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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4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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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不作亡国奴,由此浩劫他写出经典之作《四世同堂》,可谓字字血泪。陈寅恪教授1941年由西南联大应邀往欧洲讲学,途经香港遭遇太平洋战事起,日方和汉奸陈璧君都来逼迫他投敌,日伪组织还曾以40万港币诱引他主持“东亚文化协会”,替日伪审定中小学教科书等,陈寅恪教授一概严辞拒绝。当时他身上连离开香港的旅费都没有。历经艰险回到西南联大,物价飞涨,教授们的月薪还不够糊口,但他写出了最高水平的学术论著。  比起当时陈寅恪视为粪土的40万港币巨资来,日伪赏赐周作人的月俸1200圆或最高2000圆,不过是喂苍蝇的腐屑罢了。  几十年间,不仅周作人自己,还有一些文人雅士也反反复复为他辩护。说来说去,无非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少一点反动行为”,“人才难得”云云。面对老舍、陈寅恪等先贤,这些辩解显得多么无力,更多么无理。虽说社会应该宽容,但是人格有条基准线:不能为“权”为“钱”而干出反民众、反仁道的劣行。越过这条界线就不及格,就不复为人了。  愚意以为“昏”有两大毒害,汪精卫、周佛海昏于权,周作人、张资平昏于钱。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燕京大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同时在我国沦陷区对英、美势力所经营的工厂、商店、学校、医院、教堂等强行全面占领,所有侨民包括神父、牧师等全部关入集中营。  据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断回忆》一文记载:教会学校中,纯粹由英美人主持校政的全部停办了,如燕京大学(美国人司徒雷登主持);又如协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美国人胡恒德主持);以及崇德中学等这些跟美国有关联的学校,全部封门停办了。司徒雷登等人都送进了日军集中营。燕京大学封门之后,一时学生、教授、工作人员等无处可去。失学、失业,交通阻隔,又不能一下子全撤退到大后方;即使有能力南下,也不能一下子撤离,要秘密离开北平,辗转越过封锁线,还要有人带路,冒着生命危险。而且当时南下到后方去,或走河南、安徽,或走浙江西面,或走水路温州……都要找到关系才能走。  后来燕京大学师生虽有一部分到了四川成都又办起“华西燕京大学”,但另一部分还留在北平市。一些学生分别进了其他院校,如辅仁(法国教会大学)或中国大学;教授中有些逃亡到了南方,有的到辅仁大学教书,政治系张东荪、新闻系刘豁轩等人到了中国大学;也有到伪北大任教的,如容庚。  在这期间,好多教授还被日本侵略军逮捕关过监狱。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是: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  被逐出校园的师生,有些陆续潜往内地,到四川成都进入华西燕京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1)
贫贱能否移,威武能否屈  1942年以后最艰难的岁月中,用玉米茎、豆饼、花生皮、各种“仓底”等磨成的“混合面”,也就是从前喂牲口都不如的东西,配给供应,成为北平老百姓通常的食物。儿女多的一些人家,即以一等教授之尊,想每餐吃一碗素汤面或两三个芝麻酱烧饼,也都要煞费苦心,很难办到。  冯承钧先生是国内外闻名的历史学家,瘫痪在病床上,形容憔悴。但为了生活,为了学术,也为了青年,还要支撑着上课。同学们就到他家中,围着病床听先生用微弱的声音讲授《西域史》,这正是吃混合面年代的事;其后不久,先生就去世了。  《中原音韵》的作者、著名音韵学专家赵荫堂先生,穷得整个冬天只穿一件破羊皮袍子,破羊皮像面条一样从袖口落下来。上课时不好意思,一会儿塞进去,一会儿又落下来,哩哩啦啦,弄个不停。几支最次的卷烟,还要限制定量同夫人分着吸,而且常常为此争吵。  甲骨、金石学专家容庚老先生,到学校去坐不起车,冬天顶着大北风,骑着破自行车,从宣武门外老墙根东莞会馆到沙滩上课。  鲍文蔚先生在沙滩文学院做法文系主任,家搬到东板桥小胡同中,再也用不起厨子、女佣等,只好委屈鲍师母自己亲手做饭。先生也无钱坐车,只好天天“开步走”去上课了。  只有周作人、钱稻荪等个别教授投靠伪政权当了奴才,过着奢侈的生活,成为可耻的汉奸。  抗战后期水深火热  日伪机关对一些职员每月配给半袋面粉,勉强维持活命。每月配给伪师范大学1200袋面粉,但不给大米。所以师大伙食最好的就是馒头,早起不能吃稀饭,只能吃疙瘩汤。1100多名穷苦学生,加一些职员、工友,靠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农民的粮食之后施舍的这一些残余过日子。混合面蒸出窝头是灰色的,吃到嘴里如嚼花生皮等物,难以下咽。  1942年下半年起,日本侵略者扩大战场,物资缺乏,伪联银券开始猛烈贬值,物价大涨,粮食极为困难。到年底,玉米面已涨到每斤1元5角,较“七七”事变前上涨20—30倍,较沦陷第三年1939年上涨11倍。  乱世物价不停上涨。1943年春夏之交,农村青黄不接,粮食最紧张时,北京粮市官价:小米每石285元,玉米每石195元,高粱每石234元,黑豆每石183元。但均“有行无市,有市无货”。各粮店前柜放的都是空笸箩,按照限定的“官价”压根儿买不到。粮食都秘密藏起,通过熟人卖高价,囤积居奇的粮商都大发其财。  1944年夏天,玉米面涨价到每斤5元,不久又涨价到5元8角,小米涨价到每斤6元,大米每斤22元,油每斤45元……其他物价,也同步飞涨。  1942年到1945年北平知识阶层的经济生活状况,我们还可以从当时保留下来的一些书信中得到第一手历史资料。  《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载有1942年5月15日傅增湘从北平给张元济的信中说:  “弟私藏弘治本《宛陵集》,欲得番银(陈注:日本钱)千番,不过易米六、七石耳,兄能为我玉成之否?”每石米156斤,六七石米即1000斤米左右,说明当时每斤米价格为一元联银券。