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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以便赡养家属。学制5年。入学时需由各学生的父兄及本人具结担保。学习期间不得请长假或转学。每三月考试一次,由教员分别等第。获一等者赏洋银10圆(约合今人民币1000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过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给以警告,三次连考三等者,则勒令退学。反之,如三次连考一等者,则除照章奖励外,还另加赏衣料以示鼓舞。福建船政学堂培养了一位杰出人才——严复。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2)
北洋水师学堂完全公费,不仅全免食宿费用,每个季度发给制服,还每月发给赡银4两(约合今人民币560元),“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贫寒之家,咸知感奋”(据张焘《津门杂记》中卷)。也就是说,当时每月赡银4两可供一个大家庭——老少八口之家的基本生活费,由此招募优秀人才入学。这些学生就成为大清水师(海军)的后备队。 江南水师学堂的驾驶科和管轮科各招60人,以20人为一班,四个月的试习后,再根据英语程序分为三班。列入第一班的,除食宿外每月每人发给赡银4两,第二班发3两,第三班发2两。在堂试习未满四月的,只免食宿费,不给赡银。(20世纪初物价略涨,一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块银圆约合今70元。) 洋务学堂并不景气 科举制度的千年传统“学而优则仕”,凡有财力可供读书的人家,无不盼望子弟由科举中试做官,由童生到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才叫做“正途”。而洋务学堂则被认为是“旁门左道”,受到耻笑和非议。再有,从达官贵裔到士农工商,一般出于对西学的隔膜无知,对西方的怀疑、忌讳和仇视,普遍不愿“师事夷人”。如鲁迅《阿Q正传》所描写的,念洋文读洋书者被称为“假洋鬼子”,甚至遭人辱骂。这种鄙视西学的风气,全国皆然。李鸿章曾就北洋水师学堂招生的困难感叹道:今入学堂者等于术艺(陈注:不是正经读书而是技艺),即一二拔出,亦不过兵官右职,不得比于正途。……中国士大夫由来囿于积习,清门旧族,目矜地望,未必肯以子弟充当学生。(引自张侠等《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第603页。)洋务学堂的开办章程中也表示担心:“初次挑选,恐读书世家子弟尚多观望迟疑不肯应试者。”因此,便以优厚待遇来招揽学生,不仅全免食宿费,还给以赡养家庭的“赡银”资助。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初定“月给赡银一两”,购买力相当于今人民币140元,这在城乡百姓贫民的心目中,可不是一笔小数目。洋务学堂的“招生章程”四处张贴、散发,还刊登在《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上,以广招徕;主办者并亲赴上海去挑选学生。即使如此,仍是投考者寥寥,且素质不佳,以致原定招收的60名尚不能满额。不得不在第二年再度公告招生,以增加赡银到“月给四两”(合今人民币640元)来吸引考生。这四两银子的购买力,相当于当时一个“八口之家”每月的最低生活费。李鸿章署名发出的招生告示中称:兹距开馆一年有奇,学生造诣,渐有端倪,惟额数未满,投考者或资质平庸,或年纪过大,终少出色之材。细揣情由,似由赡银少薄,未足招徕。今本大臣将该堂原定章程,学生“月给赡银一两”改为“月给四两”,俾一经入选,八口有资,庶寒峻之家咸知感奋。……学生若果卓有成就,本大臣定当从优奏奖,破格录用。(引自张焘《津门杂记》卷中,《水师学堂》第67页。)上海《申报》曾于1883年3月16日《津门近信》栏刊登关于北洋水师学堂的一则消息,内云:“兹悉水师学堂原定章程似嫌太密,刻已通融办理,但使年岁合例,能作一‘起讲’者即便收录,试学三月再定去留。水师、管轮各堂均收有六十人矣。”然而,依靠“增加赡银”的物质刺激招徕的学生,大多是下层贫苦子弟,其中为谋衣食而来者不少,素质较差,以致有人讽刺洋务学堂是“济贫之院”。李鸿章也承认,北洋水师学堂创办之始:“其时北方风气未开,学生入堂之初,非惟于西语、西学咸所未闻,即中国文字亦仅粗通。”(引自马建忠《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载《适可斋记言》卷三。)以这样粗浅的文化基础,新生在3至5年内,要学会外国语、数学及各项专门技术知识,还要兼习中文,课业负担很重。加以学堂的管理缺乏经验,学生良莠不齐。虽如此,仍培养出一些人材,如后来创立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就是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周树人及二弟周作人曾分别于1898年和1901年进入江南水师学堂。 同文馆的师资薪水 按照原规划,同文馆的“教习”(师资),创建之初暂聘外国人担任,逐渐由本国人代替。后因课程扩充,大部分学科又无中国人能够讲授,只好继续聘请外籍教习,仅中国语文和算学二科,由中国教习担任。而中国教习的出路还是担任行政官职(知县等),所谓“仕途”。据《清会典》第一百卷记载:凡教习有延订者、选举者、考充者。总教习及洋教习,就各国儒士中延访;其通洋学之汉教习,由各直省选举。其汉文教习,就京师咸安宫宗室景山八旗已取未传馆之教习招考充当,额三人。总教习一人。洋教习视各馆学生多寡为定。学生有由沪粤同文馆及直省咨送者、由生监送馆者,准其咨送顺天乡试。总教习、洋教习则优其薪俸;汉教习则视其成效,二年一保,又二年奏请优叙焉。教习满二年者,无论举贡,皆奏请以知县用。又二年,则奏请分省,遇缺即补,并加衔。同文馆规定:洋人总教习领取高额俸银,每月1000两;年俸 12000 两。而洋人教习的月薪每月几百或几十两不等,明显高于中国教习很多倍。华人中文教习每月仅给薪水12两银子,合每年144两。 同治八年(1869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被任命为总教习(教务长)直到1894年,教龄(职龄)长达25年。京师大学堂建立后,丁韪良又担任大学堂总教习。1916年丁氏逝世于北京。
