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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谈谈你的全球理想吧。 你是说这张报纸？ 你本人的。 我自己可没有什么全球理想，（笑）我只对我们的报纸抱有全球野心。 诸如发行量达到100万份之类的？ 时间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确说过要把发行量提升到100万份这样的话，但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将资金投放在发行上，成本太高了。直销、广告、宣传等等，都需要更强劲的经济势头，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目前，我们对于亚洲市场还处于摸索期…… 我们的一个参照对象是同属皮尔森集团的《经济学人》。不过《经济学人》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发行上要容易得多。他们是周刊，而我们是日报，在配送方面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经济学人》的发行量是…… 70万？ 70万。对，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这个数，我们两家的读者群差不多是重叠的。 在全球化的前进步伐放缓的背景下，你希望《金融时报》能扮演起什么样的角色？ 全球化在放缓？你为什么这么讲？没有证据表明啊。说到全球化，你看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在上升。 对，中国这边是在上升，但美国那边却出现了下降，而且全球经济活力似乎也在减弱。 但奇怪的现象是，全球化仍然保持其活力，许多公司在将生产制造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我想，是低廉的全球通讯和全球购买力减弱这二者结合，使得全球化的力量受到了影响。但是全球化仍然充满了活力。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全球化的确面临着很多威胁，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但是这些威胁一个都还没有造成危害。 在你看来，今天《金融时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或者说，它需要痛苦地克服掉什么弱点？ 呈现，呈现，呈现。图表、设计、照片，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人加以足够重视。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使你何时何事都能写出天下最绝妙的文章，如果呈现做得不好，人们就不会看你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也许在2004年这张报纸会发生改观，但是你不能失去读者的认同感，不能把报纸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又必须有新意，这并非易事。 过去5年里，全球发生了许许多多令新闻业兴奋的大事件，如dot…泡沫破灭、安然丑闻、“9·11”等等。那么，在你看来，对新闻业来说下一个最值得报道的大事是什么？ 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留下来的长时间的后遗症。我希望战争可以得到避免。 你在外事方面也有颇为丰富的采访经历，包括阿拉法特、普京等政治人物。能谈谈你对自己采访过的这些政治家的看法吗？谁给你的印象最为深刻？ 我想想，嗯，我得尽量从记忆里搜一搜……在政治领袖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有充满胆魄的以扎克·拉宾。 很多商界领袖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最近采访的诺基亚的约玛尔·奥利拉。还有好多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却让人尊重。你不觉得吗？人道主义组织都很友善，包括那些反资本主义团体，只是工作逼使他们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 那么你的个人经历会怎样影响这张报纸呢？你会往《金融时报》里加入更多的国际政治报道吗？ 很有可能。首先，我从事新闻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加入了路透社，没有什么职业会比路透社的记者更国际化了。他们对你做完培训后，会先让你在伦敦呆8个月，然后就把你送到世界各地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要去看看这个世界，去认识很多人。 你年轻的时候，哪些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对你的影响最大？ 在小说方面是狄更斯，在戏剧方面是哈罗德·品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则是君特·格拉斯。还有斯威夫特，作为一名新闻人，我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到了他怀疑一切的眼光。 2002年11月，英国伦敦
安东尼·吉登斯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中国社科院名誉院士。 吉登斯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社会学教授和研究员，共获得了13个名誉学位。 吉登斯是当代倍受关注和引用最多的社会学者，其观点极大影响了今天的社会学研究和教学。吉登斯所编教材《社会学》已印刷了60万册，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已成为标准的基础读物。该书2001年出版了第四版。吉登斯共著有34本作品，被翻译成30种语言发行。 吉登斯是中左政治思想的主要贡献者，“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被其发扬光大。其政治思想不仅极大影响了英国工党政府，对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也产生了巨大冲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1）
