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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经理的工资比工人低？（2）
那顿晚饭自然与往常不一样。表面上比往常热烈，但热烈中隐藏着沉闷。总的来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当然是我。赖老板刚才已经将一本存折塞给我，并且一个劲地跟我解释，说我刚来，少点，以后会慢慢给我加的。我不好意思当面打开看，但我马上就想起我第一天来时他反复向我做的解释：伙食很差，不好意思。我就笑，老板问我笑什么，我说钱多少不是最主要的，关键是要干的开心。说得赖老板很开心。等老板转过身与别人说话时，我还是忍不住偷偷地拿出存折，迅速地展开看了一眼，我的乖乖，九千！！我赶紧藏好，生怕丢了，心里一阵狂跳。
愁的许师傅。这餐饭算是对许师傅的送行饭，上的第一道菜就是炒鱿鱼。鱿鱼经烈火一炒，立刻反卷，暗示卷铺盖走人。我有点同情许师傅，只有我知道，其实最该炒的不是许师傅，而是陈秉章，但老板不知道，老板可能是看陈秉章工资那么低根本就不值一炒吧。当然，如果我将事实真相对老板讲清楚了则另当别论。但我还没说，因为我还没找陈秉章谈，不知怎样开口，不过，明天我是肯定要说的，冲着这九千块一个月我也要豁出去，否则还算是人吗？
借着酒劲，许师傅红着脸对我说：“阿丁，记着，你比我更惨！”
我现在是经理，一个“师傅”这样对我说话当然让我难下台。我甚至感到委屈，因为说到底，他的离去并不是我的意思，应该是老板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现在正好有机会了而已。这么想着，原来心底里对许师傅那点同情也荡然无存了。
倒是副经理顾全大局，赶快把话岔开。其他几个香港师傅低头喝酒吃饭，对我不冷不热，非常有克制。
赖老板只陪我们吃了一会儿就提前走了，这一幕他没看到。我想，如果赖老板在，或者唐小姐在，许师傅就不会说了。如果那样，这顿饭我会吃的好过些。但他们都不在，这让我怀疑唐小姐是不是有意回避，要不然唐小姐这次怎么没跟赖老板一起过来呢？我现在盼望唐小姐过来，她过来我就请她帮我从香港周大福那里买三个大戒指，老婆一个，妈妈一个，岳母一个。
晚饭早早就散了，我找到电话亭先给老婆报个喜，又给妈妈报个安。以前我打电话总是长话短说，今天说的特别多，都拿九千块一个月了，还在乎这点电话费吗？有人说穷人和富人的区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我认为生活方式还是取决于经济基础，有钱人和没钱人的生活方式当然不一样，比如打电话。
长途打完后，我又给蒋大哥打了个短途，告诉他我要请他们全家吃饭。蒋大哥说你发工资了？我说是的。他说拿了钱也不要乱花，留着。我说乱花不了，多着呢。他说多少？我说九千！他愣了一下，而且愣的时间蛮长，然后说：那也不要乱花。我说好，我不乱花，但大哥还是要请的。他又愣了一下，说实在要请星期天你买点菜回来，让你嫂子做吧。
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再次打开存折，再仔细看看。
这是一本香港查打银行的活期存折，与大陆这边的不太一样，但存折我还是能看懂的，尤其是上边的*数字。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怎么上面写的不是9000而是？！如果我眼没看花，那么我的工资不是九千，而是九百！岂不是笑话？我的工资是九百？还不如赖德龙？赖德龙这个月连工资带加班费总共还有一千一呢。我傻了，好在我已经是一个五百多人的香港公司经理，现在是一个人住单间，如果还是像以前那样和陈秉章两个人住，还不被他笑死？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搞错了。我对自己看*数字的能力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我急需要证实。这么晚了怎么证实？香港查打银行在蛇口是有一个分理处，但现在肯定是关门了。我把化验室那个说客家话的小伙子从床上拧起来。我自认为有恩于他，这时候在这个问题上他比陈秉章可靠。小伙子进门后，我把存折给他看看，问他是多少？小伙子很疑惑，说这个你还看不懂？九百嘛。我问有没有看错？小伙子把存折凑到眼睛上，再仔细地看了一遍，然后眼睛离开存折，看着我，摇摇头，说没有，这怎么能看错。他又问我：你怎么了，丁经理。我说没什么，你回去睡觉吧。
小伙子回去睡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不相信这是真的，肯定是弄错了，那小伙子的话能信吗？他见过香港的存折吗？明天上午我要溜出去一会儿，借辆自行车，去查打银行分理处去把钱取出来，管它是多少，全部取出来不就什么都明白了嘛。想着想着我慢慢地迷糊起来，迷糊间我来到银行，银行的小姐见我是个大客户，对我十分热情，专门为我准备了一个大袋子，装了满满一袋港币给我，我一看，怎么这么多？不是九千，是九万！怎么是九万呢？！我一高兴，抓起一叠钱给银行的小姐，银行小姐一眨眼变成了赖晓芸，赖晓芸“叭”地一把打掉我手中的钱，说：“呸！谁要你的臭钱！”温馨灿烂的赖小姐一下子变成了样板戏里的女英雄。我吓醒了，一头汗。
第二天我来到银行，接待我的果然是位小姐，但远不如赖晓芸漂亮，至少不像赖晓芸那么甜。我有点失望，但还是递上存折。
“全取了。”我说。
小姐愣了一下，说：“先生，最好留十块吧，这样好保留存折。”
我说行。
“填张单吧。”小姐说着递给我单据。
“填多少？”我问。
小姐这一次愣了半天，还是礼貌地替我看了存折，说：“填八百九十元。”
