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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1）
国民党官僚腐败透顶 抗战胜利并未使中国人民跳出苦海，众多官员假接收敌产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这种“接收”实际上是趁火打劫，所以文化人讥讽为“劫收”。 老百姓讽刺腐败官员“三羊开泰、五子登科”：所谓“三羊开泰”即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就是仰仗和投靠西洋美英力量，喜爱东洋日本的“敌产”，搜刮银圆美钞等现洋；所谓“五子登科”即“劫收”敌产的车子、房子、金子、料子和婊子，就是霸占汽车、洋房、金条、原料（衣料和建筑材料等），甚至“劫收”敌伪官僚原有的二奶、姨太太、妓女等，吃喝嫖赌，肆无忌惮。（陈注：另一种说法略有不同：“三羊开泰”为捧西洋、骂东洋、抢大洋，“五子登科”为贪污所接收敌产的金子、车子、女子、房子和票子。出处见于1946年１１月１９日重庆《大公报》徐盈文章注。） “光复区”人民怨声载道。平津一带流传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就是对国民党“劫收”的写照。《大公报》写道：“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加之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发动内战，军费猛增，印行大量新法币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平津地区市场大动荡，物价扶摇直上：1946年1月，面粉125—130元（法币）一斤，5月每斤面粉涨到325元，12月达700元，到1947年7月已增至5100元，12月则涨到7000元。其他布匹、煤炭、食油、肉、蛋等生活消费品价格也同样飞涨。 “底薪”和“实际薪津” 我国40年代的非常时期，关于工薪阶层的收入状况，产生了两个反映时代特点的概念，即所谓“底薪”和“实际薪津（金）”，意思就是基本薪水加上物价津贴。 实际薪津＝底薪×薪金加成倍数＋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实际薪金的计算，是以法币的底薪为基数，根据物价上涨的指数（或生活费指数）定出薪金加成倍数，再加生活补助费基本数。薪金加成倍数和生活补助费，随着物价上涨每季度作一次调整，所以实际薪金也应该随之不断提高。 如1946年12月，薪金加成倍数是11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是17万元，所以底薪为法币600元的教授实领薪金（600元×1100＋170000元＝）83万元，可买23袋（每袋44斤，合101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600元。副教授月薪法币400元，实领薪金（400元×1100＋170000元＝）61万元，可买18袋（792斤）面粉，约合今人民币1200元。一个月薪法币100元的小职员，实领薪金（100元×1100＋170000元＝）28万元，可买8袋面粉。这样的生活水平总比抗战时期好些。 但是好景不常。1947年5月上旬，物价陡涨。这时虽然又进行了调整，薪金加成倍数是1800倍，生活补助费基本数增加到34万，但是一个教授所领的薪金142万元，还不够买10袋（440斤）面粉。底薪150元的助教，实领的薪金61万元，不够买4袋（176斤）面粉。以后虽每隔一两月调整一次薪金，但与物价上涨速度相比，还是望尘莫及。 ###于1947年8月发给大学教师每人实物差额20万元，还不够买半袋面粉。1947年9月，又以12万元一袋的优惠价格，每人配售面粉两袋，但4个月以后即行取消。 抗日胜利后北平的经济危机 随着法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北平的市场物价愈发不可收拾。人们重物轻币的情绪被再次刺激起来，囤积风进入千家万户，金、银、布匹的价格带头飞涨。 1947年8月20日，北平《新民报》刊登每袋面粉（兵船牌）价格法币21万元；到1948年8月20日，每袋面粉已涨到法币3150万元，一年之间，粮价上涨149倍。同行之间的银钱往来，对小额钞票是成捆计数，没有多少人去详细查点。 1948年8月19日中央银行发行了金圆券，规定以300万旧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下令把民间所有金银外币兑为金圆券，然后又实行冻结生活指数，实行所谓“八一九限价”，即强制规定：物价不能超过8月19日的市价。这个不切实际的规定，实际上是一句糊弄老百姓的空话。不到两个月，物价更加急剧上涨，引起了全国狂涛一般的抢购风潮。 