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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什么？”邹含之警惕地问。高佑民说：“最珍贵的。”“我身上没值钱的东西！”邹含之烦躁了起来，他不想跟高佑民玩这种哑谜了。 。 想看书来
梦城 第三十一节（2）
“把你自己做的那支竹笔送给我吧。”高佑民的声音几乎是在哀求了。
这是一九六五年发生在两个少年之间的故事。那时他们无法想象几十年后等待他们的将又是怎样的命运。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的高考落榜生高佑民身居高位依然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之一，而那个自以为文曲星下凡一步登天的穷小子邹含之在度尽劫波之后仍然是高佑民想怎么走就怎么走的一个小卒子，即便偶尔一现的豪迈与自信，说穿了也不过是读书人假扮的天真。高佑民当然不会这样想，可事实就是这样。人际命运复杂到了荒唐的程度，没有谁能根据逻辑推导出他的人生轨迹。
在邹含之背着背包北上京城的时候，高佑民在他父亲不费吹灰之力的安排下一身戎装南下广州。高佑民揣在怀里的不是别的，就是邹含之送他的那支竹笔。自那以后，他走到哪里，带到哪里，一直到现在，高佑民早已看透了那种理想主义的矫情，可当时却是那么虔诚。自那以后，每当他神思恍惚踌躇彷徨之时，只要一握住这支竹笔，他的手就变得坚定，心里也能保持平衡，而且对什么事立刻就会作出清醒的取舍，一下子就有了方向感。一直到现在，他依旧很仔细地珍藏着这支竹笔。这不仅是坚忍和意志的象征，它仿佛还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不断地超度着他。
后来，高佑民也上过大学，在省委党校脱产攻读了两年本科。
那年也正好是他儿子高考落榜。十八岁的儿子没有书读了，四十几岁的老子却成了大学生，这让他觉得自己很壮烈很伟大。他想念书。他对知识的敬畏和崇拜是在最不看重知识、把知识和知识分子贬得连狗屎也不如的年代。当知识分子开始吃香、工农牌干部开始削价处理时，他也有了一个跨入知识分子队伍行列的机会，他非常珍惜这个机会。那时候，不说本科，有一张中专文凭就可以摆知识分子的谱了。组织人事部门统计知识分子的数量，也是以中专毕业为起点线的。本科，那可就算大知识分子了。邹含之不也就念了个本科？高佑民寒窗苦读，读领导科学，读行政管理学，那都是些啥玩意儿啊，那都是些在幼儿园里哄小孩的东西啊。他曾经以为凡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一定都很高深，他念了两年念明白了，原来在他心中五彩斑斓的东西，突然像被拆开了的万花筒，只有几片破玻璃碎纸屑。就这么个玩意儿！
儿子在家补习了两年，高佑民已经本科毕业。儿子还是没考上，高佑民都不明白儿子把书念到哪里去了，难道念个高中比上个大学还难？眼看着儿子仍趴在小桌上，每天跟小和尚念经似的复习迎考，他把那堆得像小山似的各种复习资料全扔在了地上。
“都烧了吧，念这劳什子有什么用。”他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一股邪火。
高侃胆战心惊地问：“你，你不要我考大学了？”
高佑民说：“还是干点实事吧！”
高侃就像一下子解放了，他也早就不想念这狗屁书了，是因为有父亲母亲逼着，一个威逼，一个利诱，他才不得不把这两年生命都埋在书堆里，真有一种被活埋的感觉。高侃最想干的是警察，只要父亲吭一声，他立马就能穿上警服，过把枪瘾了。但高佑民一句话就把儿子做了多少年的美梦给毙了。
高侃瞟了他两眼，试探着问：“你让我干……” 。。
梦城 第三十一节（3）
高佑民说：“对，个体户！”
“什么？”这已不是儿子一个人的惊叫了，正在厨房里忙碌的叶淑英手里抄着锅铲冲了出来，四只眼睛一齐盯住了高佑民，生怕这位刚毕业的老大学生像范进中举一样，疯了。
叶淑英说：“高佑民的儿子干个体户，你就不怕别人笑掉大牙？”
高佑民两只手抱在胸前，已经把目光投向窗外了。窗外不时响起捡破烂儿的、卖豆腐、卖大碗茶和各种练摊的小贩们发出的吆喝声。这就是那个年代个体户的形象，是中国最早被逼到体制之外的最无助也最无望的弱势群体，是一些没有背景也没有什么本领的城市贫民，是在乡里种地种不下去了的盲流，是瞎子、跛子和智力有缺陷的人，爹不爱娘不疼，由着他们自生自灭，他们的生活充满了艰辛，一个个都显得很疲倦。高佑民却要把儿子推到他们中间去。
高佑民的口气就像下达行政命令一样，冷硬，又异常清醒：“对，个体户！”
一张文凭和一个干个体户的儿子，使他这个副市长的前面多了两个字：常务。这是高佑民在政坛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十多年后，人们才认识到了他和薛村完全不同的在政治上的另一种老练与娴熟。薛村的精明里总含着几分表演的成分，高佑民看似简单却颇有在复杂局面下拨云见日的远见卓识。比如说他让儿子去当个体户这件事，于公于私都是一着妙棋。高侃仿佛是他给云梦市个体私营经济注入的一针强心剂，个体户们因为他们中间有了一位副市长的儿子而倍感骄傲，心理也不再那么不平衡了。甚至觉得高佑民一夜之间成了所有个体户的父亲，他们在吆喝叫唤时一想到这个城市里还有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在庇佑着他们，连嗓门也明显地粗壮起来。云梦市的经济总量在高侃干个体户的当年猛增了十几个百分点，就是个体户干出来的。
