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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研究工作的难度，鼓励大胆的探索和有价值的失败，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最吸引我的地方。而研究院对我们每个研究员的考核，实际上也贯彻着整饬与松弛的精神。在这里，我的经理不会仅仅凭几个数字来评价我的工作。他会认真地和我交流，倾听我的目标和理想，并给出中肯的建议。不仅成功的项目会得到肯定，结果不理想但过程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同样会得到嘉许。可以说，对结果的平常心和对过程严谨的要求，是研究院在过去的十年中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在当今的工业界研究机构中，这里是为数不多的秉承了Bell Labs（贝尔实验室）令人神往的学术传统的实验室之一。正如我的同事霍强老师期许的那样，二十一世纪的“Bill Labs”将会和二十世纪的Bell Labs取得一样的成功。
研究院松弛的气氛，整饬的原则，让我能够自由呼吸，严谨思考，也让我对自己原本的爱好有了许多新的认识。我从事是语音方面的研究，其中的知识与观点与戏曲艺术的很多本质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从唱念角度来看，中国戏曲的核心审美既不在旋律，也不在唱词，而在于词曲之间的配合。戏曲乃至曲艺数百年的沧桑嬗变，实际上包含着对汉语字音如何才能更美地表现这一问题的最完整的探索和实践。而通过在语音领域的学习研究，我渐渐搞清楚了汉语四声在词曲配合方面的指导性作用，明白了板腔体和曲牌体的根本区别，也能够更自如地体味和驾驭一些烂熟于心的唱段。在去年，我还邀请我的京剧老师来到了研究院，给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京剧艺术普及课。
结语
圣人有云：“君子不器。”我所亲历的微软亚洲研究院，也正是如此要求和培养我们。这里不仅仅需要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而是更希望所有的研究员都有坚实的架构和广阔的胸怀，希望大家知道研究者的终极目的是拓展人类的视野，造福人们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既没有必要拘泥于自己的专业，也没有必要为了功利的目标扭曲自己的热情。须知，研究的精神，要求我们随时随地都在发现和创造，都在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奉献给我们的研究事业。在微软亚洲研究院十年生日到来的日子里，我想对她说：“相识三载日，得失寸心知。”
作者介绍：
刘鹏，父籍山东，生于北京，长于陕西。2005年获清华电子系博士学位后，加盟微软亚洲研究院语音组至今。目前主要着力于语音识别及其他人机交互技术。研究之外，喜欢涉猎中国的传统思维与文化，尤以戏曲艺术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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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过程 张峥（1）
2001年1月3日，是我离开硅谷，告别工作了五年多的惠普中央研究院，正式到微软亚洲研究院报到的日子。仔细算起来，我女儿那时候还不满四个月。同年十一月，我们一家四口在北京团聚。我还清楚地记得小家伙那一天的样子，包在奶奶给的一身白色羽绒服里像个小企鹅，走路摇摇晃晃，眼睛东看西瞧， 咿咿呀呀地什么都不会说，又什么都想说。
从阳光灿烂空气清爽的硅谷换到北京，需要的调整和磨合还是挺多的。一个月间，两个小家伙分别病倒。之后的大约一年间，也是狠狠地吃了不少苦头。六年半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真叫是弹指一挥间。上个周末和小众菜园 的江铸久、芮乃伟夫妇以及其他几个好友在后海游玩，两个小家伙一路叽叽喳喳，俨然已经是十足的小北京人。
在我每天的生活里，还有一个比开开、心心 这一对更小的孩子。“她”也是十月怀胎之后瓜熟蒂落，也是蹒跚学步，也曾经吃了不少苦头，也是在今天可以“叽叽喳喳”地搞得满世界的响动。这个“她”，就是微软亚洲研究院在三年多前成立的的系统研究组。所谓“十月怀胎”，是因为这个组的酝酿和孵化，是在我落户研究院的另外一个研究组时，用本职工作之外的时间里运作，随后在沈向洋院长的大力支持下新成立的。这个组成长到今天，历任领导都帮着遮风挡雨，功劳巨大。这些老板，包括洪小文院长和已经返回硅谷研究院的Kurt Akeley 博士，在以前、今天和以后，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良师益友。
所谓“蹒跚学步”，所谓“吃苦头”，我想不必多谈。这个研究队伍的发展历史，和一个从零开始的Start up没什么两样，该摔跤的地方就该摔，爬起来接着走就是。只要大环境好，罗盘不出问题，就不但能避免Start down，还可以搞出不少响动。类似的经验研究院里很多。至于我们取得的成绩，可以观察我们从在学术界不声不响，到发表在一流的Workshop （研讨会），再进一步打入一流的会议，和有着深厚积累的其他研究院并驾齐驱、并在某些方向成为领军团队的轨迹；也可以观察我们的研究结果从渗透到一些边缘产品线，到最终承担对公司至关重要的大型后台系统的架构设计和实现的路程。
