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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人中，广为流传着一句经典之言：“亲切的态度胜过一切”。所以，我认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强调了“你用亲切的态度对待别人，快乐又会回到你的身上，有时还会带着利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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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补贴之争
围绕公务员加班补贴问题，在行政自治部的网站上曾经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其中大部分人的意见是要改变“公务员式时间管理”工作模式，即下班时间过后，为博得上司赞许，仍留下来消磨时间的现象。
一位公务员提出“取消公务员加班补贴”的建议。他指出“有些人认为，上班时间认真工作、下班后继续充电以提高自己实力的职员是懒惰员工，而那些上班时间偷懒或处理自己的私事、下班后又工作到很晚的人是勤奋员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错误认识”。
另外，他又说到“下班后，仍留下工作至深夜的这部分人，其工作效率难道真的很高吗？我认为这不仅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也是败坏行政部门风气的一大因素。如果业务确实很多、需要经常加班的部门，应该采取灵活安排人员或重新分配任务的措施。”。
此贴发表不到三个小时，就已经有了赞成的意见。该人认为公务员加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业务确实很多；二是没有业务却在看上司眼色行事；三是公务员能力有限，无论怎样努力工作，也无法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业务”。据此，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第一种情况是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职务分析，致使员工工作量过重，对此只需重新做出正确的职务分析即可。第二种情况则是在浪费纳税人所交纳的税款，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改变其组织文化。如果依然出现这种现象，应该严厉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则应解除该公务员的职位。为了国家利益，公务员应该自动离职”。另外，他指出“真正的竞争力与工作时间长短并没有太多内在联系，最关键的是工作的质量如何”、“造成韩国竞争力低的原因，是由于过去采用低薪、延长上班时间的方法来解决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却忽视了消除业务处理过程中的低效率或浪费因素”。
接着，又有人指出“管理组织的负责人，不能依靠延长职员上班时间的方法来处理积压的业务，而应当把上班时间看作是不可变动的固定因素，消除业务处理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因素，向提高职员业务处理能力的方向发展”。
其他的公务员也指出，“在加班过程中，存在很多舞弊现象。例如，有些人在加班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却利用晚饭时间去喝酒，在酒足饭饱后又回来签名；还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只工作一小时，却在加班记录单上写上工作到深夜12点，等等。所以，不如取消加班补贴制度，将那部分补贴金有效利用在其他的地方。事实上，若要彻底追查，浪费国民所交税款的现象又何止这一处？”
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某位公务员哭诉道：“我们这些在防灾部门任职的人员，一年四季都在忙于工作。一旦发生台风、暴风雨等各种意外事故，我们甚至连休假也要放弃。所以，一般加班时，除了提供晚饭以外，即使辛苦一整晚也得不到相应补偿，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补偿，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加班补贴而已”。
另外，还有一位公务员反问到“有谁不想和家人在家中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呢？又有谁不想下班后立刻回到家中陪爱人和孩子共享天伦呢？我想谁也不愿意为了那微不足道的补贴放弃这些吧”、“即使有人冒领、舞弊，也不能因为那一部分人就取消加班补贴吧！”
另一位公务员则谈到“在市、郡、区或邑、面、洞工作的公务员，每天都要直接面对公众，所以即便出现一点差池，国民就会怨声载道。另外，不知那些主张取消加班补贴的人，是否曾在凌晨四点钟被电话声吵醒，在被暴雪堵住的路段参加清理工作？从11月中旬至5月中旬，为了预防山火，我们平均两至三天就要加班到夜里10点钟，而每周日则要从上午十点加班到下午十点。另外，即使我们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12小时，却只能算做四小时的加班时间。所以，我主张政府应推广‘加班补贴’。”
还有人发表评论说“加班补贴是与近期准备引进的计件工资制度相关联的。计件工资是‘产出、成果’等以结果为主的薪酬体系，而加班补贴则是以“投入”这种过程为中心的薪酬体系。并非任何事情，其过程和结果都成正比。有时，无论你怎样认真工作，由于周边环境、条件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都有可能会出现负面结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我认为加班补贴应该存在。虽然这不是以结果为中心的计件工资，但是可以说是广义上的绩效工资。”
不过，从“加班补贴”能够改善低薪公务员待遇的角度出发，这种制度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这也是现代劳动法精神的产物。但是，由于公务员的补贴体系十分复杂，并且从IMF危机以后要节减各种行政经费的层面上考虑，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核。目前，为了实现薪酬制度的改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方案。
