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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部门的厄运（JINX）（2）
下属地方组织得知我要前往灾区，为了迎接部长的到来，立即准备简报，并重新制作了报告资料。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繁重，我多次变更日程，最终才发信告知他们将乘直升飞机飞抵灾区。为此，他们还专门选拔招待人员负责迎接。在应该投入全部精力寻找失踪人员的关键时刻，为了能够给上级留下好印象，他们竟然还走这种空洞的形式。
因此，再次前往受灾现场时，我并没有通知地方行政组织，而是直接前往灾区。这是为了防止其预先做好准备，以便从受灾现场直接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过，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飞抵灾区后，在京畿道坡州市却找不到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最终只有降落在军用机场，然后改乘军车赶往受灾现场。翌日，我依然没做任何通知，直接前往江华灾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当地职员不知从何处获知“部长已经抵达”的消息，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做任何形式的通知，前往地方巡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即便真的做到，也未必会获取预期的效果。所以，有人指出，每次发生大型事故或灾害时，部长、国会议员、自治团体团长依次访问，反而妨碍了灾后恢复工作。但是无论面对他人怎样的质疑，至少我们要清楚，巡访灾区的目的，是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则，规划及制定合理、有效的救灾方案。相反，在受灾现场，部分地方组织不是在全力进行灾后恢复工作，而为了确保日后的预算，把精力放在接待上级领导及报告上。
倘若你来到受灾现场，将有幸见到那些为救灾工作舍生忘死的军人、警察、公务员、自愿者、119救护队员。尤其是119救护队员更加值得称赞，他们利用直升飞机将游客和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河中救助落水民众，用一根缆绳将自己吊在空中拖出汽车等，可以说为救灾不遗余力。
庆尚南道泗川消防队的李正根消防长和李内元消防尉，京畿道九里消防队张顺元消防员，在救助工作中不幸以身殉职。而且，李内元消防尉还将自己的眼球捐献给了需要它的人，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杀身成仁”之精神。面对他们这种牺牲精神，我再一次肃然起敬。
不久前，富川市发生煤气站爆炸事故。爆炸持续将近三个小时，致使其周边变成一片火海。不过，爆炸发生后，由于消防队员奋不顾身投入灭火救灾，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时，在煤气站的后方伫立着冷藏公司的大型氨气储存罐。一旦这里发生爆炸，将给附近居民带来巨大的伤亡。正当周边人群急于躲避之时，20余名年轻消防队员奋不顾身，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经过几个小时的顽强搏斗，虽然付出了受伤的代价，却成功排除氨气罐发生爆炸的危险。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袭击京畿道北部的暴雨，又袭击了首尔。人们在对“中浪川和安养川的水位上涨了”、“ 汉江干流要泛滥”等灾情的担心中，度过了焦虑不安的一段时光。在这次全国性灾害中，媒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详细地向国民传达了灾情相关状况、应对方法及交通管制区。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令人感到遗憾之处，那就是过分制造危机感，并带有一定的宣传性。
今后，应该制定一项制度，规定当预测到或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媒体有报道灾害的义务。如这次的水灾，政府正式发表的损失统计结果为一兆两千亿韩元，而据估算，实际损失将达到该数字几倍以上。
水灾损失与相关建设的投资规模成反比。首尔地区在暴雨的袭击下，几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与以往修筑河坝、进行森林绿化等对于山水治理的集中投资分不开。
其他地区也是在经历过水灾后，并没有只做灾后重建工作，而是投入更多的费用，对需改良之处进行治理，所以，这次造成的损失相对少些。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对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是生产性的，而对于灾害预防工作的投资则是消耗性的，所以在投资优先顺序中，灾害预防工作只能居于末端。
1997年，对于防灾领域的投资总额为两千四百亿韩元，而这个数字不过是公路领域投资额八兆一千亿韩元的3％。在大型开发事业中，对于防灾领域的关心度颇低，并且，在制定防灾计划和措施时，欠缺与风灾水害相关的事先研究。
提高生产力固然重要，但为了减少每年因大规模水灾而带来的巨大损失，做好预防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守护国土及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意义而言，防灾工作应等同于生产，甚至要比生产看得更重。
申昌源事件
通过越狱犯申昌源事件，我们可以得知目前韩国的警察力量和治安现状。这次缉捕申昌源行动的失败，充分表现出警察错误的工作态度和无能、散漫的纪律。
1997年1月，因谋杀罪而正在服刑中的申昌源撬开釜山监狱洗手间的铁窗后逃逸。随后，他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担任部长以后，申昌源事件是最令我感到头痛的事件之一。每次通过媒体看到相关报导，做为主管治安的部长，总是会产生一种有愧于国民的感觉。
治安和国防是保障国家生存的两大支柱。国家以国防阻挡外患，以治安解决内忧。如没有它们的支撑，国家将无法立足。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如果得不到国民的信任，整个社会将会变得动荡不安。
以申昌源事件为导火索，韩国警察将面临国民的怨愤和耻辱性的责骂。五次抓捕亦未能成功抓获罪犯，任何苍白的辩解都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如果警察做好讯问、巡察、发布情况指令、指示报告等基本工作，申昌源事件是完全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在缉查总部，我严厉地批评了抓获失败的两名警察及缉查负责人。
