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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文化人”的###团体里面，也算有了“电影艺术家”参加的机会。但是在五、六年之前，情况就和现在两样，“影戏”这种“娱乐品”完全是“文化人”注意圈外的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章作者认为从1931年以来，进步的文化人开拓了中国电影艺术的新方向，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电影工作者们也就加入了文化人的行列。这是我在30年代报刊里面查阅到的最早使用“文化人”概念的史料之一。 30年代电影明星们的收入，跟同期的教授、学者、作家、主编们（一般每月200圆至500圆）相当或稍低。经济地位虽然类似，但是文化素质高的人们更受到尊敬。当时在影星歌星的心目中，文化、学问、教育、修养占据很高的位置，普遍地热爱读书，渴求知识。这有当时许多史料和逸闻为证。 演员们有不少在大学里上课和从事写作的，如陈波儿、王莹、艾霞、凤子、赵慧琛等，她们的文笔风格一再受到文学界的好评。王莹的从艺和留学经历，即体现了当时追求知识的风气。她不仅上了大学，而且后来还写了两部小说。 以生活日用品的实际购买力估算，1936年银圆或法币1圆约相当于今人民币30元。例如，以主要食物的价格作比较：抗战前夕，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市场上，大米每斤5—6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l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等等。跟今天相比，几乎都在30倍左右。 为使大家对于抗战前夕的城市生活费用有个形象的了解，不妨再举些例证： 以饭店的客饭价钱为例，1936年一份普通西餐2角钱，大菜套餐为5角—1圆2角钱，普通的炒肉一盘1角多钱，一碗阳春面4分钱。 信件的国内邮资3—4分钱。 一般的图书定价为3—5角钱，比较贵的是1—2圆；一份报纸3—5分钱；公交车票价5分至1角钱。 公园门票5分钱。剧场和电影院入场券1角至1圆。 根据当时经济学家们的几十次社会调查统计结果，从事体力劳动的城市贫民五口之家维持生存的最低开支为每月法币27圆（合今人民币800元），而知识阶层的最低生活费为每月法币50圆（合今1500元），一般每月200圆（合今6000元）。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共合作成立了中国电影制片厂（简称中制），归属于中央政治部三厅六处电影科。同时还有归属于宣传部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简称中电）。参加“中制”和“中电”的演员们多半是当时最著名的左翼明星，其中不少是共产党员。月薪有所增加，现将一次发薪名单照抄如下： 黎莉莉340圆舒绣文330圆白杨320圆 张瑞芳300圆顾而已300圆魏鹤龄300圆 施超280圆谢添250圆陈天国250圆 吴茵230圆杨露西120圆熊辉100圆 秦怡60圆 电影明星们的收入，仍然跟学者、教授、作家、主编们处在同一档次而稍低些。 1940年以后，席卷大后方国统区的法币通货膨胀和物资短缺、物价飞涨日趋严重，几乎每年涨幅为两倍甚至更多。包括电影明星在内文化人的收入不断贬值，生活受到极大影响，从而激发并增长了他们对蒋介石专制政权的强烈不满情绪。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特别到了五四前后，新文化运动崛起，我国文化人的影响迅速增强，文化人的队伍迅速扩大。 五四爱国运动是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大中院校联系在一起的。民国初的北京大学封建的陈规陋习“官僚气”、“名士气”非常严重。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北大“在他手上才成为真正的大学，真正不愧立足于世界大学之林，而成为中国现代新思想新文化的重镇”。（见《蔡元培先生象征的学术世界》，引自《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 追求自由、民主、科学，特别是力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反对专制愚昧，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的灵魂。但是在五四时期，这个阶层的社会基础还很薄弱。旧中国文盲占成人的90％以上；民国初年，80％的就业人口仍在从事千年不变的传统农田耕作，只有不到1％的就业人口在近代产业部门。 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有二：近代教育事业的幼稚和经济状况的贫困。 1912年，北洋政府开始统治时，全国有4．1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293万，其中，小学生279万，中学生13万多，大专院校学生不到5000人（估计数字），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490人。 1928年国民党政府统治时，全国有4．65亿人，而学生总人数仅为914万，其中，小学生888万，中学生23．5万，大专院校学生25198人，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有2275人。 从戊戌变法到国民党掌权，经过了整整三十年。这三十年的进步显著，但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拿我们的邻邦日本作对比，更可以看出我们国情落后的严重程度：1925年日本国有0．59亿人，是我国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学生总人数为1147万，超过我国25％。其中，小学生799万，中学生336万，大专院校学生126842人。按绝对数字，中学生是我国的14倍，大学生是我国的5倍。
戏剧、电影业的兴起（8）
按照每万人口中的在校学生比例数字，日本的中学生比我国多110倍，大学生比我国多40倍。（这还是用日本1925年的数字跟我国1928年的数字相比。） 况且我国文化分布极其不平衡，20年代知识阶层集中在京、津、沪、宁等大城市，相对说来爆发力很强，他们播下了现代化的星星火种。 五四期间访问过中国的美国学者杜威，在1919年6月给女儿的家信中写道：“一位曾对五十种学生报纸做过仔细研究的朋友说，这些报纸的第一个特点是有大量的问号，第二个特点是要求言论自由，以便能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在一个信仰既定权威的教条、又使得人感觉满足的国家里，这种提出疑问的热潮，预示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五四前后，中国知识阶层虽然人数很少，但是能量很大，这在某种程度上得力于他们相当优越的经济后盾。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1）
