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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合作意识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进化史中，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大脑中控制情感的神经中心出现了兴奋。在对老鼠进行的一项著名实验中，科学家将电极置入了它大脑中的纹状体内，这是中脑内的一个区域，有很多接收多巴胺的神经末梢，而多巴胺可以减缓疼痛感。只要老鼠蹬笼子内的一根木条，电极就会给老鼠的大脑神经末梢带来不同程度的快感，老鼠乐此不疲，宁可饿死也不愿停止蹬那根横木。
老鼠很愚蠢，对吧？但是人类大脑内也有纹状体，友好的社会关系可以给那个区域带来快感。在埃默里大学最近的一项实验中，行为科学家使用磁共振成像（MRI）技术来记录进行社会交往的女性的大脑活动。这些女性可以选择坦城地合作或者骗人。接下来是一个经典的实验室游戏，称之为“囚徒困境”：两位游戏者简短会面，然后分别坐在不同的房间通过电脑进行20回合的游戏。在每一回合，一位游戏者都可以选择贪婪或者合作。如果两人都选择贪婪，那么每人将得到1美元。如果一个人选择合作而另一个人选择贪婪，那么前者什么都得不到，后者得到3美元。如果双方都选择合作，那他们每人将得到2美元。
当游戏者选择合作时，MRI成像显示纹状体的活跃性增强。女性们从合作中得到的神经快感和老鼠蹬横木时得到快感是相同的。被测试者报告说，当他们变得无私和具有合作性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更好一些。科技作家纳塔利·安吉尔（Natalie Angier）对实验结果进行了精妙的总结：“在这个贪婪和争斗四处弥漫扩散的时代，尽管难以置信，但是科学家已经证实，与他人合作，选择真诚相待而不是玩世不恭、选择无私而不是自私，这些细小的、勇敢的行为就会使大脑暗自享受愉快。”
科学家们并不完全明白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快感。当一些意外惊喜降临时，多巴胺也会释放出来。他们需要在男性实验中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似乎男性的大脑与女性的不同，男人更加沉迷于支配而不是合作。不过科学家还没有在公司中层管理者身上做这项实验。那些雄心勃勃想晋升为公司高管的家伙，没准早已经开始谋划如何使用埃默里大学的研究成果，在某块新大陆上建立新基地，降低第三世界血汗工厂的劳动成本：“缝制衬衫的缝纫机上不是有微芯片吗？我们可以在操作工大脑内的纹状体中植入电极，然后把它和缝纫机芯片无线连接起来，这样，只要缝纫机运转就会刺激操作工大脑内接收多巴胺的神经末梢。小老鼠的实验结果又在这里上演：工人们宁可饿死也不愿停止工作。”幸好，到目前为止，这种脑外科手术的成本还太高，公司仍无法承受。
但是，还是有些行为上的证据来支持这样一个乐观的结论：男性和女性一样，天生具有合作性，追求公平，甚至道义。这些本性可能与自私贪婪一样，都是与生俱来的。“道德并不是人类进化后期才出现的，也并非无关紧要，”灵长类动物学家弗朗斯·德瓦尔说，“它与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所具有的古老的亲情和亲密倾向有关，是人类和所有其他种类的动物共同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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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的化学作用
举个例子，草原田鼠是一种鼠类草食动物，生活在美国中西部各州的草原上。在对社会性纽带（social bond）的神经生理学解释上，研究者认为草原田鼠给他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启示。它们可以帮助我们解释我们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当我们沉浸在参与团队比赛或工作并取得意外成功的喜悦之中时，我们的大脑经历了何种过程。它们还会帮助解释，当我们让重要人物放下他们的重要工作，去接受关爱、拓展训练的时候，人力资源关系会发生什么细微变化。（“好，现在请闭上眼睛并向后倒，”团队精神教练真诚地说，“你的队员会托住你的……”）甚至，连经济学家们也开始认真研究草原田鼠，他们认为这有助于解释，当会议磋商进展良好的时候，到底是什么在发挥作用。例如，草原田鼠的行为可以解释中东问题和平会谈中的一项历史性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当然这绝不仅仅是一时的个例。
草原田鼠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10～12只田鼠居住在一个洞穴里。它们实行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度，雄鼠和雌鼠形成永久的配偶关系，除了偶尔轻率的性行为，它们终身生活在一起，共同抚育后代。相反，它们的近亲山地田鼠却属于西部牛仔。除非交配时节，山鼠它们不结交伙伴，接着——呀呼！——它们能在任何地方与任何对象交配，有时还吃掉自己的幼子。这两种老鼠有99％的基因组都是相同的，现任美国国家心理健康协会的负责人汤姆·因赛尔对它们的行为差异如此之大备感惊讶。他把这种差异归因于大脑产生的两种肽激素，分别叫做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
医生们经常给孕妇注射一种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药物，叫做催产素，通过引起子宫的剧烈收缩来催产。催产素也能使母亲产生乳汁并喂养孩子。但是，新生儿父亲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也会增高，同时，他的后叶加压素水平也会增高。这些荷尔蒙导致的生理反应通常体现在感情和行为上。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能降低心率、呼吸频率和血压，令新生儿的父亲心情平静和愉快。而后叶加压素则似乎会使他产生警觉感以及照顾新家庭的愿望。所有这些荷尔蒙的变化使新生儿的父母与他们的婴儿容易建立、形成一种社会纽带，否则这个婴儿就只是一个会吵闹、撒尿的小异种。