这个“她”，不是一个“孩子”，而是很多“孩子”，是一个团队。说是“孩子”，听上去有些故作矫情。但实际上，做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需要有成人的开拓力和吃苦精神，但光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有孩子般的好奇心才可以走得远。我们能有今天的成果，我每天快乐工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有这么一群我视为兄弟和朋友、心态年轻的优秀团队。而在这背后，是微软研究院坚持只招最好的人才的方针。微软研究院已经十岁了，以后走再远的路，这个方针是不能也不会变的。
说起人才，有中国是个“人才海洋”这么一说。但实际上，我觉得正确的说法是有“海洋”乃有“人才”。真正的原创，总是在那条长尾曲线 的龙头部分发生，而那个龙头，占整体的比例可能非常小。所谓“抽屉原理”，是一个理论上的常识：如果有N个抽屉，放N＋1个球，至少有一个抽屉里面有两只球。假如那个抽屉就是某个研究领域，“落”在那个抽屉里的球就是该领域适合的顶尖技术人才。那么一共有多少“球”，在统计上决定了在那个抽屉里的“球”的多寡：是一个还是十个、百个，最后的效果会差得非常远，这是因为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是“球”和“球”的碰撞，是人才之间的相互砥砺和激发。所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其人才挖掘的自然优势。抽屉的好坏，换言之，研究环境的良好与否，又决定了这些“球〃是否愿意在这个柜子里发展，还是跳槽到其他”柜子“相应的抽屉里。研究院的历任老板所花的最大的心血，就是在打造这么一个好”柜子“。
发明和创造，无论是知识和技术，从本质上说都是一个快乐而永无尽头的探险。所以一个好柜子，更像一条船，既要坚固，也要灵活。要解决的挑战，能够发掘的机遇，太多了。最后需要的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个船队。这个船队永远会包括我们的竞争对手，一船独大在任何领域都是将来灾难的预兆。这决定了微软亚洲研究院这艘船也必然是开放的。我记得沈院长说过一句话，那就是如果从五十年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成功，不是看多少文章，也不是看有多少技术转化，而是看从我们这里走出去的几千个实习生在社会上的贡献。我想补充的是，这贡献同时也包括我们对中国和亚洲区其他大学、研究所的同仁们通过合作和竞争达到双赢，因为研究没有国界，这里才是亚洲研究院和它的人才的生态环境。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成长的过程 张峥（2）
在我和媒体不多的接触中，经常会被问到我们从事什么样的研究，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好回答。我在亚洲研究院负责的系统和网络方向，除了系统研究组之外，还包括网络和无线组。概括系统组的工作，一个比较合适的比喻是盖一桩大楼，我们负责设计蓝图，然后从砖瓦开始一直到搭建出毛坯房。其他研究组做的工作犹如精装和家具，住户间每天接触。所以，住户是看不见我们的工作的。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不但不合理的布局会对后期每天的生活带来不便，而且来一个小地震也许楼就会倒。同样的，对网络组来说，那就是打造公路。所以，我们处在一条看不见的战线上，每天需要钻研和建设的，是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从大家每天都用的桌面操作系统到”云端计算“提供的搜索、网络邮件和游戏，从日益重要的衔接这两者的端对端（P2P）技术，到处都有系统和网络研究人员的贡献。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我们的贡献就会无处不在，又恰恰应该是无处可见。
在中国传统的重理轻工的教育结构下，从事系统研究的人才不是很多。即使在国际上，根据我的了解，比如做操作系统（我们研究问题的一个子集），打得响过得硬的大腕级人物里华人相当少。系统研究要做得好，既要思路清晰，又要有很强的动手能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审美品味——这里有句行话，一个好的系统是“简单，但不能再简”。这种审美品味和取向，和当代艺术在上世纪中后叶简约派的音乐、建筑和视觉艺术，和中国的传统书法和九十年代的新文人画，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虽然无法直接借鉴。
去年年底开年终总结会议的时候，我给同事们讲了一个互联网如何将孤独无援的面盲病患者团聚成面盲族，浮出水面，从而自救并且互救的故事。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了下来 。在我产量稀疏质量松垮的中文写作中，关于平日工作的文字非常少。之所以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日的工作，除了支持家庭，除了研究本身的快感之外，还有更长远和深刻的召唤。如果能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把我们的工作交到用户手中，自然好。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的位置在幕后，而且应该在幕后。一个生命再普通，都是顽强的；很多生命凝聚在一起，孕育着无穷的创造力。我们不见得要创造奇迹，但一定要为创造奇迹提供基础。互联网还年轻，亚洲研究院更年轻。带着成熟而年轻的心态，我们和诸位一起跨过十周年。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