蔡元培的“爬格子”情结 在纪念北京大学百年和五四运动八十周年的各项活动中，蔡元培校长的名字格外凸现出世纪的光辉。他对于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已不用后生赘述。但他早年新思想受孕期的一大关键，似乎所知者不多。这就是他在九十多年以前旅欧留学爬格子为生的经历。 蔡元培于清代同治六年（１８６８年）阴历十二月十七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年）21岁时就考中举人，光绪十八年24岁时于北京保和殿应试考取进士，入翰林院充庶吉士（那时毛泽东、郭沫若等刚诞生）。甲午年（１８９４年）26岁时授职“编修”。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维新不久，他目睹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屠杀“六君子”，罢免维新官员数十人，痛感清朝廷“无可希望”，遂抛弃官职回故乡绍兴就任“中西学堂”监督，自认为“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１９０１年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后来又任中国教育会长兼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他首先订立国文、历史、地理三种教科书编撰体例，每一课文稿酬（编辑费）5角钱。 为了开拓现代化的道路走向世界，当时出国留学或考察蔚然成风，大多是公费官派，名额有限，所去国又以日本为多，欧洲很少。已经37岁走入“下半生”的蔡元培，毅然辞职赴青岛从头学习德语，准备留学德国。 １９０６年他闻讯北京翰林院有公派出国留学的机会，急忙赶到首都，但这个计划搁浅了。蔡不甘心，再三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欲随同前往德国在使馆兼任“半职”差事，半日在柏林大学听课，以遂赴欧洲留学的心愿。这时，他已是临近不惑之年，必须抚养妻儿四口、负担甚重的一家之长了。 孙宝琦答应每月助银子３０两，合４２银圆。于是在１９０７年春末，蔡元培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然而公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居柏林，大不易！ 眼看财路不济，怎么办是好呢？蔡元培作了一个当时可谓大智大勇的决定：既不求“官费”，也不用老家变卖家产筹划“私费”，而以在国外爬格子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自筹留学费用。据我所知，这乃是我国最早的知识阶层中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他通过同年同乡挚友张元济先生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圆（编译）和5圆（著述）的标准，每月致稿酬100银圆（约合今6000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家用。 蔡元培一不靠官、二不靠商，完全自食其力、自行其是。他严格遵守了协议，留学期间著述不辍。根据今天所能看到的蔡元培稿酬账单，１９１０年商务印书馆汇付给他１６２１德国马克，合900圆；支付国内蔡夫人２５０圆；代付购寄书报等费用为４６圆，连同历年余额尚结存200圆（当时１块银圆可买４４斤大米，约合今人民币６０元）。 几年以后柏林的生活费用更降低了。据１９１９年初由官商资助到德国考察的梁启超记述，他在柏林住一旅馆“今所居极安适，日租金五十马克，可称昂贵，然合中国银只得一圆耳”。这位后来担任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维新人物又在通信中写道：“此次赴德，觉学费之廉出人意外，现一圆可易五十马克，每学生得三十或四十圆（陈注：即1500或2000马克）尽可从容度日，国内大公司如中原公司之类，每年能出资五千或万圆，可派学生十人或二十人。”（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此后“少年中国学会”的宗白华等人，步蔡元培后尘陆续留德。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归国，应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之召，首任民国教育总长。１９１２年４月赴北京，７月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 １９１３年蔡元培又赴法国，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以编译费支持他在欧洲游学考察。这时他爬格子的稿酬增加了：每天以一半时间编著1000字，每月3万字可得200圆，即千字７圆。 从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５年，蔡元培先后旅欧留学，几年期间只靠爬格子半工半读，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文明之消化》等论文，寄给商务印行的《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发表，还根据在德、法进修得到的新知识，结合国情编著了《哲学大纲》、《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艺术谈概（欧洲美术小史）》等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出版。 １９１６年冬，蔡元培从欧洲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首创“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校方针，力主“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僚、不做政客；不酗酒、不抽烟、不杀生”的八戒进德会。在他的教导感化之下，一扫清京师大学堂以来的封建官僚腐败习气，脱胎换骨，风貌一新。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成为了“民主与科学”的堡垒，新文化运动的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