同样的荷尔蒙会帮助建立性关系纽带。求爱时，男性和女性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后叶加压素以及多巴胺开始释放。伴随着这些生理变化，双方的社会焦虑感都会降低，身体彼此贴近带来的快感会增加。在草原田鼠中，这些荷尔蒙是形成终身配偶关系的关键。当研究者们向它们的大脑中注射更多这样的荷尔蒙时，草原田鼠会更加倾心于对方。在山地田鼠中，情况则恰好相反，注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后叶加压素对改变它们的滥交性行为毫无用处，也无法把它们由放荡不羁的牛仔变成性格安稳、更加社会化的好家伙。所以荷尔蒙本身说明不了问题。
因赛尔发现，这两种老鼠的大脑结构存在显著区别。草原田鼠接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后叶加压素的神经末梢主要集中在大脑中的某些特定区域，这些区域与情感的回报和增强相关。雄鼠和雌鼠交配时，荷尔蒙水平的急剧上升刺激了这一特定区域，也因此使它们更加爱对方。显然，爱人的眼光（或者更可能是气味），使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和产生快感的神经传递素多巴胺产生了美妙的相互作用。而山地田鼠的神经末梢主要分布在大脑其他地方，这些山地田鼠专注于“一夜情”。在它们眼里，这只山地田鼠和那只山地田鼠并没有区别，因此社会纽带也就不存在了。
人类，这个自称单一配偶的物种又如何呢？人的大脑在多大程度上与草原田鼠类似呢？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披着人皮的山地田鼠呢？研究者通过观察自称疯狂坠入爱河的学生情侣发现，磁共振成像显示他们的神经末梢反应好像集中在与毒瘾有关的大脑区域。事实上，他们的大脑神经反应看起来与正在吸食可卡因的人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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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本能（1）
也许你并没有疯狂地爱上你的同事。因此，这些荷尔蒙的研究和工作场所有什么联系呢？即使是在陌生人之间，小小的表示信任的行为都能够引起血液中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的快速激增。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克莱尔蒙特大学进行的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在计算机实验室内把相互不知姓名的一群人随机分成两人一组。研究者给“第一决策者”（DM1）10美元并告诉他可以与“第二决策者”（DM2）分享从0到10美元的任何数额的钱，第二决策者实际上将得到该数额3倍的钱。然后第二决策者可以选择要不要将其中一部分钱返还给第一决策者。到此实验就结束了。每组的两个决策者只能通过计算机联系，不能面对面。
标准的经济学理论——“理性经济人”模型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互相信任的水平应该是零。互惠的利他主义和同族选择进化理论都不能提供任何理论基础，期望慷慨或者是信任行为的发生。DM2永远不会遇见DM1，对对方友善并不能给自己带来益处，而且吝啬一点也不会有遭到报复的风险。意识到这一点，DM1应该将这10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并一走了之。但是根据神经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主任保罗·扎克的统计，在上百次实验中，75％的DM1与对方分享了他们的钱。更值得注意的是，感受到了这种信任的DM2中有90％给予了对方回报。
他们为什么如此友善？虽然我们是在纯理性的基础上做生意的，但是像扎克这样的神经经济学家认为，我们的感情通常比物质更重要。这些感情很可能潜在地影响了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在克莱尔蒙特大学的研究中，血液检测显示，DM2从DM1处得到的钱越多，他们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峰值就越高，他们向对方回报的钱就越多。扎克总结为，当其他人信任你的时候，其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就会升高，而且信任行为本身能够激发别人的信赖。因此，山地田鼠可能在偷偷猜想，人类在进化中应该形成了信任的本性吧。忠诚、共享和互助不仅仅是贴在公司大门上的口号，这其实就是人类本性的一种表达，是千百万年来内部成员相互信任的集体和部落能够生存下来的原因。
再次，我还要在这里谈几个问题。在纯技术层面，血液和大脑中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水平是否一致，这个问题很复杂。因为有一种被称做血脑屏障的细胞组织控制着试图进入大脑的物质。如果你想衡量大脑中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实际水平，你需要在头骨上钻孔并用针刺，或者做腰椎穿刺，恐怕绝大多数人不愿做这样的实验对象。但是动物研究实验已经初步表明，血液和大脑的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水平确实一致。研究者还发现，自闭症患者的脑髓流动性较差，自闭症患者无法进行正常的社会交往可能是受到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不足的影响。
另一个更具实质性的问题是，实验室里的实验并不是真正的生活。克莱尔蒙特大学研究中的金钱数额不大，不是5 000万美元的建造合同。而且即便是如此小的数额，也只有75％的DM1的行为是慷慨的。
另外25％的人呢？这些吝啬鬼是否就是理性经济人，注定要成为未来的中层管理者呢？DM2中也并不是所有人的行为都是真实、自然的表现，他们的情绪也许完全没有反映出脑下垂体后叶荷尔蒙的水平。有一位DM2，实验室里的人都叫他“胖家伙”，他身体超重而且技术员在验血时需要扎4针才能找到他的血管。采访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