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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急病从速，救命第一——某领导人心梗急救札记
老首长去世后，我的工作调动到当时中央另一位重要领导人处，担任他的保健医生。这位领导当时年事已高，也是身患多种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
有一天傍晚，这位领导突然向护士反映，他左侧的牙齿和喉咙都很痛。当护士听他这样说时就吓了一跳，马上把当天在家休息的我接了过去，我们都隐隐觉得可能是心脏出了问题。但是当时做相关检查，并没有明确心脏问题的指标出现。领导疼得很厉害，我们就赶快请了牙科和五官科的医生，还有阜外医院陶寿淇教授来给会诊，心里暗暗祈祷最好是牙科或者五官科的问题，这样虽然痛苦，但好歹不会危及生命。但是检查过后，他的牙齿和喉咙都没有问题，问题最终还是归结到了心脏上。这位领导在整个过程中都疼得很厉害，因此，为了以防万一，虽然没有明确的心梗表现出现，我们还是开始对领导的心脏状况进行监测，每半小时做一次心电图和心肌酶测试，到了第三个小时，心电图ST…T波才开始抬高，心梗的数据指标出现了！┇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安全起见，我做了对症处理后就赶快把领导送到了北京医院。住院的第二天晚上，半夜2点时，他出现了严重的心脏症状——心律紊乱、心房颤动、室心早跳、房心早跳我当时赶快请了北京医院心脏科的主任来帮助会诊，研究决定马上使用点滴注射西地兰，可是半小时后，症状仍然没有缓解，于是我们又换了心律平，仍然不行！这时就已经是清晨6点多了，如果再耽误下去，就有可能会危及领导的生命了。万不得已，我们只好迅速请了安贞医院、阜外心血管医院、协和医院和301医院的心脏科主任来共同会诊，最终大家一致认为，以领导目前的情况来看，用乙胺碘呋酮注射液进行静脉点滴最为合适。但是，当时我们国家只能生产这种药的口服片，没有生产注射液的技术，北京也只有协和医院有这种药注射液的储备，药取来后经过大家检查，质量很好，马上就给这位首长静脉滴注治疗。
事实证明，那次我的推断是正确的。开始用静脉点滴输入乙胺碘呋酮注射液之后，不到6秒钟，这位领导的心率就稳定下来了，顺利度过了这次的生命危险。
退休后，有一次和老同事聚会，我们聊起这次惊险的急救经历，感觉仿佛发生在昨天，大家都感叹，急救的时候确实不能想得太多，要分秒必争，要把救命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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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现疑点，深究到底——某领导癌症发现札记
中央的所有领导和我们普通职工一样，每年要进行一次全面体检。但是因为他们工作非常繁忙，这个体检总是不能定期完成，需要中南海内的保健医生同志们竭尽所能地动员着他们去做。
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调任另一位领导的专职保健医生。这位领导当时非常繁忙，经常有出访任务，每年的例行体检从1月拖到了6月，还是没有做成。在一次出访前，我强烈要求他一定要做完体检再去，好在这位领导是非常乐于听取同志们意见的，最后还是答应了先体检再出访。后来我和他聊起这次体检，他还心有余悸地说：“胡大夫啊，幸亏听了您的呀！”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那次体检中，发现这位领导的肾部有个“囊肿”，中间有少量的血性渗出物。当时我觉得很可疑，因为囊肿是一种良性肿瘤，正常状态应该是一个包裹着液体的包块，没有血管，更不会有血性渗出物。而这位领导的体检报告上虽然说是“囊肿”，却有血性的渗出物类似肿块，带有血性渗出物的，只有癌症。为了以防万一，我建议领导再去大型医院做一次CT检查，领导本来因为工作忙不想做了，但是最后没有拗过我还是做了。报告结果依然是肾部囊肿，中间有血性渗出物。领导说：“你看，没事吧！胡大夫，出访任务很重，真的不能耽误了！”但我还是坚持要进一步检查，最终，他还是配合了我们医疗小组的工作，到当时唯一有磁共振设备的天坛医院去做了磁共振，结果查出，领导患的不是肾囊肿，而是透明细胞肾癌！
得到这个检查结果后，我立即跟领导说：“您得马上住院治疗，有些小问题。”他问我：“一定要住院吗？”我说：“是。”好在领导还是比较信任我的，看我这样肯定，就答应了。我们当时就直接从天坛医院驱车去了北京医院，马上安排他住院治疗。领导住下后，我马上向北京医院的院方领导汇报了领导的情况，院方领导肯定了我的工作态度，并马上会同本院泌尿科的主任一起再次进行会诊。第二天做了全面检查，第三天就做了右肾的透明细胞癌切除手术。当时取出的肿瘤有乒乓球大小，经过病理检查，万幸癌细胞还没有穿透囊肿膜，周围的淋巴结也没有发现转移。即使这样，术后院方依然为他安排了适当的化疗作为巩固治疗。
出院后，作为保健医生，在养生保健方面我又为他加强了抗癌的调理，使得他在这次手术后又健康地生活了26年。
从这件事中，我也再次深刻体会了身为医生，一旦发现了诊断中的疑点，就要抓住不放深究到底的重要性。其实，肿瘤也并不可怕，只要你定期体检，早期发现，早期治疗，也可以活到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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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给历史人物保健，也是保护历史