面对逃犯，警察如见到猫的老鼠一般，畏缩不前。全副武装的十名警察，竟然让赤手空拳的逃犯几次从手中逃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申昌源在监狱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锻炼身体，并精心制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最终，犹如电影场景一般，他顺利逃逸。越狱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他每次都能够神出鬼没地逃走。他如侠盗一样，只劫掠高级别墅中的汽车、美元、现金。并且，他又不断揭露监狱和警察中存在的各种黑暗面。他的这些行径不但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将他视为英雄。社会上已然出现以申昌源为主人公的小说和漫画，网络上居然有人发表“希望申昌源永远不被抓住”的荒唐帖子。
但是，无论如何，申昌源也是杀人犯和越狱犯。而且，越狱后继续实施盗窃行为。我想，也许是人们对于警察的失望，最终转变成为对于罪犯的怜悯。
我对未能抓获申昌源的警察进行严厉指责后，立即有人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一位市民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贴表示：“应该让那些警察在国民沉睡的拂晓停止讯问，让他们在警车上喝酒或者找个地方睡觉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他们的父母、子女、亲人们，就不会看见他们没有出息的行为。我想在这一时间糊涂了事的警官一定不在少数。我能够理解您作为治安负责人的心情，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压力必然很大。不过，我更担心因为这次事件，那些警察会养成只看上级眼色行事、敷衍了事的习惯。”
又有一名大学生发表了这样一篇贴子：“部长似乎与警察毫不相干一样、只批评现职警察的做法，令人感觉到部长是在将责任全部推给警官，以躲避来自国民的批评。警官的责任当然要追究，但是更重要的是为警官提供抓捕申昌源的机会和支持”。
批评相关警官并不是为了推卸我作为主管部长的责任，而是作为一名组织负责人，对下属给予的批评和激励。面对多次抓捕不利、接到市民报案后没有及时出警等问题，我不得不追究警官的责任。
警察确实非常辛苦。与任何职业的公务员相比，他们更需要具备献身精神。潜伏、紧急出动、交通管制、*非法*、巡逻等一线警察的任务十分繁重。
但是，国民信赖度的积累十分缓慢，却能因某种原因一落千丈。因申昌源事件导致的国民对警察信任度的降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恢复。作为主管部长，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万分焦虑。
不仅仅是针对申昌源事件，对于那些侵犯公共权力的行为，必须以果断、迅速的方式进行处理，借以塑造警察的形象。因为，警察是与不法行为做斗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权力的象征。
但是，果断、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要以恢复国民对其的信赖为前提。为此，我们准备组织“警察行政改革委员会”，对国家现行的警察制度做出综合诊断，促进“自治警察制”的引进，改组信息、侦察、警备等整个警察领域，及派出所的警力安排。
韩国警察要脱胎换骨，彻底消除民众心中无能、纪律散漫的警察形象。对于那些影响警察名誉、不能为国民安全服务、*无能的警察，要果断坚决地予以辞退。而且，要向组织中增补年轻有为的警察，借以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并通过全面的教育培训，树立一个崭新的警察形象。
未来的犯罪趋势，将呈现如申昌源事件一般对全体国民造成恐慌或以非特定的多数人作为人质的恐怖犯罪、被称为“虚拟恐怖”的各种互联网犯罪以及包括学校暴力的青少年犯罪等多种形态。这些犯罪形态已经超越以往的治安管理范围。
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犯罪之后再做缉查的落后思想，从预防为主的角度出发开展警察活动。最佳的治安政策就是预防犯罪，一旦出现犯罪状况，不仅会为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危害，而且还会引起社会恐慌等现象的发生，带来各种间接损失。
针对犯罪行为，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采用了所谓“破碎窗户论”的犯罪对策。这种政策的核心不是犯罪发生后收拾残局，而是侧重于预防犯罪发生。诸如无视被打碎的地铁窗户等可能发生犯罪的环境，其本身就是对犯罪的一种纵容，甚至有可能助长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即，这是一种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从而抑制犯罪发生的政策。此政策施行后，在他任职的四年中，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60％。
另外，要改变人们仅依靠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识。从申昌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给予破案的帮助愈发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由居民组成的“社区警务（munity policing）”，大家都要担负起治安官的责任。警察行政也需要向分权化及积极与市民合作的新模式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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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
我认识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侨胞。他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却对在韩国的投资心存顾忌。问其原因，他表示韩国在交易上还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原则，政府也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在交易过程和市民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令人忧心忡忡。所以在韩国，若想在事业上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