北平的市面上出现了成群结队抢购商品的现象，市民“重货轻币”，一些小商贩已经彻底停业；有的还怀着一线希望，在门前贴出“修理内部，择吉开张”或“筹备复业”等告白；开门的一些商店也大多是店门半掩，有的用布帐勉强遮住空空的货架；由于时常停电，夜市也不得不关闭。不仅是小商店顶不住，就连“瑞蚨祥”这样实力雄厚的百年老店，也在1948年10月底以“修理门面”的名义停止了营业。当铺的损失最为惨重，全都“止当候赎”，以至于典当业全部消失。市场一片混乱。 两个月后，1948年10月31日，国民党行政院又下令粮食依照市场价格自由购销；六大城市的配售粮食仍由政府输送；油、盐、糖、布等由中央主管部门统筹调节；民生日用品，则授权地方政府参酌情形核本定价等。 然而国民经济的全面崩溃，已经不是一纸空文所能挽回的。 北平市民生活极端困难，就连吃饭都成问题。作为一个初级消费水平的城市，粮食始终占据北平商品销售额最大比重。1947年以后北平的粮食成为投机倒把的主要物资。1948年，北平的人口超过200万，年需粮食约十亿斤。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市经营粮食的商户共有1313家，居各行业户数的首位。经营大米白面的称作“米面庄”，经营五谷杂粮的称为“陆陈行”，代理买卖的叫做“粮栈”。在天桥、广安门、西直门三处各有一个粮食行业交易市场。奸商与贪官勾结，哄抬物价，在“钱”与“权”双重压迫下，老百姓苦不堪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2）
1946—1948年北平粮价狂涨 这是国民党###即将崩溃的时期，就物价而言，则是举世罕见的狂涨时期。 北平市顺义县保存着1946年7月—1948年10月农贸集市的粮食价格记录。单位为：每小斗（15市斤）法币元。民国三十五年（1946）： 7月18日玉米1200元。7月22日白玉米1900元。 8月4日黄玉米2000元。8月20日小米3700元。 8月22日白玉米2300元。8月28日白玉米2450元。 9月19日小米4000元。 10月4日黄玉米3200元，白玉米2800元。 12月11日大米11000元。 民国三十六年（1947）： 1月9日大米12000元。1月27日大米2万元上下；玉米3000元上下。 3月28日大米21900元，白玉米4100元。 6月28日黄白玉米—万元，小米万元。 7月10日小米万元。8月23日白玉米—3万元。 10月4日小米万元，玉米3万元上下。 12月13日黄玉米万元，白玉米万元，小米11万元。 民国三十七年（1948）： 2月5日玉米万元。2月15日黄玉米12万元，白玉米11万元，小米17万元。 4月3日玉米21万元。4月26日白玉米28万元，黄玉米30万元。 5月12日白玉米45万元，黄玉米48万元。5月22日白玉米52万元，黄玉米58—59万元。 7月16日小米315万元。7月24日黄玉米300万元，白玉米300万元，小米440万元。 8月8日玉米325万元。8月10日玉米万元。 8月12日玉米350万元，小米620万元。 10月8日玉米1200万元，红薯3万元一斤。 （引自《北京档案史料》1986年第3期）其间，玉米价格上涨了整整一万倍。 1946—1949年四川物价水平 不仅在平津地区、沪宁杭地区，从原来大后方的四川重庆“大事记”，也可见这一时期的奇特现象：民国35年（1946）： 1月7日布匹遭沪货冲涨，各大帮纷纷囤进，故价浮升，阴丹本日自11万升至万，天伦阴丹自万升至11万。 4月5日渝物价波动，其中土产品、粮食更形紧俏。公共汽车票已由150元升至250元，报费增加100％，印刷费增加170％。 4月20日重庆粮价继续上涨，上熟米每担涨至万元，美钞1元涨至法币2000元。 5月20日政局沉闷，投机商多做新打算，重庆市场花纱随金价上扬。20支双鸡（牌）由158万元涨至170万元。 7月5日松贝由405万元升至460万大关，大黄上升万元。 12月3日重庆市物价继续上涨，百货因电价、交通费涨价，衬衫、毛巾、丝袜上涨3000至5000元。 民国36年（1947）： 1月8日重庆市物价连日上涨，粮价波动最大，昨日上等河熟米每石万元，比前天上涨3000元。 2月10日在通货不断发行、金钞猛涨的刺激下，外帮及居间商大量纳货，造成棉纱空前大波动，价格猛涨百万左右，市场情况异常混乱。 5月5日成都米价连日上涨，本日发生抢米风潮，若干米店被抢。 6月10日6月上旬重庆市趸售国货价格总指数为万倍，上海为万倍。 7月22日成都零售物价总指数自民国二十六年至三十七年6月底，10年间计高涨万倍。 10月23日重庆市物价自5月起至10月10日止，五金上涨425％，木材上涨468％，燃料上涨343％，衣着上涨280％等等。 民国37年（1948）： 1月15日重庆市因外部资金回流，银根由13元的高档降至9元，却像一阵急风，马上刮起了涨潮，棉纱由亿一跃而为亿，布匹各色皆乱涨10余万元，纸、香油皆急起直追。 6月4日成都米价新双市石已经突破1400万元，人心不安。 6月17日重庆米价傍晚若干店铺高至850万元以上，更有高价1200万元，市民感受无比威胁，发生抢米风潮，被抢米厂、米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