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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人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异教徒维京人的后代，公元9世纪时在欧洲西北偏远的边疆地区，他们曾经作为掠夺者盛极一时，但是在10世纪发展为更加文明形式的偷盗者。随着中世纪暖期北美洲北大西洋的水域逐渐开放，他们搭乘长船来到冰岛、格陵兰岛甚至北美洲的文兰，大规模地在爱尔兰和英格兰定居。公元912年时，他们的首领罗洛（Rollo）在法国北部加入基督教，成为一名正当的国王（现今的诺曼底）。
诺曼人在信仰的细节问题上一直都含糊不清，他们在公元931年的罗洛葬礼上用100名俘虏做祭祀，但是他们的野蛮骁勇使他们成为理想的雇佣军，声名远播至君士坦丁堡。公元1016年，他们受雇参与攻打意大利南部的无止境的战争，却同时与交战双方作战，随后诺曼人构建起自己的国家，在公元1061年逼近西西里，在那里他们展开了一场抵制穆斯林侵占者的近乎种族灭绝的战争。如果你现在游览西西里，你会发现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伊斯兰统治的唯一纪念碑，这个岛屿曾是地中海地区的奇迹。
诺曼人对伊斯兰教并无特殊的敌意，他们对待基督徒也同样恶劣。一位意大利作家称他们为“一个无人性、野蛮、残暴且可怖的种族”。拜占庭的公主安娜·科穆宁娜对此更为震惊，她写道：“只要有战役和战争发生，诺曼人的心中就会发出咆哮声，他们无法克制自己。不仅士兵，就连首领们也无法抗拒地扑向敌方。”
拜占庭人艰难地认识到了诺曼人的特性。在公元9~10世纪，随着伊斯兰世界转向内部斗争，拜占庭帝国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元气；公元975年，一支拜占庭军队甚至攻入了耶路撒冷近郊（这支军队没能占领圣城，但是夺回了耶稣的便鞋和施洗者乔治的头发）。但是不到一个世纪，拜占庭变得极度依赖诺曼雇佣兵，而诺曼雇佣兵的不可信赖（尽管他们很凶猛，但很多人在战时却临阵退缩）造成了公元1071年拜占庭灾难性地惨败于匈奴人手下。20年后，君士坦丁堡受到匈奴人的围攻，拜占庭的国王写信给罗马教皇，希望教皇出手相助，资助更多雇佣兵。然而教皇并不这么想。教皇寻求的是巩固自身地位以和欧洲的君主们抗争，因此他在公元1095年召集了一次集会，提出了远征的想法—十字军东征—旨在将突厥人赶出耶路撒冷。
伊斯兰世界和拜占庭帝国的陨落（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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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引发了极度狂热，事实上这种狂热超出了教皇和拜占庭帝国的预期。数万村民开始向东进发，洗劫中欧地区，沿途屠杀犹太人。只有少数人到达安纳托利亚，也就是当年突厥人屠杀他们的地方。除了奴隶以外，没有人到达圣城。
更有实际作用的是法国和诺曼武士组成的三支军队，由热那亚商人资助，公元1099年时他们在耶路撒冷会合。他们的时间配合近乎完美：塞尔柱人疲于内战，无暇抵抗，因此他们在几轮惊险的试探之后，最终攻破了圣城的城墙。长达12小时的烧杀抢掠中，他们将犹太人活活烧死，或者将其肢解（据一名犹太妇女观察，这些基督徒至少没有像突厥人那样首先弓虽。女干受害者），残忍行径甚至使军中的诺曼人都瞠目结舌。最终，到了黄昏时分，征服者们趟过深及脚踝的血水，来到圣墓堂感谢上帝庇佑。
虽然东征规模浩大，但是这次针对核心地区的直接侵袭并未严重威胁伊斯兰统治。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国家步步退缩，直到1187年穆斯林重新占领圣城。之后还有多次东征，但是多数以失败告终。1204年的第四次东征，由于无法承担船只费用，只得把军队借给威尼斯投资家，用以劫掠君士坦丁堡，而非耶路撒冷。东征和拜占庭帝国都再也没能从失败中复原。
西方迫于中世纪暖期的压力，改变了地理形态。伊斯兰地区继续作为核心存在，但是随着西南亚的社会发展停滞，伊斯兰教的重心开始向地中海地区转移，甚至在地中海地区也是各有成败。埃及成为伊斯兰统治皇冠上的宝石；拜占庭帝国，这个罗马帝国最后的遗迹，最终陨落；粗鄙落后的西北边缘地区在所有地区中扩张最为迅速。
宋朝是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败的开始（1）
东方核心的发展趋势也大同小异。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公元960年，中国又重新统一。宋朝的开国皇帝宋太祖原本只是一个将领，但是他认识到：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不断加强，已经使许多精英阶级人士感觉到中国理应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只要时机恰当，他振臂一呼，人们就会响应他，而非对抗他。如果需要运用武力，他也及时地加以利用。但与前人试图统一东西两个核心的情况不同，当时多数国家以和平方式向他屈服，表示接受宋朝的统治。
宋太祖还认识到，军队将领是前朝灭亡的罪魁祸首，于是他设法消除这个威胁。官方史料记载，宋太祖邀请那些将他推上皇位的将领赴宴，随后“杯酒释兵权”。表面上，他向这些将领敬酒，恭贺他们达到了退休年龄（那些将领事先完全不知情）。实际上，他将这些将领解职，撤销其兵权。就这样，宋太祖发动了一场出人意料的不流血的政变，此后需要调动军队时，通常都是他自己统领全军。u米u花u书u库u ；www。7mihua。com
