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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沿着灵长类动物进化树的研究越接近人类，这些动物对地位改变的欲望就越强烈。在乌干达的基巴莱森林和坦桑尼亚从事过黑猩猩研究工作的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理查德·朗汉这样写道：“一只雄性黑猩猩在它的盛年时期会根据它在群体中的地位来安排它的一生。它采取的保持领导地位的努力和尝试是狡猾的、持久的、积极主动的和耗时的。这些努力和尝试影响着跟它一起活动的黑猩猩、为之梳理毛发的黑猩猩，影响着它关注的焦点、搔痒的频率、去哪里和早晨起床的时间。（焦虑的雄性猩猩首领会起得早些，并且经常用它们急促的呼唤叫醒其他猩猩。）所有这些行为并不是来自于暴力冲动，而是由一系列的情感引发的，当人们表现出这些情感的时候，他们被描述为‘自豪’，或者消极一点说，‘自大。’”
现在重新读一下上个段落，用“雄心勃勃的经理”来代替“雄性黑猩猩”，用“焦虑的主管”来代替“焦虑的雄性猩猩首领”。这段话无须修改就能登载在《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任何一期中的商业版上。
管理咨询顾问经常劝诫自己不要指出人类和其他肉食动物，其等级行为的显著的和有教育意义的相似之处，这样做的原因之一是为了体谅雇用他们的执行官的心情。即使是不将猩猩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中，社会统治也通常是一个棘手的题目。如果你对此有疑问，试着告诉你的同事你是多么渴望领导他们，至少部分人会将他们听到的理解为“我要将你们控制在手心”。
在商业环境中统治行为也经常被忽视，因为对科学研究而言，它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课题。例如“啄序”（pecking order）和“阿尔法雄性”（alpha male）一类的术语往前只能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内，“阿尔法雌性”出现的时间更晚。“统治冲动”（dominance drive）一词最初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一位名叫亚伯拉罕·马斯洛的年轻的灵长类动物学家提出的，他当时正在研究被捕获的猴子和黑猩猩。如果马斯洛的名字听起来有些熟悉，那是因为后来他成为了20世纪一位伟大的公司管理理论学家，撰写了有关人类行为动机方面的论著。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对工作中什么会激发人们的动力进行了解释，这一理论成为了经理们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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猩猩群落的等级制度（2）
马斯洛同样创造了“自尊”这个词，来表达人们的统治情结，同时避免被统治者意识到自己被控制。他曾经写道，“我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是一切赖以成立的基础”。但是也许是出于谨慎的考虑，他的商业论著从未谈及对猿猴和猴子的研究有助于他关于人类等级制度思想的形成。
那么，通过观察其他的动物，我们能否了解自己的统治行为？这通常取决于我们看问题的方式。早期的研究者们通常对分别喂养在不同笼子里的动物进行研究，而不是对生活在群体中的动物进行研究。这使粗糙的个人主义理论多少带有牵强性，并使统治就是自上而下、就是命令与控制的思想得以流传。在野外，研究者们经常研究狒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在地面上而不是树上度过大部分的时间，因此更容易观察。但是狒狒是黑猩猩的更低级、更粗野一些的亲戚，就如同黑猩猩对人类一样。因此在社会统治问题上，当时的研究者们倾向于研究独裁式的企业首领。
由于野生黑猩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树上活动不易观察，生物学家们直到1968年才意识到它们生活在稳定的群体中，或者说这些群体有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它们的社会生活中可能包含着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经验。日本的灵长类动物学家西田康成（Toshisada Nishida）在坦桑尼亚的玛哈拉山地区工作，他是第一个描述野生黑猩猩的群体行为的科学家。康成、珍·古道尔、理查德·朗汉以及其他的野外考察者，随即开始通过外貌和家庭历史来识别每一个黑猩猩，并由此将野生黑猩猩之间为了获得统治地位而战斗的片段串连成肥皂剧。他们的研究与弗朗斯·德瓦尔对被捕获的黑猩猩的研究一起，将对统治的争论从个体身上转移到了社会关系背景下，猩猩彼此之间存在着社会性、互惠性以及持续性的关系，就像我们一样。
等级制度在发挥作用（1）
如果我们正好在观察狒狒，或者是黑猩猩，或者是公司等级中的人类，戴明的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为什么某些人不得不赢？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关注地位？达尔文对于社会地位的重要性的传统解释认为，这是由于最终它将归结到性这一问题上。但是对于一个每周工作100个小时、精力充沛的执行官来说这并不成立。他们对地位的欲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经常会丧失对性的欲望。
为什么我们对地位、统治和社会等级的欲望在我们的生活中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如果说答案是多纳圈统治，也并非不可能。我们在工作中的计划与安排不是随意做出的。在很多层次上，等级制度发挥着作用。