1943年3月信中说:“笔耕亦我辈本色,但倚以为生,亦未易言……惟物价大昂,字价亦应增加耳。”信中“大昂”二字,其猛涨可知矣。  1944年1‘月信中说:“今年北方物价增至十倍,人人皆知穷困。家用从前月费六百金,今乃至五千余金。而一切日用皆刻苦万状。往往当食而叹……送舍妹全家回川,行七十日而抵渝。用至一万四五千金。了一心事,不然粮贵至此,亦养不活矣!”这是著名藏书园老人的经济情况,至于一般小职员等,则无不挣扎在饥饿线上。  1944年至1945年,日伪经济趋进最后崩溃。联银券发行“孔子像”与“天坛图案”的500元大钞,民间流行顺口溜道:孔子逛天坛,五百当一元;千元一出现,小鬼就完蛋!1945年7月,玉米面每斤价1000至1400元。  联银券千元面额大钞,印好尚未出笼,日本已投降了。日本投降,北平市民无限欢欣,但这欢欣也只是暂时的。过了没有多久,重庆接收大员陆续到了北平,老百姓手中的伪联银券要兑换成重庆政府的法币、关金券。1945年11月,中央银行公布伪联币按5∶1的比例折合法币,北平的物价随之应声上涨,人民的经济利益又遭到盘剥。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  从1927年秋,中国工农红军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开始,中共部队和机关就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根据地的企业有的实行完全供给制,有的实行供给制—工资混合制。供给制下的人数,在土地革命时期有几十万人,抗日战争时期上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扩展到几百万人。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瑞金召开了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简称“苏区”,乃是农民起义的地方割据政权,红军日益壮大。1932年中###委发布训令,统一规定红军部队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1角,或口粮1斤6两(旧秤1斤=16两),菜金3分钱,相当于每月3银圆(约合今人民币90元)。出差人员伙食费每人每日大洋2角(约合今人民币6元)。

抗日战争期间的学校生活(12)
零用费数目,指挥员与战斗员同等,但不定期发放。什么时候发放呢?通常是在采用武装暴力打土豪以后,也就是采用农民起义传统的“水浒英雄”劫富济贫方式以后,基本上平均分配战利品。对于专业人员(医生、电报员、机修工等)每月津贴不超过大洋1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30元)。中央和地方的干部待遇略低于部队。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种分配的内容主要是解决填饱肚子的生存问题,而并不保证“穿衣、住房”的条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为天”。  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这样的生活水准是较低的,但要是跟当地(特别是赤贫地区)一般饥民相比,这样的生活就可以满意了。  在苏区供给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冯雪峰等,以及后来跟鲁迅笔战的杨邨人等。。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中共根据地的供给制(1)
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的供给制  1937年9月,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财政部制定的“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供给制标准”为:分区、县、乡各级干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费3圆9角,计粮食2圆、菜金9角、津贴1圆。1938年8月,陕甘宁特区财政厅规定调整津贴标准,分为五等,从“分区专员”以下分别为:4圆、2圆5角、2圆、1圆5角、1圆。  1939年1月,八路军参谋部规定各机关部队的供给制标准为——  粮食标准分两种: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两(合625克);  菜金标准,按人员类别分四种: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间工作的报务员等,每人每月发给夜餐费1元5角;  生活津贴分四等:  (1) 最高一级,主席、参谋长、政委、局长等,每月5元;  (2) 处主任、科长、团营级干部等,每月4元;  (3) 股长、科员、译报员、秘书、连级干部等,每月3元;  (4) 文书、管理员、教员、排级干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级,勤杂人员、战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购买力,当时(抗战头两年)法币1元约合今日人民币15—20元。但1939年以后全国各地物价飞涨,货币迅速贬值,供给制的标准则改为以实物计算。  在游击区,由于抗日游击队的流动性很大,缺乏比较固定的经费来源,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有比较固定的供给标准。  1940—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两年,也是边区部队、机关工作人员物质生活上最艰苦的两年。在日本帝国主义“扫荡”、国民党封锁及自然灾害的侵袭下,抗日根据地的财政遭到了极大的困难。  毛泽东在1942年写的《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回顾当时的困难情况时说,我们曾经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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