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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素沉积症是美国最常见的遗传病之一。但因为其症状跟很多其它疾病很相似，所以大家都知道这病很难确诊。饱受此病折磨的患者经常由于被误诊为糖尿病而死去。但是近几年，研究人员确定了控制人体铁吸收的基因。随后他们很快又确定了该基因的导致血色素沉积症的两个突变型。
奥尔的父亲拿到基因突变检测报告时，奥尔的妈妈吓坏了，给她打了电话。“报告上怎么说？”奥尔问妈妈。“我不知道。”她妈妈说：“全都是遗传学术语。”
奥尔妈妈想让她给自己好好解释一下报告里面都说了什么。“我把报告传真给你。”她说：“你得老实告诉我你爸爸会不会很快就病死。”
奥尔的父亲从另一种角度解决自己的疑惑。“他问谷歌去了。”奥尔说。奥尔觉得她爸爸做得对。谷歌这样的工具能给大众提供大量生物学知识和几个世纪的科学研究成果，奥尔承认，自己正是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进行工作。我们比从前有更多的途径去了解自身。奥尔相信，随着生物知识的激增，人们得了解更多这方面的内容。
这种信念促使奥尔在她的公寓里面搭建属于自己的血色素沉积症检测平台。她父亲为了确诊自己的疾病而做的基因测试极为昂贵。通常，只有排除了一些其他疾病的可能性之后，病患或者他们的保险公司才会放心下血本去做这个检查。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第1章（5）
奥尔打算仅仅用厨房里常见的玩意儿和网上能买到的东西来搭建自己的基因检测平台，这无疑是一项挑战。她买了个高压电源，还有一个台式设备，叫链式反应仪，用来复制DNA片段的，大小就和面包机差不多。这两样加起来也就100多美元。反应中需要的酶最早都是来自于长在温泉中的细菌。另一项重要花销是引物，这是预先合成好的DNA序列，有了这个她才能进行检测。引物都是她从自己的老东家那里订购的。订购过程非常简单，只要登录网站，键入自己需要的序列，然后公司会将合成好的引物装在试管中邮寄给你。合成引物的价格大约为每个碱基对30美分。
奥尔设计的引物能够与血色素沉积症突变基因结合。在她的测试中，结合在突变基因上的引物能经过反应成为更长的DNA链。如果这两种突变都不存在，那DNA链就不会变长。奥尔将她的实验室建在自己坎布里奇港的公寓里的壁橱中。坎布里奇港是坎布里奇市典型的劳工阶层社区，从查尔斯河沿岸的麻省理工校园顺地势向下延伸。那间公寓里还住着她的三个室友以及她的猫。。buuyu。
奥尔也想知道她是否也有罹患血色素沉积症的风险。她原本可以什么都不做，只是小心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直到开始出现血色素沉积症的征兆时才采取措施，就跟她父亲一样。她也可以到高级诊所花几千美金做个标准遗传检测。不过，她选择用棉签蹭一蹭脸颊，把棉签上的DNA连同引物一起丢进壁橱里的链式反应仪中。
“我觉得DIYbio最可贵的一点是，这些都是你力所能及的事情。这都不是魔术，只是化学而已。”奥尔说：“在水槽里面做过一遍之后，这个过程就不再那么神秘了。”
为了把管子中的不同长度的DNA链分开，奥尔把一块凝胶放在塑料电泳槽中，在里面滴一滴扩增好的基因样品，然后通上电。在电流作用下，样品会在凝胶中移动。这个过程叫做凝胶电泳，是国内每个大学生物实验室里都会用到的一种基础工具。DNA片段越小（原文为DNA片段越大，疑为原作者疏忽，译者注），向盒子另一端的电极迁移的距离就越远。奥尔让自己的基因跑了个电泳，然后在CodeCon的演讲台上，她向大家展示了检测结果——那块装在封口塑料袋中的凝胶。凝胶盒里不同大小的DNA聚在一起形成竖直的条带，分布在凝胶当中。奥尔的测试体系中，如果左侧有长条带，就表明被试身体中存在血色素沉积症突变。奥尔塑料袋里的那块凝胶左侧，有一条很清楚的长条带。检测结果呈阳性。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第1章（6）
奥尔说，尽管她身体中携带着这个变异，不过她患病的概率并不超过50％。但是当她谈论检测结果的时候，我还是能感觉到她对检测的激情就不那么明显了。而论及亨廷顿氏症和帕金森综合症，奥尔并不能将自己的发现应用于这些病症的基因检测，她也只能旁观和等待。接受检测后，她还是那个23岁的女孩，不过未来可能出现血色素沉积症的症状这一事实困扰着她，而她对此束手无策，只能在有可疑症状出现时告知医生自己的遗传易感性。
“每个人都有这种黑暗的基因秘密。事实就是如此。”奥尔说：“了解这些秘密之后，你的生活会变得很复杂，但是将它忽略并不是更好的选择。”尽管奥尔的检测方法很别出心裁，不过没有人会将它成为生物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它只是将成本大大降低了而已。不过，价格本身可以反映人们对生物技术的感情的深层次变化，一种仅因为生物技术变得如此实惠而促发的变化。5米5花5书5库5 ；http：//www。7mihua。com
奥尔的测试并不代表一门新兴科学，它只是一种研究科学的新方式。壁橱中诞生了一项实用的生物技术，并且只用了被人丢掉的装置，而此技术却是基于最复杂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技术只有逃脱了其创造者的垄断，才能彻底改变文化。而技术脱离垄断的速度与零售价有关。拿手机来说，当手机电池还跟钱包一样大，手机跟大个香蕉同等尺寸时，只有高端商务人士才会不嫌麻烦打移动电话。移动科技发展的那个特定阶段，手机是奢侈品，更像是身份的象征，而不是追求实用性。21世纪初，新一代廉价手机促进了人们对日常行为期待的转变：你可以随时随地跟任何人通话。随着手机价格逐渐下降，这种期望从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产阶级传播到更多国家、更多阶层和更多的文化中。
