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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是参股，很难真正控股，只能入主董事会，不能控制董事会，相当于认了个“干儿子”，不是亲儿子。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十三章 从老板那里偷学有用的东西（2）
我们获知那家上市公司的母公司需要套现，就与这个作为母公司的国营单位的领导成员反复沟通，彻底沟通，直到他们人人满意为止。我们在只付了第一笔法人股转让款之后就实际行使第一大股东的权力，炮制了一个分红方案，然后就拿分红得到的资金支付第二笔转让款，再通过增资扩股募集新增资金，顺利实现良性循环。
与买壳同时进行的是做壳。第一次做壳并不成功。方法是在海南注册了一家农业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其中的“农业”是为了打国家产业政策牌，我们知道国家一直是支持农业发展的，海南更是提出了将三高农业作为今后发展的重点，我们认为打着农业牌上市会容易许多。“租赁”是为上市以后的运作做准备的，其实租赁公司最容易开展资本运作，“租赁”一词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出租业，比如不像出租车，它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变相放贷，比如农业租赁，实际操作起来可以做成明为租赁实为分期付款，将“租赁费”提高，高到与分期付款等值。但是后来由于国家对上市指标的分配制度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们搞的那个农业租赁公司并没有获准上市，因此它后来也就没有从事租赁业务，只是把它当作一个真正的“壳”用了。
国家对上市指标的控制新政策可以用“总量定死条块分割”八个大字来概括。被我们戏称为新“八字方针”。所谓“总量定死”，就是国家每年就只有50个亿的上市总量，不得突破。所谓“条块分割”，就是对这50个亿的总盘切蛋糕，按省、部、委切，基本上是每个省每个部或每个委各分一个亿。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凡是在那个年代上市的公司都是小盘股，因为对具体的某个省或某个部委来说，既然总共只有一个亿的份额，给一家上是上，给几家上也是上，不如多分几家小盘公司，多上几家。最精明的当然还是上海人，他们居然推出流通盘只有800万的超级小盘股！甚至比如今创业板的股本还小。反正国有企业是可以任意切割的，反正多上一家是一家，先上去再说，上去之后再扩股，扩股比新上市容易多了，这就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根据这个新政策，我们的做壳思路也必须做根本性调整。因为我们要想做壳，就好比是想从别人碗里分一杯羹。分上海人的肯定不行。上海人那么精明能让我们来分吗？分海南本地的也不行。海南本地也是僧多粥少，第一投资、国邦股份、六合农业等知名企业个个急不可耐，现成的实体公司都排不上队，岂容我们来做壳上市？事实上，不仅上海海南的粥我们分不到，其他任何省市的上市分额我们都不可能分到。哪里的人不精明？何处不是曾多粥少？因此我认为，在中国当时的政策背景下，做壳暂时行不通。
前面我说过，杨东升的智商比我高，我这样说不是谦虚，而是事实。事实是：在我们看来明明是走不通的路，杨东升敢走，而且是理性地科学地去走，结果真走通了。我和他的差距不大，就差一点点，这一点点是：他比我先想到，先看到，先做到那么一点点。当我认为做壳不行时，杨老板认为行，并且去做了，结果做成了。
他想到了国家体委。
根据杨东升的分析，国家体委也是“委”，委比省部高半级，当然也可以分到上市额度，而当时的国家体委及各地方体委和他们的下属机构不是机关就是事业单位，体委下面好像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企业，就是有也很少，至少不会像第一投资和国邦股份这样咄咄逼人，因此，完全可以从国家体委这里分一杯羹。
想到了还要做到。为了做到，我们进行了精心策划。首先，我们赞助中国桥牌协会举办一次邀请赛，定名为“顺达杯桥牌邀请赛”。中国桥牌协会的名誉会长是一位曾经职位很高当时退居二线的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更重要的是，名誉会长是当时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的父亲的老领导、老上级、老朋友，这位主要负责人喊名誉会长“叔叔”。如果仅仅是一次普通的桥牌邀请赛，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是不会出席的，但这一次不一般，这次由于他叔叔参加，所以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就必须要出席，特别是他叔叔刚刚退居二线，如果这时候他不出席，叔叔怎么想？其他老同志们怎么看？其实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出席一次全国性的桥牌邀请赛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但这件平常的事到了杨东升手里就可以让其发挥不平常的作用。我们正是通过这次桥牌邀请赛与国家体委建立了联系，与国家体委主要负责人建立了关系，并最终促成国家体委从国务院拿到了上市份额，而我们正是通过这个份额做壳成功。
大约是我在第二次做壳的问题上明显慢半拍的缘故，或者是我知道的内幕太多的缘故，操作进行到这个阶段，杨老板找了一个高明的理由将我撤了下来，由另外一拨人顶上来完成具体运作。
所谓“高明的理由”当然是提拔。因为这时候原来招聘我的总裁和副总裁已经相继离开公司，并且随着他们的离去，一大批公司骨干也相继离开顺达，于是，公司管理层支离破碎，杨老板就是在这个时候派我回海口总部担任“更重要的职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