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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楚天都市报》开辟了《鄂东新闻》，每周二、五各出8个版，对早已危机四伏的《鄂东晚报》造成了极大压力。
蔡群也对本报记者说，自己2002年年底接手总编辑时，《鄂东晚报》已经陷于停顿，4个月的工资没有发，4个月的印刷费没有付，每年还要向《黄冈日报》上缴2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广告经营任务显得很重。
“报社要创收，我们可以理解，但关键是采用什么方法。”在陶志东看来，给每个编辑记者甚至校对人员下达创收任务，甚至报社上下配合“以曝光促发行”的手段，并非《鄂东晚报》独有。
陶志东举例说，一次开会晚报老总介绍兄弟媒体经验时说，湖北某地市级晚报刚创刊时，联系当地公安订两千份报纸，被婉拒。该报集中火力，只要公安部门、社会治安出了什么事就大报特报，没有两个月，公安服了，乖乖地订了两千份报纸。
陶志东对本报记者说，“我和其他晚报同行交流，很多做法是心照不宣的。”
无独有偶，2003年11月7日，蔡群签发的《紧急致各县市驻站记者的一封信》，也透露了向兄弟媒体学习的信息。
蔡群特别强调，“前不久，我和日报领导到山东最穷的菏泽考察，该市每个县级驻站记者每年完成的上交报社的广告收入，少的有18万元，多的有40多万元。”
蔡群向驻站记者呼吁：“日报明年也将派出驻站记者，规定每年完成广告任务是15万元。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完成合同的广告和发行任务呢？”
“只要给钱，什么稿子都能发；只要给钱，什么丑闻都能压――这是新闻职业道德下滑的集中表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保卫认为，无论是《鄂东晚报》的硬敲诈，还是强行拉赞助、拉广告的软敲诈，都严重败坏了新闻职业道德。
郑保卫教授日前参与了一项媒体职业道德的调查。他惊奇地发现，相当一部分记者、编辑甚至报社领导，对记者收红包已是见怪不怪，他们反问，“这难道还是问题吗？”
2003年山西繁峙矿难发生后，11名记者受到矿主贿赂没有进行报道，从某种程度看，《鄂东晚报》的做法与其类似，郑保卫教授称之为“有偿新闻”出现了变种―――有偿不新闻。“从有偿新闻到有偿不新闻，媒体的职业道德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媒体有其特殊性，话语权是党和政府的。有偿不新闻也是利用公权为小团体或个人牟利，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郑保卫教授还认为，从《鄂东晚报》暴露的问题看，黄冈市有关部门更应该考虑对其报业格局的调整。“办报要考虑经济大环境，不能适应市场的要予以淘汰。”
黄冈市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革命老区，总人口724．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99．99万人，下辖11个县、市、区中，国家级贫困县有3个。2004年黄冈市统计年鉴显示：全市工业企业单位651个，其中小型企业618个，大型企业仅一个。2003年地方财政收入15．95亿元，而财政支出则为30．91亿元，属典型的吃饭财政。
订报需要钱。黄冈市2003年市辖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消费支出为4638元，其中用于娱乐、教育、文化的消费支出市辖区为849元，而全市仅为318元。相对来说，《鄂东晚报》一年188元的定价显得偏高。
“都市报靠市场生存，经济不活跃就不会有足够的广告，没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报纸就难以生存，一些报纸为了生存开始不择手段，这也是中央整顿报刊时取消县级报纸的重要原因。”郑保卫说，“地市级都市报更是不上不下，要想根本杜绝《鄂东晚报》事件，区域经济不发达的地方，报纸格局一定要调整。”
沉默的大多数
从2003年初到现在，陶志东都处在矛盾中，一方面到学校等单位“办案”让他感到心灵的煎熬，另一方面不按报社要求搞钱没法生活。最终，他选择现身说法，“面对曾被敲诈的对象和喜爱晚报的读者，说出来心里会轻松些。”
但与几名记者截然不同，相关学校和相关单位都对此闭口不谈。
黄梅县大河中学校长胡仁南和本报记者有这样一番对话。
记者问：“《鄂东晚报》三名记者到学校采访过吗？”
答：“来过。”
“他们是不是给你看过一篇《白条收糊涂账上班摸二五八黄梅大河中学胡校长的幸福生活》的稿子？”
“好像写过一篇什么稿子，记不清了。”
“他们是不是带着发票来的？”
“是。”
“记者有没有向你们要钱？”
“要过，但不是因为稿子。记者代表党的形象，他们希望我们搞宣传收宣传费，报社的收费标准我也不清楚。”
在另外几所学校，学校负责人干脆回答：“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想提了。”
同样，一些县教育局负责人也采取了回避态度。
浠水县教育局副局长南金辉说：“实行一费制后学校收费环境不是很好，可能有个别记者利用学校害怕曝光的心理敲诈，不过我个人没有接到学校的举报。”他指了一下对面的办公室主任汤兴良，“我好像听汤主任说过。”
汤主任连忙更正：“我跟晚报没有打过交道，也是听别人说的。”
陶志东说：“这很正常。学校不愿意说一是当初确实有短处，花钱消灾。二是报纸还在，说出来将来有麻烦。”
一位县委宣传部负责人的话也印证了陶志东的判断。“我们毕竟还要和《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打交道。反正我的意思你都明白，就不要找学校和教育局了。”
