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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刚刚开始稳定后不久，合伙人们就开始对自己的待遇感到不满了。尽管从名义上来说，他们依然是这一基金的合伙人，但实际上，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受到了华尔街银团老板的控制，他们就像自己的小孩子刚刚上学的妈妈一样，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有的仓位紧盯不放。投资新交易当然是不可能的了，银团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就是赶紧拿回他们的钱！这让那些以为还可以像以前一样运作基金的合伙人感到非常失望。在银团的指示下，他们只能不断减仓套现，并不断降低基金所承受的风险。维克多·哈格哈尼花了大量时间，但始终没有完成多少交易，致使监管委员会对他是否服从指令产生了怀疑，还专门派了一个小组赶赴伦敦，后来查明了没有完成交易的原因，确实是因为还没有达到目标收益率。
经过最艰苦的11 个小时的谈判以后，银团同意，保证向合伙人支付平均50 万美元的红利，作为他们继续留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工作一年的报酬。不然的话，他们就和普通雇员没有什么区别了。而他们与银团之间所存在的分歧，也理所当然地以更合银团胃口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现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所有的权利，都被控制在银团手中了。但银团显然还没有感到满足，他们还想进一步加强对这些对冲套利员的控制，以维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形象。因此，他们严令合伙人不得公开发表对银团的看法。这表明，银团已经完全失去了对这些合伙人的信任！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向以合理避税而自得，美国国内税务局则在全球范围内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及其下属机构进行了全面的调查。该项调查主要集中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1996 — 1997 年两年的经营活动上，并将持续长达18 个月，但至今仍无定论。所以，不排除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合伙人可能被追缴巨额税款的可能性。
此次危机发生以后，合伙人之间原本紧密无间的关系终于出现了裂痕。一些合伙人开始相信，如果真为公司考虑的话，劳伦斯·希利布兰德和维克多·哈格哈尼两人最好还是走人为妙，这不仅由于两人给公司带来的巨额亏损，更重要的是，他们两人目空一切、控制欲极强的个性，让几乎所有的合伙人都感到难以忍受。约翰·麦利威瑟听到了格里高利·霍金斯、詹姆斯·麦克恩蒂、戴维·莫迪斯特，以及戴维·马林斯等人对他俩发出了不少的抱怨，但却并没打算对劳伦斯·希利布兰德和维克多·哈格哈尼采取行动。为了和平解决这一问题，约翰·麦利威瑟召开了好几次合伙人会议，希望能够和和气气地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很显然，约翰·麦利威瑟对他的两位老朋友、老部下、王牌交易员实在是太放任、太忠诚、太包容了，这对其他合伙人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最后，格里高利·霍金斯找到了约翰·麦利威瑟，并向他表示，如果劳伦斯·希利布兰德不走的话，他就马上离开。一向沉默是金的约翰·麦利威瑟听了格里高利·霍金斯的话后，向他说了一句：“那祝你好运！”说罢，转身离开了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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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节：树倒猢狲散（2）
在救助行动开始后的翌年感到不爽的合伙人都在征得银团的同意后，陆续离开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凭借着以前的老关系，重新找到了自己理想的工作。就像在政界一样，在华尔街东山再起是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或许，不管是大选还是经济周期，以及公众的记忆力，都是这一循环周而复始的起始点。
对于这一经历极感痛苦的马尔隆·斯科尔斯则与他新婚妻子简回到了旧金山湾区，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有时侯，他也到斯坦福大学开一些讲座。后来他和以前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驻东京办事处的主管黄启福一起，受聘于得克萨斯州大企业家巴斯，来为其管理资金。而罗伯特·默顿则在哈佛大学继续他的执教生涯。就在救助行动开始1 年之后，凭着他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历经艰辛得来的第一手经验，罗伯特·默顿受J。P。 摩根公司之邀，担任了该行的风险管理顾问。
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最聪明能干的模型设计员戴维·莫迪斯特，则在摩根斯坦利添惠担任了负责股票交易的执行董事。而前任联储副主席戴维·马林斯做出了他一生当中的第三次职业生涯转变：成了几家通过网络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新公司的顾问。格里高利·霍金斯和詹姆斯·麦克恩蒂则拟订了一项计划，打算重新成立一家投资基金。除了从来不吝于贡献自己的想法、收藏了所有和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有关的详细笔记的马尔隆·斯科尔斯外，所有离开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很快就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
约翰·麦利威瑟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和他那帮从所罗门兄弟公司一起出道的兄弟们，总有一天能重起炉灶，再募资金，重新成立一家基金。于是，几乎就在银团救助协议墨迹刚干的时候，约翰·麦利威瑟就和他的那帮铁杆追随者们一起，开始和银团所规定的各类限制发生碰撞了。他们不断缠着他们的监管者，要求允许他们募集新的资金，约翰·麦利威瑟甚至对一直劝他们再等一等的赫伯特·艾利逊也责怪起来了，还指责赫伯特·艾利逊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好像银团救助计划本来就欠他们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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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辩解，辩解，还是辩解
