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隽俗约河Ω米龅囊坏愎ぷ鳌Ｒ盗斓级月ブ腋５陌镏饕嵌粝睾臀饽虻牧斓迹钦嬲俏羧ㄗ隽瞬簧倬咛骞ぷ鳌！惫羲档牧斓季褪嵌粝兀�1988年撤县改市）县长童德成和吴宁镇书记吕朝昀。
1987年，宁波市一位负责发包工程的官员被查出贪污问题，宁波建委利用这次机会对外地工程队下令清退。因为东阳三建宁波工程队的一名副队长牵涉到这宗贪污案，所以东阳三建也成了被“驱逐出境”的对象。这种“一刀切”的处理办法，是中国行政中常见的手法，而在地方上，这种措施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在中国普遍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的文化心理。
面对被赶出宁波市场的命运，楼忠福作为公司负责人除了作出相关应对外，还必须寻求体制力量的支持，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有效、最主流的对话还是体制渠道的对话。一个外地的乡镇企业与一个市政府之间的对话习惯还没有形成，所以作为东阳县长，童德成亲自出马到宁波找相关部门协调和求情。经过各方努力，后来东阳的农民子弟们总算避免了被逐回家的命运，而东阳三建也因此保住了宁波的滩头阵地。
宁波清退风波刚过，东阳三建在杭州又因一项工程中的一个技术问题遭遇整个公司“减少一半施工面积”的处罚。童德成再次出马，风尘仆仆地去找杭州建设管理局的官员解围。几千东阳建筑民工的就业问题和一个乡镇企业的发展，再次因为县长“能跳华尔兹”而逢凶化吉。东阳三建虽然属于集体企业，但一县之长为一个企业的具体问题出面求人、四处奔走，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其他省可能并不多见。但是在浙江，在金华和东阳，这样“能跳华尔兹的大象”却不在少数。
东阳县城所在地的吴宁镇镇委书记吕朝昀也是这样一头“大象”。不过作为直接面对中国最底层民众的最底层官员，作为东阳三建的“所有者”和控制者，吕朝昀不仅会“跳华尔兹”，有时候还得“跳迪士高”。
尽管东阳历史上有活跃的手工业传统、在民国期间也经历现代工商业的文明洗礼，但是毕竟工业化并没有在东阳实现过，上世纪80年代的东阳仍然像中国绝大多数的县一样，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农村的传统习俗、观念以及农业文明意识，仍然普遍存在于村民百姓的头脑中。这些在历史演变中积淀而成的传统性格，虽然有很多合理和优秀的东西，但是与市场化改革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十分明显。比如大村欺负小村、大姓欺负小姓的旧俗，以及用武力械斗的方式处理矛盾和纠纷的风气依然根深蒂固，鼓励创新、包容差异的多元意识和超越血缘的契约精神仍然缺乏。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乡镇企业的“合作秩序的扩展”就难免磕磕碰碰了。
浙江大象能跳舞（2）
有一次东阳三建让吴宁镇一个村庄的拖拉机队（属于集体所有的运输队）拉沙石，事前双方说好一台拖拉机拉一趟的运输费是10元钱。不过双方并没有签合约，合约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农村地区尚不流行，因为双方都是本地人，不签合约本也不奇怪。但是这村庄的干部在拖拉机跑了几趟后提出要提高运费，从10元提到15元。
东阳三建施工队自然无法接受这个提价，所以让别的能够接受这个价钱的拖拉机队来干。可是这个村庄的村民却把路给堵上，把那些外村的拖拉机都包围起来，并扬言谁敢把沙石拉进来就打谁。因为工程所用的土地是从这个村庄征来的，进入工地必须经过村庄，在这种情况下，村民们意气十足，摆明要强逼楼忠福接受自己的出价，反正大家都知道你楼忠福承包东阳三建后赚了大钱。从小就敢于打架、习惯打架的楼忠福，这个时候显然没有成熟到把旧毛病都根治了的程度。他觉得这是明摆着欺负人，在知道情况后，立即火冒三丈。他跑过去把被包围的拖拉机发动起来，然后说：“没有人敢开，我来开。谁敢挡路就撞谁，大不了就赔钱。”然后就把拖拉机“哒、哒、哒、哒”地开了过去★。
如果大家都来硬的，显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继续下去一场械斗就不可避免。所以楼忠福审时度势，采用软的办法，请村干部吃饭说理，可对方仍然咬着15元的价钱不放，并放出话来“要斗到底”。楼忠福把情况向镇政府汇报，镇委书记吕朝昀了解到事实真相后，出面做工作，但对方仍然不依不饶继续以阻挠施工来要挟。就这样拖了两个月，最后吕朝昀惟有动用派出所的力量来开道，并坚决表示“再无理取闹的，来一个抓一个”，事情才算了结。
除了在这一类带有基层特色的“磕磕碰碰”中维护秩序之外，吕朝昀对东阳三建和楼忠福的帮助主要是维护一个“自主经营”的发展空间。做到这点虽然只要“无为”就可以了，可是对于习惯了“无所不为”的全能观念的“婆婆”来说，能够不去干预自己可以干预的集体企业，却并非易事。这不仅需要他以身作则的清醒，还需要众多的“婆婆”不去“上山摘桃”，否则“树”还未长成就搞得满地都是“残花败柳”了。
体制内力量的“正作用”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在上世纪80年代的环境下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始终只是一个“必要”而非“充要”的条件。就像一片树林和一个林地看守者的关系一样，看守者的看护固然重要，但树林到底能够长多高多大，只能由树木的基因决定，看守者是无法“拔树助长”的。东阳三建和楼忠福个人事业发展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还是楼忠福本人的企业家“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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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1）