但陶志东还在坚持向媒体说出真相。
10月22日、23日，报社两次紧急约见辞职人员，要求大家无条件回到工作岗位。
10月25日，由于态度坚决，陶志东和另一名记者被《鄂东晚报》批准辞职。同时签名辞职的17人中还有包括出版部主任何志勇等5人离开，其余10人继续在晚报工作。
11月22日，颇有影响的《中国新闻周刊》以《一份晚报的新闻勒索食物链》为题，披露了《鄂东晚报》新闻*的问题。
几天后，《鄂东晚报》在媒体发表声明，称“陶志东违规违纪，报社在原同意辞职的基础上予以开除。《新闻周刊》反映的问题早已得到解决”。
11月26日，蔡群被免去《鄂东晚报》总编辑职务。
11月28日，陶志东要求《黄冈日报》社就“开除声明”致歉。报社答复：你伤害了报社，报社也伤害了你，大家都算了吧！
11月30日，《鄂东晚报》发表《致读者》的公开信，承诺“将进一步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建设一支政治合格、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新闻采编队伍。”
问题似乎又一次得到了解决。
刘继业看完后，不屑地对冯凯说：“老弟，这都是哪年的事了！再说如果要弄学校，一定要在开学收费的时候弄，那时候学校有钱，也容易从学生那里找到证据，现在去弄不是时候。” 。。
第四十章：免费旅游（二）
第四十章：免费旅游（二）
2000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对人民法院支持舆论监督、为新闻单位提供司法保护提出了六条要求，就是司法机关对新闻传媒及新闻工作者行使新闻批评权利、履行舆论监督责任的有效保护措施。这对于那些无视新闻单位的批评监督权利，侵害记者合法权益和人身自由者，则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起草的《深圳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初稿以法规的形式规定，新闻记者享有无过错合理怀疑权。该条例规定，新闻记者在预防职务犯罪采访工作过程中享有知情权、无过错合理怀疑权、批评建议权和人身安全保障权，任何单位和履行职务的人员应当配合、支持，自觉接受新闻媒体的监督。一些地方也采取行政规定的方法保护记者的采访权，例如新疆伊宁市《关于不得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对新闻采访实行首问负责制，面对记者不得“无可奉告”，“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配合记者进行采访报道和舆论监督，不得以任何借口拒绝新闻采访，更不得出现辱骂、推搡记者及没收、损坏采访器材等不文明的过激行为。”这项《规定》从2003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但是，上述要求、规定、条例对新闻采访权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些保护措施仅仅是地方的或行业的。因此，解决对新闻采访权保护的根本在于尽快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法》，用法律的形式明确新闻采访权的性质、范围、方法、手段，将新闻采访纳入法治的轨道，使新闻采访真正有法可依。
送走冯凯后，刘继业又仔细看了看这篇文章，不禁由心底里赞叹，到底是大报的记者，看看人家写的东西，真叫有理有据，有思想有深度，有良知有责任，看到高兴处，又想着冯凯说的事，刘继业思忖片刻，掏出手机，拨通了杨建明的电话：“建明老弟啊，有时间没？咱俩到聚源茶庄坐坐，我有一篇好文章让你欣赏欣赏。”
面对刘继业的主动示好，杨建明不敢怠慢，虽然不知道刘继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还是在第一时间赶到了茶庄。一见面，刘继业就拿出网上下载的那篇文章递给杨建明，杨建明一看，心想这文章早在两年前网上就有了，刘继业这时拿出来是什么意思，该不会是他想到学校搜刮了吧？杨建明装作很仔细地看了一遍后，试探着问：“刘哥，对学校感兴趣了？”刘继业哈哈一笑说：“老弟，大哥智商再低，也知道现在不是弄学校的时候，我是感觉这篇文章写得好，有意思，咱们共同探讨探讨。”杨建明一时揣摩不透刘继业的心思，就顺着他的话碴说：“是啊，人家毕竟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水平在那搁着呢，不服不行！”刘继业说：“我感兴趣的是这篇文章说明了一个模式，你看看，这《鄂东晚报》下设的记者站和《鄂东晚报》的关系，《鄂东晚报》和《黄冈日报》的关系，像不像咱们记者站和总社的关系？”
杨建明不假思索地答：“是啊，很像，虽然它们是党报，但也这么干，而且还这么猖狂。”“那你再看看，出事后，《黄冈日报》和《鄂东晚报》是什么态度？”刘继业接着问。“当然是推脱责任，找替罪羊，包括文中提到的那几个记者和晚报的总编。”杨建明答。“你再看看那些被晚报敲诈过的单位和个人，他们在中青报的记者去采访时是什么态度？”刘继业又问。杨建明说：“当然是沉默了。”刘继业话锋一转说：“建明，你想，这些被敲诈过的单位和个人，见到中青报的记者，本应该像见到青天大老爷一样高兴才对，本应该把晚报是怎么敲诈他们的事情说清楚才对，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沉默，为什么？”杨建明说：“就像文中说的那样，一是他们本身有问题，的确多收费了，做错事了；二是他们处在《鄂东晚报》和《黄冈日报》的舆论势力范围内，害怕报复。”“你再把报社的态度和被敲诈的单位或个人的态度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