像在韦尔斯利学院那样，她的同龄人都受到她那种让人无法抗拒的力量的吸引，认为哪里有她，哪里就是战事打响的地方。
实际上，当时耶鲁大学纽黑文法学院爬满常春藤的围墙里，那片曾经的净土已被一种疯狂的力量占领，一种近乎让人头晕目眩的反体制伦理弥漫着整个校园。希拉里刚到学院的头几周里，学生们占据了主校区，并称之为“解放区”。不同的派系都在院内搭建了帐篷—嬉皮士、黑权主义布道者、积极的反战倡导者、激进的左翼分子，宣扬自己反传统文化的精神。第二年当上法学院院长的亚伯拉罕？戈尔兹坦把耶鲁法学院历史上的这段时期称为“黑暗时代”。学生们迫使老师采用“通过”与“不通过”的评分标准。因此，后来有人说只要被耶鲁法学院录取就几乎不可能被退学，这种说法确是有几分真实的成分。那时，扎染的衬衫和肮脏的牛仔裤取代了有律师派头的定制套装。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小心翼翼地周旋在极端势力中间，安排好自己的议程。在韦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的发言给她带来了名气，这种名气使她收到了来自妇女选民联盟的邀请—邀请她参加其青年顾问委员会。她的参与给一些同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这更重要的是，希拉里和这些人交上了朋友，他们在以后的30年里成了克林顿集团中的成员，其中包括弗农？乔丹、戴维？米克斯纳和彼得？埃德尔曼。弗农？乔丹当时是亚特兰大州南部地区委员会选民教育计划的负责人，他领导了南部地区登记黑人选民的运动。戴维？米克斯纳是当年终止越战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后来又领导了为同性恋者争取权利的运动。彼得？埃德尔曼当年是罗伯特？肯尼迪纪念堂的副馆长，也是青年联盟委员会的主席。
1970年春天，摆在数百万名大学生面前的问题不是传统的学习和功课，而是摆在整个国家面前的一件更重大也更直接的问题—年轻人要应征入伍去越南参战。理查德？尼克松在1968年参加总统竞选时，曾向公众许下诺言，说他一旦当选，就会立刻结束越南战争。可是他食言了。他和亨利？基辛格推行的“光荣和平”战略激化了各种矛盾。在希拉里就读耶鲁的这4年里，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超过2。5万名美国士兵和几十万名越南人和柬埔寨人付出了伤亡的代价。希拉里后来说，有时看起来就像是政府“在和自己的国民打仗”。《宪法》赋予人们的集会和言论自由权利正遭到由上至下的蓄意的侵犯。
加入法学院学生主办的法学期刊《法律评论》编辑部是在美国法学院中取得学生认可的传统方式，没有哪所大学的《法律评论》能比哈佛或耶鲁法学院的更有影响、更重要。而在1970年春天，《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发行了创刊号，希拉里的名字列在了编委中。这份期刊的名字本身就声明了它的目的，就像希拉里和她的编辑同行们介绍的那样：“《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的第一期开创了我们超越法律界传统领域的探索。这是我们突破这种狭隘做法的一个尝试，我们希望能够在此展示那些以通过务实态度解决社会问题为主旨的法律学术活动和新闻报道形式。”
《希拉里传》耶鲁的爱情与战争（3）
“希拉里的兴趣并不在于法律学术研究，”一个法学院的同僚说，“她的兴趣在于法律行业以及应用法律为人们服务。”特别是应用法律为穷人服务—这也是创办该杂志的初衷之一。该杂志的创刊号上被另外两个议题占据：战争问题和黑豹党运动问题。那年春天，在纽黑文市中心的联邦法院，黑豹党主席博比？西尔和他的7位同志正接受审判，他们被指控谋杀了一名黑豹党党徒。据说，此人是警方的线人。成千上万的人在纽黑文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抗议这场审判，因为他们确信，在尼克松总统司法部的授意下，胡佛的联邦调查局人员及联邦检察官对这些黑豹党成员实施了迫害。该案因为陪审团产生分歧而无法做出最终裁决。
《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杂志创刊号特意选择在五一劳动节出版，期间爆发了以督促纽约州和新英格兰州争取撤销对黑豹党的指控为目的的大型游行示威和学生罢课行动，理由是他们认为“在白人的司法制度下”，黑人被告不可能受到公正的审判。《耶鲁法律与社会行动评论》第一期登了一篇叫做《大学与警察：大学校园里的武力和自由》的文章，杂志封面上刊登了该文章的插图：戴着防毒面具、佩带重型武器的警察的照片。
迫于学生们声称要举行暴力示威的威胁，耶鲁法学院院长金曼？布鲁斯特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五一”游行示威的根本理念，并对学生们的一些要求做出让步：暂停课程，允许学生餐厅为参加游行示威者提供饮食服务，允许博比？西尔的首席辩护律师查尔斯？加里在审判期间住在校园里。布鲁斯特的声明显示由黑豹党案件审理引起的比其本身更重大的那些问题已经进入主流文化。
像往常一样，希拉里认同“五一”游行示威活动的深层次目标，但她却明确地表示，她认为游行示威应该是和平的、有目的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应该瞄准长期的目标。虽然希拉里只是研究生一年级新生，但她已经是整个法学院里颇有影响、颇受尊重的人物了。那一周，游行活动的组织者们召开特别会议来商讨斗争策略，那次会议差点失控，是希拉里巧妙地安抚了争执各方，并引导讨论朝着最终平息争端的方向发展。院长戈尔兹坦说：“大家都出于愤怒说了许多过激的话。作为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士，希拉里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魄力。”
希拉里的处事方法是她各种气质特征的独特组合：咄咄逼人、温柔体贴、插科打诨、生硬粗暴、热情赞颂、冷嘲热讽、理性分析、热情似火或者热烈奔放。多年以后，甚至许多开始讨厌她政治策略的同学们都满怀敬意地回忆起她在“五一”示威活动中收放自如地发挥这些气质特征的情景。
“五一”当天，15000名游行示威者聚集在耶鲁校园内，有人还高举着“烧掉耶鲁”的牌子。事实上，这次游行示威的气氛出奇的平和。其间还穿插着一些研讨会：《逮捕与搜查》和《种植园社会的殖民地化和种族特征》。当时主要发言人之一杰里？鲁宾振臂高呼“×尼克松！×尼克松！×尼克松”来调动听众的情绪，痛斥尼克松推行的战争政策、种族主义及“警察国家战术”。在希拉里看来，大量的批评其实是言过其实的。第二天，《耶鲁每日新闻》报道说，那场示威集合了“纽黑文历史上数量最多的与会者，包括留着长发的年轻人、电影拍摄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队员”。两天后，在俄亥俄州的肯特州立大学，国民警卫队开枪射杀了4名参加反战游行示威的学生。希拉里写道，那张一名年轻女子趴在一位遇难学生尸体上的著名照片让她流下了眼泪。
5月7日，希拉里作为大会发言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