——给清末某皇室成员治疗感冒
这是我调任中南海之前的一段故事，也是很难忘的一段经历，而且这位清末的皇室成员也算是在红墙内生活过的人，所以也在这里记录下来，就算是对老先生的一种纪念吧。其实，这位老先生也有很可爱的一面。
1956年特赦令发布后，老先生回到北京。在与爱人结婚后，中央组织特赦后的一些人员在全国各地参观学习，其中也包括老先生和陪伴照顾他的爱人。由于这些人员常年都生活在北方，到达上海站时，有关工作人员怕他们初来南方水土不服，特意嘱咐上海方面的接待同志提前安排几位医生，一旦有人生病可以及时照顾。我当时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上班，被选中参加这次任务。我当时还很年轻，开始颇有一些不情愿，觉得给战犯和封建皇室成员看病我是人民医生啊！最后还是领导劝我，这些人改造好了，也是我们的同志，而且他们是历史人物，给历史人物做好保健，也是保护历史啊！我想想也对，改造好了，都是“同志”！于是就去了。没想到，还真就派上用场了！▲米▲花▲书▲库▲ ；__
原来老先生到上海的第二天，就因为感冒高烧病倒了。我被叫到他下榻饭店的房间的时候，他已经高烧到40℃了，烧得浑身发抖，鼻塞和流鼻涕的情况也很严重。他打电话到我房间，我马上就提了药箱过去。他看到我过来，知道我是医生，就对我说：“我头痛得厉害，浑身也酸痛，大夫你救救我！”看到这个情况，我马上给他打了柴胡退热注射剂，口服了感冒清热冲剂、维生素和当时一种由香港引进的特效感冒药福氯达明，两个小时后，他的症状就得到了明显缓解，出了一身大汗，体温降到了37。6℃。老先生当时非常惊奇地对我说：“我在沈阳的时候患感冒，要吃很多药，还要打针。就是这样，没有半个月也好不了！到您这里，两个小时就解决问题了！真是太神奇了！”我笑了笑，对他说：“这是领导交代的任务，我一定要照顾好您，请您不要客气。”当时我心里就在想，这个封建皇室成员其实也有挺可爱的一面，看来真的是被改造成我们的“同志”了。第二天，老先生就照常去参加参观活动了。没想到，到了第三天，他的爱人也因为受凉水土不服病倒了，还是感冒，只是发烧的症状稍轻，38℃。老先生很紧张地跑来对我说：“胡大夫呀，她是我的爱人，给我吃的药，能不能也给她吃一点？”我笑着说：“当然可以。不过您爱人发烧症状不是很严重，先不用打针，吃口服药就可以了。”他的爱人吃过药之后，果然很快也好了。
通过这件事，我不单间接地保护了历史，更认识了老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可爱之处。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和老先生一起来上海参观的还有老先生的弟弟及其夫人，还有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当时我给其中一位也看过病，他的主要问题是胃部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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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器重源自勤学苦练——与恩师乐文照先生二事
我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我的恩师乐文照先生也在那里工作。
当时乐先生年事已高，身体也不太好，领导就考虑从年轻人中找个人做先生的助理，负责照顾先生，同时向先生学习，使先生的一身绝学不致失传。我当时因为是刚到医院的年轻人，是党员，出身也好（我家在划分成分时是贫下中农），因此最终幸运地被选中了。
起初，因为我人品老实，家境贫寒，穿得也比较差，所以先生对我只是淡淡地保持礼貌而已。直到有一次给先生抽血时，他对我的印象才有所改观。当时的乐先生人很胖，抽血时很难找到手臂上的血管，因此每次抽血时都很困难。那次抽血时，医院找了号称抽血技术最好的一位护士长过来，但是，护士长因为过于紧张，抽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我看到这种情况，就向先生请求让我试一试，先生看我态度很坚决，就将信将疑地答应了。其实，我在杭州卫生学校上学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防治血吸虫”运动，每天都要为二十几位病人进行注射治疗。而且，那种药具有一定毒性，所以对注射者的要求非常高，一定要“一针准”，否则药液一旦打到病人的肌肉组织上，就会造成那部分的肌肉坏死。在这种情况下，我勤学苦练，已经练就了非常好的注射技术，找血管很准，所以才会这么自信地向乐先生毛遂自荐。∨米∨花∨书∨库∨ ；http：//__
注射时，我先重新绑紧了胶带，在确定的血管位置上拍了几下，再用手指触摸血管，然后侧着微微竖起针头迅速进针——这样可以减少针头与皮肤的接触面积，减轻痛感。在乐先生还在做忍痛的精神准备，侧着头不敢看时，我已经抽完了血，对他说：“先生，好了。”乐先生听我说已经抽完了，扭过头来很惊奇地看着我，连连点头，说：“还可以，看不出你有这个技术，真所谓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自那之后，乐先生对我的态度就有所改变，时常告诉我一些他的经验和诊断诀窍。后来，一次对疑难病例的诊断，乐先生对我的看法发生了彻底改变，从此对我倾囊相授。
那是一次医院内部的疑难病症会诊讨论会，一位56岁的女病人，已经住院一个多星期了，大家都无法判断她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只好先对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