为了尽快兑现请蒋大哥的客，路上我就将这八百九十元港币兑换成了人民币。当时港币与人民币的兑换比例是一百港币换七十四人民币，我用这八百九十块港币共兑换了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差不多正好就是化验室那个被我提拔上来的小伙子一个月的工资。比赖德能少，也比陈秉章少。心想，幸亏我还没有来得及开除他。
第十二章 机会只有一次
我找到副经理，非常严肃，说：“我找你谈点事。”
副经理马上站起来，说：“什么事。”
“找个安静的地方吧。”
我们来到赖老板的办公室，关上门。赖老板和唐小姐不在时，我们从来没进过这间办公室。今天我走进这间办公室，怎么也寻不着昨天的感觉。
我故作平静地对副经理说：“我要走了。这段时间假如有什么冒犯，还望谅解。”
“你要辞职？”
“是的。”
“不要这样，千万别跟香港佬一般见识，别看他们是香港人，狗屁不通。”
“不不不，”我说，“与许师傅无关。”
“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解地问。
我几乎哭了，将脸背过去，掏出那本存折和刚才兑换的六百五十八块人民币。
副经理接过去看了半天，什么话也没说，脸色铁青，比我以往见过的任何一次都青，青得可怕。。
副经理铁青着脸抓过电话，嘀嘀嗒嗒地按了一通号码，还没等对方接，又挂了，重新按了一组数字，等着对方接。赖老板办公室里很静，我能听见对方是唐小姐在“喂，喂”。
“丁经理要辞工。”副经理说。
“为什么？”
“他工资才六百多。”
“六百多？不对吧？不是九百吗？”
“九百港币就是六百多人民币。”
“他要多少？”
“你们认为一个五百多人的港资公司的经理应该多少？！”脾气一向极好的副经理终于发火了，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我，为他自己的竞争对手。
“你叫他先别走，我马上上来。”
唐小姐在下午下班前赶到工厂。她的突然到来使很多人颇感意外，因为据说她总是上午来，下午下班前赶来还是第一次。
唐小姐一如既往，对我特别热情，老远地就展现了一排洁白的浩齿，加上鲜亮的服装，透着一股袭人的力量。
“对不起，”唐小姐甜甜地说，“是我搞错了，赖老板说是九百人民币，被我粗心弄成港币了，马上就给你补上。”
我看看副经理，副经理铁青的脸还没变回来，我指着脸色铁青的副经理说：“你听到了，她马上补给我。”
副经理还没说话，唐小姐抢着说：“对，这就补。”还是那样迷人地笑。
“快补吧，补完我就走人。”
说走就真走了。赖老板给别人只是一次机会，我给赖老板也只是一次机会。他可以将香港人和内地人看作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级动物，可以按不同的人格标准来区别对待，而我不这么看，我觉得是同样的，是平等的，大家都只有一次机会。
我本来可以每月再为他节省20万的，只需他付给我合理的工资，但我走了。也许在今天看起来我当时不必走，900人民币也不错，而且赖老板已经说了要加的，比如三个月之后加到1200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当时我确实是走了，因为当时是走到那个份上了，走到那个份上了就很难回头。人类很伟大，但是作为人类一分子的个人却很渺小，他们常常表现为身不由己。我感叹人生有时候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就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没办法回头，除非一直走到下个路口。当然，最主要的是我当时有退路，如果没有退路，或许我就会采取另外一种处理方式。
这个退路就是孔祥儒。
第十三章 “缘份”也是可以创造的（1）
在赖老板那里的两个月里，我只休息过一次。前面说过，吃住都在工厂里，真正做到了以厂为家。作为一个管理者，只要不出厂就是在上班，无所谓休息不休息，反正有事就叫我，半夜被叫起是常有的事情。不要说是生产上的事情了，就是生活当中的事情也常常如此。前几天，一个女工睡到半夜突然大叫，说有人*她，大家都闹醒了，我去检查了一通，见门窗都是好好的，十几个女工一个房间，怎么“*”呀？几百个女工，大多数是未出过远门的乡下妹，像这样半夜惊醒的事经常有。
我说的“休息一次”其实就是去广州那一次，那一次算是真正的休息。就是那一次，我认识了台湾的孔老板。
我有一个同学在广州，从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几乎就是挨在一起。我在恒基公司稳定下来后，就给这个同学去过信，他回信说让我有空去广州玩，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是在南头坐的大客车，回来是乘的是火车，因为听陈秉章说从广州来深圳如果是乘汽车则路上很可能被“卖猪仔”，也就是车走到一半被人赶下车，说车不走了，乘客另上一辆车吧。我当然不愿意被当成猪仔卖，于是回来时就乘火车。
火车上相当挤，挤着挤着就有人吵起架来。这好像已经成了规律，没什么可奇怪的，反正不管什么原因，挤到最后必然有吵架的。但我天生喜欢看热闹，这些天在恒基公司做经理，成天装腔作势，压抑得够呛，好不容易放风一次，当然要回归自然。于是，我拼着命往里挤，车厢里的人以为我是他们中哪一方的，倒也自觉地让开一条道，那意思是希望我过去后能给本来不怎么旺的火添把柴，这样他们看起来更过瘾些。我当然也不愿意辜负同胞们的殷切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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