看着奥尔描述自己的工作，我不禁回想起我的父母曾告诉我，当电子手表和便携式计算器都卖几百块美元时，拥有其中之一就会被视为阔到不把钱当回事的人。数字技术改变世界靠的不仅是其功能，还有实现这些功能的低廉成本。奥尔这个项目的魅力并不在于这个项目能做些什么，它的引人注目之处是花费低廉。也许她的检测方法在生物技术领域相当于第一台笨重的个人电脑。不管她的创新相当于PC发展史当中的哪个阶段，它都显示出生物技术能够取得辉煌成就的巨大潜力。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第1章（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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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的基因检测同样让人们窥见，个性化医学不仅仅意味着内科医生将会用基因检测做出更精确的诊断。奥尔力求了解深层次的自己。她纯粹通过发明创造，在摸索中获得那些知识。她黑客式地破解了自己的基因之谜，同时增强了自我认知。也许DIY生物学有一天会代表着一种新形式的自省——自我的检查能力，它会比苏格拉底梦想中的更有深度、更精确。（尽管目前来说，基础生物学还需要很多研究才能完全了解奥尔的血色素沉积症突变和其它遗传变异。）
也许生物科技DIY也意味着一种新的自由，为了追求对自身更精确的了解而不断探索只是第一步。合成生物学让我们不仅仅能解读基因，更能编写基因，就像把大量字母按一定的模式印在纸上，就能创作出前所未有的图画一样。
生物预言家们最狂野的想象当中，黑客式地改进人类基因可能意味着让自己变成超越人类的生物。此外，重新创造自己也是个人主义的精髓。也许让自己长个尾巴插个翅膀，或是皮下长满叶绿素，我们也仍旧是人类，只是具有完全的个人意识，能自由地把自己变成想象中的那个样子。可能那种自由意味着我们不用再等待自然赐福于人类了。正是这些梦想让生物朋克的想象肆意驰骋，它们在电影《银翼杀手》（BladeRunner）、极端自由主义者、牛顿、达尔文和追求权力、卓越的强烈意愿的滋养下，渐渐丰满。
《想当厨子的生物学家是个好黑客》第10章（1）
每个人的癌症不一样
约翰·施朗登（JohnSchloendom）对死亡这个话题很着迷，不过我在他实验室跟他见面的那天，他看上去并不像这样的人。他穿着一件印着棕榈树图案的亮橙色polo衫，和黑色的裤子。他身材瘦削、性格活泼、十分爱笑，他笑起来的时候，一簇金棕色的胡子下面会露出一排又白又亮的牙齿。施朗登出生于慕尼黑，在他身上，你能同时看到一些德国文化中的典型特质和很不典型的特质。他痴迷于死亡这个话题，但并没有海德格尔＇1＇和赫尔佐格＇2＇式的强烈的严肃感。施朗登觉得，死亡是一件荒唐事。而且，是一件亟待解决的事情。
我遇到他的时候，施朗登告诉我，他的新公司刚刚获得了一笔50万美元的投资，资助他实现自己的一个想法——控制人类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杀死癌细胞。这位28岁的年轻科学家认为，这种方法不仅仅是一项治疗癌症的可能进展，也可能是一种真正治愈癌症的方法。不过，他还有更大的野心。
“对我来说，解决死亡一直以来都是个十分明确的目标。问题只是怎么能实现。”他这样告诉我。说这话的时候，他大笑起来，不过显得非常认真。
“我对永生很感兴趣，这种兴趣使我对科学也产生了兴趣，因为我觉得科学是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种途径。”他说：“我不觉得这是野心。我觉得生命是革命的本钱，所以我们得先确保自己小命不丢。然后我们才能思考如何生活。”
施朗登2005年来到美国，那时候他刚刚在剑桥大学参加了一场长寿研究爱好者的学术会议，那场会议对他来说绝对是意外收获。那场会议是由奥布里·德格雷（AubreydeGrey）主持的，他本来是剑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后来变成了老年病学家。他提出的延缓衰老的理念使自己受到了热烈的追捧，也受到了强烈的批评。施朗登当时刚刚在德国获得了生物化学硕士的学位，他想用细菌来治疗心脏疾病，那时候他有时间、技术和意愿去实现这个设想。一家私营航天企业为他提供了资金，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生物设计研究所的环境生物技术部主任布鲁斯·里特曼（BruceRittman）为他提供了实验室。
＇1＇即马丁·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德国哲学家，20世纪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
＇2＇即沃纳·赫尔佐格（WernerHerzog），德国导演、编剧、演员和制片人，是新德国电影运动中最著名的导演之一。他的作品大多以狂热、孤独的狂想者为主人公，强调人力与天意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