◆等级有时对级别最低的喂食者有益。在非洲的稀树大草原上，千百万年以来，我们的猿类祖先在这里生活和进化，被驱逐者会很不幸地被狮子或是临近群落掠走。因此甚至是鲍勃这样的位于群落底部的被忽视的无用之辈，在等级中也倾向于比它自己独自一人时做得要好。群体的其他成员充当警惕肉食动物的哨兵，或者说，一旦失误的话，它们则充当着鲍勃躲藏时的掩体。
依据群体的准则行事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对社会地位较高者表现出适当的顺从的人，或者是在群体内部培养了有用的社会联系的人，通常会留在群体中。如果他们尤其懂得如何在等级中向上爬，他们也许可以将更多的社会基因遗传给后代。因此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的力量保证了等级制度得以以编码进入我们的基因组的趋势。
下属在等级中的状况也会好一些，因为在领土保卫和抢夺资源的战斗中，头领总是起着带头作用。在当今的等级制度中这也是真实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领导者只有在完全放下架子时才会令我们佩服。例如，在一家出版公司，员工们拥戴他们的部门老板，因为他对办公室的管理十分得体，而且很少对别人使用不友善的词语。
不幸的是，他也回避了与其他部门的一切争斗，因为他厌恶办公室政治，从未委托一些斗志旺盛的副手代表他的部门参与争斗。公司进入了新的财政年度。其他部门的经理们对级别和特权有着更为急切的关注，不断招兵买马，扩充地盘。最终，员工的工作隔间面积更小了，但实际上那些部门总体的办公面积扩大了。他们攻进门了！他们攻进窗了！这位性情平和的经理负责的部门也被瓜分了。实际上，他那些士气受挫的下属们不得不清点现有的办公家具，其他的部门挑走了对他们的新办公室而言最合适的家具。有时候，虽然我们不喜欢这么想，但是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苛刻的领导者手下做事可能会更好。
◆等级有助于保持内部的宁静。等级常常是团体内部无休止的争论的原因，就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桑迪·韦尔和约翰·里德或者杰米·戴蒙和杰西卡·彼波莉维茨一样。整个企业团队可能会花费更多的精力在等级问题，而不是盈利问题上。郭士纳曾经这样抱怨：当他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来到IBM的时候，克里姆林学还很热门，任何演讲——无论是什么主题，都会首先提到它，“描述组织的内部结构，用方框标示出演讲者所处的合适位置（通常就在CEO旁边）。”
但是战斗只不过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动物研究表明，一个相对稳定的等级体系事实上意味着更少的，而不是更多的争吵。争夺最高地位的斗争当然会是血腥和痛苦的。例如在黑猩猩的群体中，如果等级并没有相对稳定，发生战斗的可能将会增加5倍。同样的道理在一个刚刚完成收购的公司中也是成立的。然而一旦等级制度确立下来，那些有野心的从属将不大可能发起挑战。原因很简单，那样将冒很大风险。拥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同样还会使团队对于既定目标的行动协调更加有效率。虽然我们可能发现我们憎恨等级制度，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等级制度中，我们会感觉更舒服、安全而且目标明确。而这一事实同样也可以在鸡群中得到印证：当鸡群确立了吃食的顺序时，母鸡将会减少争斗，同时产蛋量也会得到提高。
等级制度在发挥作用（2）
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认为社会等级并不是一个鼓励和激励攻击行为的工具，而是控制攻击行为和将其纳入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行为集合中的一种方法。在自然界中，20世纪80年代由于偷猎者的偷猎而沦为孤儿的非洲象成为了最经典的例子。在没有成年公象的安抚（或者威胁）的情况下，这些公象都成为了年轻的争斗者。它们在攻击性行为和争夺交配机会的过程中受到了过早的、非同寻常而且频繁的暴力和不断往复的荷尔蒙变化的摧残。
在南非的一个公园，这些失去双亲的公象极其暴躁，杀害了大量的白犀牛。生物学家想到了引入成年公象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当这些象遇到那些肌体发达程度和地位都比它们高的成年公象时，它们的行为立刻安分多了。那些成年公象的出现，压制了年轻公象之间的暴力信号，暴力行为自然也就停止了。那些年轻公象的暴躁行为和人类社会在90年代后期的网络时代中的年轻人的不良行为很相似。而那些年轻的公司也通常需要相对成熟的、稳健的掌门人来掌舵。
这种等级制度的安抚效应当然也会以另一种方式发挥作用。那些下属所赋予的尊重和地位也有利于使整个环境更加平静。即使是最威严的CEO也不能在缺少下属尊敬的条件下长久地坐稳自己的位置。聪明的领导会采用各自的方式来赢得自己的下属，而当他们依靠自己的方式没有取得成功时，他们会依靠一些信得过的下属来达到这一目的。而自负的领导则会以并不让人满意的方式离开自己的岗位。最终他们会像迪斯尼的CEO迈克尔·艾斯纳一样，被不满的股东轰下董事会主席的位置。或者像那个黑猩猩首领一样，由于其过分的行为而被一群愤怒的下属围攻并被抬到高高的树上，只能孤独、惊恐地哀号。
◆高等级者制定标准并以身作则。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是坏的典型。例如，罗伯特·布赖斯（Robert Bryce）在他描写安然公司轰然倒塌的《安然帝国梦》（Pipe Dreams）一书中，经计算得出，安然公司每个周末竟然花费万美元，只是为了用公司的Falcon 900喷气式飞机接送公司的总裁派依往返于位于休斯敦乡村的家和他在科罗拉多的牧场。派依“在贸易方面很有天分”，但是他的部门却损失很大。而且，那些用公司的喷气式飞机节省下来的宝贵时间却经常被他用来在办公室读报纸或步行出去吃午餐，而这一项花费也记在公司的费用中。安然公司高管的这些行为也为公司的盗窃文化做出了表率，由此导致了白领“盗贼”们在下班后以他们的高级座椅做购物车，将他们的“私人物品”推出公司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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