启蒙的起点:清末洋务学堂(3)
同文馆的经济生活 京师同文馆规定:所有学生都有银两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八品官者40两,九品官者32两5钱。并根据学生造就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至15两不等。 清宣统二年(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一年)颁布了《币制则例》,规定银圆为本位币,每枚重7钱2分,含纯银九成。也就是1两白银折合1.4银圆。所以,膏火银3两折合银圆4圆2角,15两折合银圆21圆整。 那么,当时银圆的购买力如何呢?参考历史上生活必需品及日常饮食的物价计算,得到如下参照值—— 1872年1两白银的购买力,约合今人民币140元;1银圆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枚铜元约合今人民币1元。 190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100元;1银圆约合今70元;1枚铜元合今7角。 1911年1两白银约合今人民币70元;1银圆约合今50元;1枚铜元合今5角。 由此,我们对于清末民初银两、银圆、铜元的价值可得到具体的概念。 在1900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学生的银两津贴,其购买力如下—— 每年固定的生活津贴:学生七品官者,每年给俸银45两,折合今人民币4500元;八品官者40两,折合今人民币4000元;九品官者32两5钱,折合今人民币3250元。 每月增发的助学津贴:根据学生成绩的不同,每月酌给膏火银3两(折合今人民币300元)至15两(折合今人民币1500元)。 当时同文馆的学生,除了学宿费全免、衣食住行全部包干以外,每年、每月还有相当多的生活津贴作为日常零用,那待遇确实不算低了。 在戊戌变法前后的同文馆学生里面,有一位齐如山(1877—1962)是河北高阳人。他和弟弟齐寿山(1881—1965)到了民国初年都成了鲁迅的好朋友。齐如山20岁左右时曾在京师同文馆学习。他后来在《故都三百六十行——物价变迁》一文中,回忆19世纪末年京师(首都,即今北京)城里的物价,留下了一段可贵的历史记录——约在光绪二十三、四年(1897—1898年间)彼时余正肄业同文馆,每于星期日恒往同学家吃便饭,如有四个客,四个碟,饮酒吃打卤面,所费不过当十钱两吊,即九十八枚。四碟之菜,一为松花两个,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盒子菜两包,约合不到八枚,一为炒鸡蛋三个约合不到六枚,一为咸落花生约合不到四枚,切面条二斤约合不到四十枚,猪肉约合十五枚,酒约合十五枚,连打卤用的黄花、木耳等佐料共九十余枚。以上之数还打的很宽,然尚用不到两吊。约合现在铜元不过二十枚。齐如山回忆中所说的“当十钱”也就是光绪二十三年间“当十”铜币,每枚贬值为相当于“制钱”两文(两钱重)。也就是说,“当十钱”98枚相当于“制钱”200枚,即两吊。又据《中国货币史》第843页,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白银一两合制钱1364文,合银洋约圆,这就是说,当时银洋一圆折合制钱大约1000文,又可兑换新式的“当十铜元”100枚。“当十钱两吊”,合铜元20枚,相当于今人民币14元。(后来,银价上涨,铜钱又逐年贬值。)根据齐如山先生的回忆,同文馆学生四个人聚餐小酌,一桌子简单的打卤面酒水总共只花了铜元20枚,即银圆2角,折合今人民币14元。而齐先生每月的生活津贴可达10块银圆(7两),折合今人民币700元左右,由此可见当时同文馆学生的经济生活水平还是较高的。 周树人、周作人兄弟在洋务学堂的生活 关于19世纪末年的情况,周作人在回忆录中写道——先君虽未曾研究所谓西学,而意见甚为通达,尝谓先母曰,“我们有四个儿子,我想将来可以将一个往西洋去,一个往东洋去留学。”这个说话,总之是在癸巳至丙申(1893—1896)之间,可以说是很有远见了。那时人家子弟第一总是读书赶考,希望做官;看看这个做不到,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是学幕做师爷;又其次是进钱店与当铺,而普通的工商业不与焉,至于到外国去进学堂,更是没有想到的事了。先君去世以后,儿子们要谋职业,先母便陆续让他们出去,不但去进洋学堂,简直搞那当兵的勾当,无怪族人们要冷笑。……鲁迅原名周樟寿,字豫才。戊戌(1898年)年周豫才18岁,要往南京去进学堂,不便使用原名,故改名为周树人。那时全国实行科举制度,读书人从小在私塾、“家馆”熟读《四书》《五经》,练习八股文和试帖诗,辛苦应试,为取得秀才、举人的头衔,以提高社会地位。所谓“出路”就是读书做官。传统教育主要是“州学”“府学”“县学”以及“书院”;新式的洋务学堂寥寥无几,只有天津的北洋水师学堂、武昌的自强学堂、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和陆师学堂、福州的福建船政学堂等处,都是官费供给。 周豫才想出外求学,家里却出不起钱,只能进公费的洋务学堂。正好来了个机会,南京水师学堂有一位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即轮机科舍监)。周豫才到南京去投奔他,暂住在他的后房。可是这位监督有点顽固,他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