一直到今天，云梦市的个体私营企业主们还是把高佑民看做自己人，高佑民其实不想这样。当官在一个以权力中心的社会里已经是最危险的职业，事物此消彼长，今日的个体户远非昔日可比，高佑民得在各种经济类别中寻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云梦市和他本人都需要有更多的支撑，这也是他想把市工总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原因，就像当年他把儿子推向市场一样，不是走过场，一定要来真的，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干。哪怕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比现在步履踉跄地一步步地走向坟墓要强。如果还要把它抱在怀里，再不放手，整个云梦市都会被拖垮的。
高佑民的良苦用心，换来的却是一顿擂。
高佑民深知，这还只是刚付出的一点很小的代价，流了点血，破了点皮。高佑民已经感觉到了，一种不知来自哪儿的危险正在悄然逼近，这种不祥的气息，使他突然之间感到胸口闷塞非常难受。他用手抵住胁下，司机在后视镜中看见他痛苦地扭曲着的脸，关切地问：“高市长，您没事吧？”
“没事，天塌不下来。”高佑民故作轻松，却反而显得更加沉重了。
。。
梦城 第三十二节（1）
那天，薛村去看邹含之时还是晚上，回家时夜已经很深了，但天空却是明亮的，又不见星月。很奇怪的一种明亮，一种强打起精神来的明亮，又确实亮得让人惊心，但它与具体的人间悲欢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他知道，这只是风雨欲来的前兆。
应该说，这天晚上，薛村睡得很好，他和邹含之一样克服了习惯性的失眠症，竟然一下睡过了头，醒来时已快九点了。这是极少见的，他赶紧起床，挺着一个微凸的肚子到卫生间去洗漱。这时，他妻子苏雪像个幽灵似的跟了上来，一个穿着丝绵睡衣的幽灵。他们只是形式上的夫妻，已经很久没有睡在一张床上。但两个人好像都没想过要结束这样的婚姻。或许，当婚姻的众多含义被抽空之后，反而变得纯粹了，可以纯粹地维持了。薛村承认自己内心里有点害怕这个女人，当她又把一张没有一丝血色的白脸映在了镜子里，那阴冷而且怪异的表情令薛村下意识地打了一个寒噤。但他旋即就笑了，他甚至还这样埋怨了一声：“我都睡过头了，你也不早点叫我起来。”
“你的梦做够了吧？”苏雪毫无表情地说。
“五十老几了，还做什么梦啊。”薛村自我解嘲。
苏雪看了他几眼，冷笑了一声，忽然说：“把邹含之放出来！”
那声音细得跟蚊子似的，但是用力说出来的。薛村的内心里又惊悸了一下，他没想到一件小事竟然让这个足不出户的女人也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秘密吗？他感到郁闷。他想用拼命刷牙的方式来掩饰这样的表情。但镜子里这个幽灵般的女人依然不肯离去，她轻蔑地看着龇牙咧嘴地漱口的薛村，她映在镜子里的脸和嘴唇，被漫漶的水流冲洗着，仿佛正洒向迅疾流逝的光阴，却一生也无法洗刷掉。薛村又一次感觉到，他必须面对她，他把牙刷从嘴里抽出来，转过身来讨好地甚至是谄媚地看了妻子一眼，说：“你就放心吧，我昨夜已经去看过他了，我正在想办法，把他放出来。”
“把邹含之放出来！”她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她只是重复着自己。
人的一生都只是在重复相似的过程。薛村不是高佑民，他常常站在哲学的高度看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性格中的古怪因素，薛村有时候会像一个哲人那样陷入某种冥想。他觉得高佑民实在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有些东西原本就是预设的，譬如由他来当这个市长，与其说是组织的安排，不如说是命运的安排。但高佑民完全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处心积虑地要证明自己才是最适合的市长人选。那次选举给薛村制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他甚至有过退出来的打算，但他像相信命运一样相信组织，又像相信组织一样相信命运。最后，命运和组织还是同时选择了他，而不是高佑民。他以为高佑民会彻底明白的，他没想到他反倒更加变本加厉。薛村其实是一个很谦卑很低调的人，但没有谁会低调到让一个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拉屎拉尿。太恶劣了。薛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循命运的安排，各安其位，各司其责，用尼采的话说，一切都是顺序。薛村是这样理解尼采的，如果这个秩序一旦被打乱，那就非乱套不可。果然，出事了不是？乱了不是？
这是一个过程，从冥想回归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很短，当他擦干脸上的水珠，抬头再看时，镜子里的那个幽灵般的女人又像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轻松，反倒突然伤感起来，他内心深处有一派凄凉漫溢而出，滑过脸颊。他流泪了。这并非第一次。很多时刻他都会这样情不自禁地流泪。男人的眼泪不会像女人那样当着许多人流出来，男人的眼泪属于一个人的单独存在。他不停地往脸上浇水，像是要掩盖什么，又像是要浇灭什么，哗啦哗啦的水声却更加混乱了，夹杂着他粗重的呼吸。电话铃响了好一阵，他都没有听见。
梦城 第三十二节（2）
这个电话是助理巡视员老黄打来的，问薛市长什么时候上班。薛村立刻就猜到了什么，他信口就撒了一个谎，说家里来了几个上访的群众，他一时走不开。薛村暂时还不想和高佑民发生正面交锋，但他知道这场交锋是躲不掉的，但他想先把思路理顺一下。但高佑民还是搞得他有些措手不及，他正对着话筒跟老黄敷衍时，高佑民已从老黄手里把电话抢过去了，高佑民单刀直入，问：“老薛，邹含之关进看守所，是谁下的命令？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