辩解，辩解，还是辩解
到了1998 年底和1999 年初，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合伙人开始对他们的投资者进行拜访。从表面上看，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向投资者解释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何惨败的原因，但事实上，他们真正的目的，是给以后的二次筹资打基础。当赫伯特·艾利逊得知，约翰·麦利威瑟在欧洲向投资者散发了一份关于这一事件经过的说明，并以此揭开了他二次创业的帷幕时，气得简直快要昏过去了。
“这些家伙真以为可以把他们自己赎回去吗？”一位参加了救助银团的银行家不解地问道。很显然，他们真的认为是可以的。在他们放手一搏前接受的一次公开采访中，合伙人很理想化地表示，自己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赎罪，并把自己描绘成一群天资绝对聪慧的超理性主义者，但不幸的是，他们所置身的，是一个不可理喻、贪婪腐败的社会。
在许多公开场合，这些合伙人都表现出了一种勇于承担责任的态度。他们表示，他们已经在很多地方向投资者、向世人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但却从来没有说清楚，他们究竟错在哪里！通常，约翰·麦利威瑟都会拒绝承认，造成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过度利用了财务杠杆，从而导致其资产组合规模扩张过度。甚至，他们连自己的基本投资策略出现了偏差这一点都不愿承认。与此相反的是，在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以后，合伙人开始将矛头转向了其他公司的交易员，指责正是由于他们不合情理而且极其恶劣的交易，才使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在他们看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其实并不是由内而外发生的，而完全是由外部因素造成的。尤其是8 月出现的市场流动性大幅度降低，及由此而来的9 月争先恐后的套现，才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成了市场的代罪羔羊。
就在联储那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马尔隆·斯科尔斯在世界酒店“纽约之窗”举行的一次讲话中，非常中肯地辩解道，当时低信用等级债券的利差水平，已经扩大到仅仅用违约风险根本就无法解释的地步了。因此他总结说，这种利差当中一定有某种“流动性利差”存在，也就是投资者为持有流动性较好的债券而愿意付出的溢价。不过马尔隆·斯科尔斯的这种观点，颇有一点因果循环的味道：只要价格下跌，人们就会把这种现象归咎为缺少买方，从而导致市场流动性降低。就像马尔隆·斯科尔斯自己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市场上确实发生了某种事件，导致投资者因担心事态进一步加剧而远离市场。很自然地，每一个投资者都指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能够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援助，但IMF 根本就没有力量同时向所有人伸出援手。
“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一对父母生了好几个儿子。每一个儿子都认为，父亲一定会在自己最需要的时候，向自己伸出援手。但如果他的一个兄弟这时也需要帮助的话，这位父亲可以用来帮助这个儿子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有限，而且即使这些有限的资源，也是所有儿子都可以分享的。因此这种帮助，从价值角度来说，是会发生递减的。这也正是在8 月市场流动性降低的部分原因。当时，由于另一个儿子，即俄罗斯，没能够得到充分的支援，其结果就是，所有其他的儿子——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信用状况，就变得岌岌可危了。”
马尔隆·斯科尔斯还表示，他现在对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没有把这种“恐惧压力下的市场流动性丧失因素”纳入模型，也没有对这一因素可能对市场价格造成的影响进行过深入探讨，而感到非常遗憾。但很显然，流动性仅仅只是问题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而不是造成这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这样一些竭力为自己自圆其说的话中，我们根本就找不到任何关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为何将自己置于这种巨大风险之中的原因分析。一个以每小时30 英里的速度开车的人，还能对路上留有一片残雪发发牢骚，但一个以时速100 英里飙车的人，是完全没有权利对此指手画脚的。
马尔隆·斯科尔斯回避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为什么会忽略这种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而且表现得非常明显的流动性风险。即使在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遭受了历史性的重大损失之后，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他们一直争辩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公司遇到了一次百年不遇的金融大风暴。
“我对此深信不疑。”艾里克·罗森菲尔德在危机发生以后解释说，“我认为，我们遇到了一些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当然，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是百年不遇的，而是发生过很多次了。墨西哥发生过，华尔街也发生过；股票市场上发生过，债券市场发生过，白银市场上也发生过；泰国发生过，俄罗斯发生过，巴西也同样发生过。碰到这种金融危机的人，通常都只会自认倒霉。在金融史上，价格出现超跌的“肥尾”现象层出不穷。那些希望根据对历史价格数据的研究来进行交易的人，其结果只能是颗粒无收。
不管他们有没有从这次惨剧中得到教训，合伙人始终坚持认为（就像在救助行动开始前一样），现在的市场利差实在太大了，正是投资的大好时机，不可能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投资机会了，因为模型就是这么说的！就此点而言，市场已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