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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式”。《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正因为如此，在这些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抱有某种怀疑态度的新文化运动的左翼人士，一些人随后成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第二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第二章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
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社会
阶级基础和思想条件（一）中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它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是以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及其斗争的发展为前提的。
中国工人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而形成和壮大起来的。19世纪中叶，在外国资本于中国创办的企业（主要是船舶修建厂、轮船公司以及缫丝、制糖、轧花等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批近代产业工人。19世纪60年代，在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企业以及70年代开始的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主要是采矿、冶炼、纺织、交通运输等企业）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70年代以后，在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主要是轻工业工厂）中，产生了中国的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与西方的情形不同，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同时产生的。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不但是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和发展而来，而且是伴随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地经营企业而来。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7页。
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工人阶级的力量也随之进一步成长起来。
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不多。产业工人的总数，1894年为10万人，1914年为100万至120万人，1919年约为200万人（据有的专家考证，可能为260万人）。这200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的工人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除产业工人以外，城市小工业和手工业的雇佣劳动者和商店店员，农村的无产者（即雇农）及其他城乡无产者，尚有一个广大的数目。
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有前途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82页。无产阶级既没有剥削阶级的偏见，也没有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它有可能高瞻远瞩，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它的革命性最坚决、最彻底。它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它与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具有一致性。
第13节。
毛泽东认为，中国无产阶级除了具备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以外，还有它的许多特出的优点。主要是：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中国工人阶级由于“经济地位低下”，“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有一个情况特别值得注意。在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家往往把从殖民地掠夺得来的超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去收买少数工人，从而在工人中培植起一个工人贵族阶层，并经由他们去散布社会改良主义的影响，以维护资本家的利益。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资本家只是个别地收买工人充当工贼为自己效力，却没有能力培植出一个工人贵族阶层来。毛泽东指出：“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正因为如此，中国工人运动一开始就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第二，中国工人阶级的集中程度比较高，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所以易于形成强大的战斗力量。
由于中国的近代工业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刺激下发生的，多数产业工人集中在沿海沿江的中心城市。如1894年，仅上海一地即集中了中国工人总数的将近一半。又由于近代工业的主体部分是由外国资本和本国官僚资本举办，他们所经营的多为大型企业，在这里也就集中了多数的中国工人。如1910—1911年对13个省的统计，雇用工人500人以上的大型厂矿就集中了当时工人总数的70％。这种情况，有利于工人阶级集结成为强大统一的力量，有利于显示他们进行的斗争的浩大声势和扩大这种斗争的政治影响。
第三，“由于从破产农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数，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的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中国工人大多是不久前破产的农民，许多工人的妻儿老小也还在农村生活，因此，他们对于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要求是比较了解的，他们提出的政治号召和进行的革命斗争也比较容易得到广大农民的理解和响应。中国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占了80％以上。中国工人阶级一旦与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伟大的战斗力量，他们在政治上也就成为不可战胜的了。
基于以上的这些情况，毛泽东指出：“虽然中国无产阶级有其不可避免的弱点，如人数较少（和农民比较），年龄较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比较），文化水准较低（和资产阶级比较）；然而，他们终究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645页。
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社会阶级的基础。尽管工人阶级人数不多，但这个基础是良好的、坚固的。（二）俄国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并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因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是被掩盖着的，比如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就被等价交换的关系掩盖着（工人出卖劳动力，资本家按劳动时间计算发给工人工资），资产阶级专政就被人们在法律面前的形式平等掩盖着。如果不系统地总结阶级斗争的经验，如果不借助于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去进行这种总结，就不可能科学地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无疑地，工人阶级具有伟大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但是，“谈不到由工人群众在其运动进程中自己创立的独立的思想体系”。《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页。因为在旧制度下，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来做这件事情”《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页。，即从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创造。由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具有久远的渊源，经过了全面的加工，拥有多得无比的传播工具，它自发地而又最厉害地迫使工人接受它。列宁说过，“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即结成工人团体，与厂主作斗争，争取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等。这是资本主义制度范围以内的战斗，它的任务是改良工人被剥削的境遇，而不是消灭剥削制度本身。所以，工人阶级单靠自己只能形成工联主义意识，“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7页。
科学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是工人阶级斗争经验的总结。正因为这个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工人阶级受苦难的原因和指示他们争取摆脱这种苦难的道路，工人也就比较容易领会这个理论。但是，这个理论就其形式来说，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它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人类知识的优秀成果，特别是19世纪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产生的。所以，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7—318页。这类知识分子叛变了自己出身的阶级，投向了工人方面。他们在斗争中与工人打成一片，注意研究工人阶级的状况，总结他们的斗争经验，从而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只有当他们把这种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并使两者结合起来的时候，工人阶级中才有可能产生理解旧社会本质、理解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本阶级历史使命的先进分子。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形成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创立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第14节。
对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不需要自己从头去从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造，这个工作已经在七八十年前由马克思、恩格斯做过了。不过，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在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摸索之后所作出的一种历史性的选择。
1949年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时候，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回顾了中国先进的人们为了使国家复兴而历尽千辛万苦、寻找革命真理的经过。他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1471页。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知道马克思、列宁这句话，不能从绝对的意义上去理解。事实上，在这之前，即1945年4月，他在《关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