接受体制、融入体制所解决的只是外部障碍和阻力的问题，一个乡镇企业能不能发展，更重要的因素是企业团队内部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是外部力量能够解决的，不然在计划体制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国有企业，就不会有人心涣散、效率低下的问题。
楼忠福1984年的上台并不十分名正言顺，甚至可以说是充满争议，而且文凭不高、资历不深，他凭什么去收服人心、凝聚士气，激发团队的战斗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得从一些具体的细节中去寻找。
1985年，楼忠福到武汉检查在江北铸造厂的工地。听完施工队长的情况汇报后，楼忠福感觉很不错，工程进度、质量和收支情况都让人满意。他好好地表扬了一番那个施工队长，然后跟他到工地各处转转。
走着走着，突然楼忠福收住脚步，目光停在两个工人身上。那两个工人正从宿舍里抬着一块床板走出来。楼忠福觉得奇怪，就问队长是怎么回事，队长也说不知道。
这时候工人走到了他们跟前。当时是初夏，武汉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工人的衬衫没有扣上，一阵风过来，把衬衫吹开了，楼忠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走过去接过床板，然后用力将床板往地上一顿。队长此时才发现了满地的木虱，个个都吃得饱饱的。
楼忠福撩开工人的衣服，指着满身的红斑对施工队长说：“队长，工程质量你够重视了，可是这些兄弟们的睡眠质量可一点都不关心啊！你看看，咬成这样，还能睡好觉吗？你可别忘记，工程质量出自他们手上，他们的睡眠质量有保证了，工程质量才有保证呀！” 楼忠福批评了队长后，下令放假一天，让工人清理宿舍卫生。同时告诫施工队长，从今以后不但要管好工程质量，还要管好工人的生活条件，两者都是责任，都不能失职。楼忠福回到东阳后，很快就在公司管理条例中加入了一条：凡施工队长不关心职工生活条件、漠视职工困难的，职工可以直接向经理楼忠福反映★。
这件事很小，但情却很重。楼忠福收服人心、凝聚士气的工作，就是从这些润物无声的“情节”开始的。但感情的付出，不仅需要细微处的关心，更需要有大肚能容的气量。
施工队长楼为民是个年轻的老建筑，业务水平很不错，脾气也好。楼忠福上任后很信任他，让他率领队伍承建江西的一项工程。可是工程竣工后，一结算才发现亏损了20万元。楼为民自知责任重大，请求楼忠福处罚。
但楼忠福并没有气急败坏地处罚他，甚至连批评都没有。他拍拍楼为民的肩膀说：“人总有跌倒的时候，总结教训，继续前进吧。”接着他又把江西的另一项工程交给楼为民。
楼为民本想戴罪立功，回报楼忠福上次的宽大处理。可这次还是出问题，工程本来不亏，可工程有一处地方存在质量问题。对方虽然还没有提出返工的要求，但楼忠福知道后，立即下令返工，宁可损失经济利益也不能损失公司信誉。
这回楼为民受到了降职和罚款的处罚，心里难受，情绪也很低落。但楼忠福并没有对他失去希望，又给了他一个机会，并鼓励他重新爬起来。可是当楼忠福到他的工地检查时，发现他竟穿着拖鞋、抱着儿子在晃荡，一副在村头巷尾休闲的村夫模样。楼忠福很恼火。他想，虽然大家都是农民出身，有些村头巷尾的习性自然难免，可是施工队长毕竟是一个工地的头儿，如此闲散形象和随意的做派，如何管理得好一个工程？！
果然，这又是一个亏损项目。楼为民难过得掉下眼泪，楼忠福也很伤心。但楼忠福还是没有骂他，当然也没有再给他任何机会了。
体现楼忠福待人接物重感情、有气量的例子还很多，不过现实难题的复杂程度，有时候并不是感情和气量这副“滋阴降火的中药”能够奏效的。就像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样，改革开放既然也是一场革命，很多事情就不可能是简单的是非对错了。此种局面，不仅考量一个人的情商，还得考量一个人的智商。
1985年中，城关建筑公司更名为东阳三建后，镇政府决定将另外一个乡镇企业——卢宅工程队并入东阳三建。这是那个年代一宗典型的“拉郎配”，镇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让东阳的建筑业迅速做大做强。红头文件已经发下来了，可是两支队伍并成一家，并不像两碗水倒在一起那么简单。尽管两家企业都是“政府婆婆”管得着的“媳妇”，但毕竟大家素来是两个团队，各有各的五脏六腑。
因为这是一起拉郎配的“婚姻，所以在程序上是先“结婚”然后才“谈恋爱和柴米油盐”。楼忠福充分估计到这个局面的复杂和困难，所以“结婚”之始，就把三建公司第一副经理的交椅安排给原卢宅工程队的蒋经理。原卢宅工程队其他骨干人员也都得到相应的重用，原来负责设计和技术的孔科长也被安排到三建管理委员会理事的位置上。
可是到边“谈恋爱”边“谈柴米油盐”的时候，蒋经理和原来卢宅的骨干们多少都有些不大适应，毕竟现在是“嫁入”东阳三建，很多事情都不再由自己做主了。两家公司清算家底和资产重组的计划公布后，蒋经理和原来的部下的不悦情绪更明显了。楼忠福看在眼里，但不放在心里，他依旧和颜悦色。
既有绣花功也有劈柴力（2）
他平心静气地跟蒋经理说：“你现在是公司的第一副经理，公司的总体情况也应该尽快熟悉。公司正在开拓上海的市场，我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