围绕“加班补贴”而展开争论的重点，并不是“废除”或“保留”，而是在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时间管理上，“今天做不完，明天继续做”的业务处理方式，直接降低了韩国的竞争力。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部分不诚实的公务员获得加班补贴，而是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能否得到提高。
这一制度最终能否正常运营，将与公务员的“口袋”存在直接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务员能否严于律己，保持其应有的信赖度和品位。不过我认为，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改善，行政部门意识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将逐一得到解决
“自杀特工队”（1）
就职初期，我与本部门事务官以上级别的14名女公务员共进午餐，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其中一人当场向我提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建议：“部长的随行秘书一直都是男性，您是否应该提拔一下女性公务员呢？我认为女公务员也可以胜任随行秘书的工作吧。为什么男性公务员根本没有给女性公务员任何试验的机会，就武断地认为我们不行呢？”
在我国，每三名公务员中就有一名是女性。从1997年末至今，韩国的女公务员总数为26万5千多名，占全部公务员总数的。
不过，行政部门的组织文化是以男性为主的。近日，行政自治部以“行政部门的女性政策和男女平等”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
首先，我们对聘用、任职、升职等人事管理方面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只有4％的男性表示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相反，80％的女性则认为除了聘用方面以外，男性公务员对女性公务员在整体上存在严重的歧视。
而且，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女公务员的工作态度，男性公务员存在较大偏见。他们认为，女公务员“在组织内部，纽带感不强”、“业务本身不适合于女性”、“只喜欢做简单、舒适的工作”。
对于行政部门为何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男女公务员认识差异非常明显。男性指出“社会习惯和身体结构不同（42％）”、“女公务员的能力和努力不足（32％）”。相反，女性则认为“行政部门的惯例和保守（）”、“管理者差别对待的女性观”（％）。
在关于是否有过性骚扰的问题上，的女性指出“曾遭受过轻视女性的侮辱性语言”。而大部分男性公务员回答“没有性骚扰”，两者的答复迥然不同。
一直以来，女性问题应由全社会共同解决的意识并没有被认知，而只将其当做“为女性争取利益”的浅薄主题。另外，大部分针对女性政策展开的讨论，只局限于男女问题、性问题等极其主观的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政策性、客观性的接近。
女性问题真的仅仅是局限于女性的问题吗？以此类推，老人问题和儿童问题，就该被视为局限于老人和儿童的问题。女性问题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乃至是我们的妻子、女儿、儿熄、孙子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组成了家庭，进而又组成了“社会”这样一个大家庭。因此，在这个家庭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行政自治部网站中；有一个可供提交与女性政策相关意见的“平等爱心屋”栏目。通过对该栏目中讨论的女性问题的观察，我发现大众看待这一问题的水平仍停留在男女之间情感对立和争论的微观角度上，并没有上升到“女性问题应由整个社会共同解决”的高度上来。
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安保环境下，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已结束兵役者，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或应聘民间企业时，将为其增加一定量的分数。例如，在参加六级以下公务员考核时，服役两年以上者加分5％，不足两年者加分3％。
但是，这一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成为引发女性与被免服役者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最近随着与退伍军人支援措施相关的法律施行令修改成功，遂又成为争议的焦点。“平等爱心屋”中每天都会收到几十项与之相关的意见。
“自杀特工队”（2）
“采取军人加分的措施并非缘于性别歧视。因为加分制不适用于所有男性，而只是针对退伍军人制定的策略。当然，退伍女性也可以获得予以加分的机会，但前提是，女性应该提出‘为何只要求男人参军，女性也该服役’的主张。不过，女性会为了得到加分机会而去参军吗？只有经历过军履生涯的人才清楚，如果可以不去参军，我们宁愿不要这种加分”
“男人并不是为了得到加分才去参军。我倒认为，将这些分数改做“加薪”更实在些。并且，在我看来，很多人已经将国防义务和兵役义务混为一谈。要知道，全体国民都要承担国防义务，但承担兵役义务的却只有男人。请不要忘记这种前提，别在一味地做毫无意义的争论。”
“我认为，不如同时废除退伍军人加分制和女性聘用目标制。如果以退伍军人加分制会给女性带来不公平待遇为由，引进以扩大女性公职任职机会为目标的女性聘用目标制，这种做法似乎带有‘打一个嘴巴给甜枣吃’的意味。”
“应该为女性提供义务服役的机会。服役一直被视作男人的专利，但是，如今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军队内部的某些领域，女性要比男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终，针对“退伍军人加分制度”的讨论，并没有向认真讨论其动机是否合理、对不适用该制度的人担任公职机会造成多大侵害、应对此采取怎样的现实性解决方法等方向发展，而是站在支持这一制度的男性或持反对意见的女性立场上，形成正反两论针锋相对的局面。
不过，“退伍军人加分制”与“女性聘用目标制”在引进宗旨及意义上有所不同。这些制度，并不是为给予男性或女性某种利益而制定的，亦不是作为一个制度的对应政策出现的。所以，在确立这两种制度原有宗旨及不损害他人进入行政部门机会的前提下，我们将继续谋求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名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