宋朝从军事政府向平民政府转变，从而极大增强了人们对于和平统一的广泛愿望。但不足之处在于，中国当时仍有敌人，尤其是两个半游牧民族—契丹人和党项人，他们已经在中国北方边疆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国家。这些威胁可不是酒能解决的，于是在失去整个军队且整个国家遭到覆灭危险之后，宋朝又走上了送礼求和的老路。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奏效了，和塞尔柱人颠覆西方核心不一样的是，契丹人和党项人没有颠覆东方统治核心。和之前的几个朝代一样，宋朝持续的送礼求和策略以及边防驻扎并未真正起到维护和平的作用，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濒临破产。到公元11世纪40年代，宋朝政府维持的是一个百万之众的庞大军队，每月消耗数千套铠甲、数百万弩箭—这与宋太祖的设想背道而驰。
一些将领希望能够出现一些神秘武器，帮助中国免于再次陷入与草原民族的对峙僵持状态。公元850年左右，道家的炼丹术士发现了一种火药原材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材料是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寻得的）。到了公元950年，一些画作描绘了人们使用竹管互相喷射燃烧着的火药的情景。公元1044年，一本军事手册中描述了一种“火药”，包裹在纸或竹子之中，由弹弓发射。然而，这种火药的杀伤力不强，而且爆炸声会使马匹受到惊吓，而敌人却几乎毫发无损—至少当时如此。
由于技术上缺少重大突破，宋朝军事发展急需更多的金钱，可是援助来源却出乎意料。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公元755年安禄山发动叛乱使中国深陷动乱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质疑人们对于外来事物的热衷，他们认为这种热衷带给中国的只有突厥人的入侵以及社会混乱。自汉代灭亡之后，对于那些幻想破灭的贵族们来说，长达5个世纪的时间是一段野蛮残酷的插曲，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腐坏堕落。他们认为，其中最有侵蚀性的外来入侵者是佛教。
公元819年，学识渊博的诗人韩愈写了《谏迎佛骨表》呈给皇帝，以表达他对于大众歇斯底里情绪的恐慌，这种情绪爆发是因为宪宗要将佛骨迎入宫中供养三日。韩愈称：“佛者，夷狄之法耳。”当佛教盛行于中国的时候，他就宣称：“当时群臣才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然而，当时的知识水平极为优秀。知识分子们学着去思考、描画，并且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学习像古人一样写作，重新拥有了古典美德；拥有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能力。韩愈倡导古文运动，重现了古典写作的清新隽永和高尚道德，并且强调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宋朝是盛世的延续还是衰败的开始（2）
对佛教的抵制是充满争议的，但也是合理的。佛教寺院已经聚集了巨大的财富。到了公元9世纪40年代，唐武宗开始灭佛时—解除僧职，关闭寺庙，掠夺财富，他更多的是基于财政压力考虑，而非被学者对佛教的严厉谴责所打动。官方的态度使得像韩愈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得格外令人尊崇。数百万的佛教徒继续存在，但是还有数百万对这个外来宗教充满疑惑的中国人，他们认为佛祖关于人生的重大问题的答案—诸如，真正的我是怎样的？我要如何适应这个宇宙？—有可能隐藏在他们自己的儒家经典中某些显而易见的地方，并由此受到激励。
一种儒学复古运动横扫贵族阶层，在中国最危急的时刻，也就是契丹人和党项人入侵时，国家最优秀的思想家像孔子一样挺身而出，为统治者提出宝贵建议。他们坚持认为，人们必须忘却重生和不老，要明白此时此刻就是一切，满足感来源于人世的行动。有人总结说：“真正的学者，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儒学复古运动将经典学说变成了完善社会的行动指南。他们宣称，拥有哲学和艺术技能，并且能够正确地理解古典文化的人，才能够运用古典道德，从而拯救当今世界。欧阳修就是一个例子，他在幼年时期偶然发现韩愈的文章，随后创造了他自己的“古代散文”风格，并成为著名的诗人、历史学家以及收藏家，一路加官晋爵，拥护财政和军事改革。
众多同样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为国家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其中最为卓越出众的当数考古学先行者、伟大的散文家以及宋朝宰相王安石。王安石树敌众多（包括欧阳修在内），他们攻击他，说他是粗鄙、令人反感且卑鄙肮脏的，并最终导致王安石声名狼藉，惨遭流放。然而，王安石激进的新政策—相当于在11世纪将罗斯福新政与里根经济政策相结合—真正起到了缓和矛盾的作用。王安石抨击税收制度，并实施了更为公正公平的税收系统，从而增加国家收入；他投资众多公共事业，提倡“青苗法”，国家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借贷资金；他用更廉价的民兵替代昂贵的职业军人，由此平衡预算。当遇到保守官员的反对阻挠时，他就用新官员取而代之。他还在行政人员考试中加入了经济学、地理学和法学内容，建立新学校教授知识，并为通过考试者增加薪俸。
尽管儒学复古运动的成就非凡，但是与同时期盛行的第二波发展进程—一次可与古罗马媲美的经济繁荣相比，就显得相形见绌了。对中国的几乎所有地区来说，中世纪暖期无疑是上天的恩惠：湖泊沉积物、石笋化学物和古籍记载都表明，半干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