这是一次期待已久的会面。尽管自始至终，它的气氛都不够愉快。在约定时间的15分钟后，安东尼·吉登斯大步地从门口走进来，身着灰黄色的风衣，他有一张比大学教授更为世俗与紧张的面孔。他礼节性地与我们握手，引导我们进入他的院长办公室。室内简单甚至有点简陋的装饰让我们大吃一惊—四墙几近空空，挂着再简单不过的装饰画；沙发与书架似乎带着20年前的气息，以至于我要不断地提醒自己，这的确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学府之一—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办公室。 我无法压抑自己的紧张。简单的寒喧之后，我该问些什么？这位口音很重的英国人今年（2002年）65岁，他很可能是过去30年间西方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他对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的经典作品的诠释一直是“几代大学生课本的生命线”。他还是社会学领域中构造理论的创建者，是他将“现代性”的研究推向了社会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又使“全球化”这一名词占领了学术与公共探讨空间，以至于现任欧盟贸易代表帕斯卡·拉米说，是吉登斯，或者说是人们愿意相信是吉登斯，发明了全球化。而自从《超越左和右》在1994年发表以来，他又进入了最重要的政治理论家的行列。谁都知道他与托尼·布莱尔的亲密关系，他的“第三条道路”帮助塑造了新工党，并广泛地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末的政治气候。而在1997年，他成为创办于1895年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LSE）的第11任院长。这是全球最令人尊敬的领导职位之一。这所既拥有哈罗德·拉斯基、卡尔·波普尔、弗雷德里克·冯·哈耶克这样的伟大教师、又培育出乔治·索罗斯、迈克·贾格尔（滚石乐队的主唱）这样别具一格的学生的学校，重新定义了社会科学与现实政治间的关系。一个时常被遗忘的角色是，吉登斯还是一位重要的出版人。他参与创建的政治出版社如今是人文社科出版界最重要的名字之一……对了，他还是超过35本书的作者与编者。 总之，不管我们对于他的理论存在着多么大的争论，我眼前的这位安东尼·吉登斯先生，拥有显然并非属于我们时代的知识能量。他从属于一个更伟大的传统，他对于社会理论的雄心勃勃令人想起马克斯·韦伯与涂尔干。他们因观察工业革命影响下的新社会的诞生而创造了社会学的概念，而吉登斯则试图捕捉在由高科技、信息、全球资本主义构成的新时代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他对于政治的热忱与参与度，则令人想起拉斯基与凯恩斯，尽管他坦承，知识分子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对于他们的诱惑。 采访当日，身处伦敦闹市区的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周围正聚集着大批消防队员及其支持者，他们罢工以抗议布莱尔政府拒绝给他们增加薪水，就像《新政治家》杂志主编彼德·威尔比所说：“布莱尔的工党是抛弃了工人阶级的工党。”这场罢工的原委仍需考察，但不管是在英国还是西方其他国家，盛行一时的“第三条道路”却越来越像一桩陈年旧事，而在1998年时，它看起来是如此前途无量。英国、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希腊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几个国家都成了中左派的政府。至少看起来，大西洋那边的比尔·克林顿也像布莱尔一样欣赏吉登斯的观点。传统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已经过时，而新的政治应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这听起来有点空洞是吗？它实际上也的确很空洞。吉登斯先生在1998年的《第三条道路》与两年后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将他几十年的社会学研究的积累都转化成了某种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政治理论，他幻想出这样一种政体，既能够拥有自由市场的效率，又能够拥有福利国家的平等；既能保持经济的增长，又能确保环境不被污染……“不，第三条道路没有失败”，吉登斯显然不同意我们的假设。不过时至今日，没人怀疑吉登斯开创了9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潮流，尽管它可能最终被证明是昙花一现。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政体解体后，在占据了世界舞台50年的左右之争示弱时，还有什么比“第三条道路”这样宣称“旧政治思维已经死亡”的新理论更能打动托尼·布莱尔、比尔·克林顿这样的“新型政治家”呢？ 比起他在政治上的雄心勃勃与备受争议，他对于社会学理论的拓展才更具标志意义。他在BBC久负盛名的莱思讲座的题目暗示了这种意义—“失控的世界”。他以“这个世界正急匆匆地走向它的尽头”为引言作为讲座的开头。在弥漫于90年代上空的种种终结理论中，吉登斯说：“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因为“这个世界看起来、或者感觉起来并不像前几代人预测的那样，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一个失控的世界”。 吉登斯曾在1999年提出质问，疯牛病、尼克·里森事件、全球变暖、男子精子数下降，这些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有什么共同点？而现在这串名单中还应加入非典型性肺炎与伊拉克战事。吉登斯相信这种混乱是我们面临的全新事物。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风险的社会，两项根本的转变促成了它的到来，自然界的终结与传统的终结。传统的风险因素越来越得到控制，而新的风险往往是我们自己今天行为的结果。于是，这就引伸出了吉登斯最喜欢谈论的话题—“反射性”，即在这个社会中，我们依据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行事，我们的行为决定着结果，从而缔造现实的世界。这种反射性在这个传统终结的年代愈发明显。 。。
失控世界的知识领袖（2）
好了，我还是就此结束吧。试图在一篇短文中总结吉登斯先生的思想充满风险，尤其是他的思想本身也带有过分强烈的开放性，你会经常迷失在他的行文中。2003年夏天的某个时候，吉登斯将结束他的院长生涯。尽管一些人批评他像经营公司一样领导着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但没人否认他赋予了这所伟大的学院以新的活力。他所涉足的宽广领域，使他倍受争议地成为这个高风险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