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中国要成为世界领袖国家，也必须有“中国精神”。中国历来是一个精神大国，有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精神，有几十年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精神，也有最近30年形成的改革开放精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把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世界精神”，看成是对未来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遗产。但是也无须讳言，“*”后的30年，在一些地方，在一些人中，是一个物质年代，是一个实惠年代，一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物质利益为牵引，一些人用经济头脑拆迁了精神家园，一些中国人在物质财富上成为大款，成为新的“有产”阶级，但是在精神财富和文化生活上反而陷于贫困，他们在精神上离“小康”的目标很远。
西方人说，没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是可怕的市场经济，会成为魔鬼经济。在西方世界的市场经济中，是市场加教堂，以便限制利欲的疯狂，即便如此，还是难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不靠教堂，但是必须有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精神的统一。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是有精神而没有市场，现在是有市场而缺乏精神。因此，必须打造适应时代要求的“中国精神”。为了培育这种精神，中国需要再有一个火红的“精神年代”、繁荣的“文化年代”。中国在成为一个精神大国、精神强国以前，将不能成为世界领袖国家。
中国精神，是一个体系，而理想信念是中国精神的核心。《张学良*》中说到：“当年北伐军所向披靡，打得直系和奉系落花流水，有一天张大帅把张少帅找去研究这件事情。大帅说：小六子，我想不明白，咱要枪有枪，要炮有炮，还有独一份儿的德国山炮团，轰他们不就得了呗……咋就轰不动呢？少帅说：爹呀，咱是有枪有炮，咱有德国山炮团，人家没有，但你想过没？人家有三*义，咱没有啊！大帅不服：‘三*义’嘛玩意啊，我还‘五*义’呢。过了两天，大帅又把少帅叫去：小六子，你说得对！咱还真缺个‘三*义’啥的。东北的高粱茬子老子还没吃够，咱撤。”“三*义”就是理想和信仰，有了它，就有力量、有民心、有方向，那些军阀不服气也不行。在军事上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何尝不是如此；在国内是如此，在世界上何尝不是如此。
世界领袖国家，是出产精神的国家，是出口文化的国家。中国现在是物质产品的制造大国，但还不是精神文化的制造大国。中国要成为思想文化的“世界工厂”，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最大的文化出口大国。统计表明，中国每年引进图书上万种，占国内图书市场交易额的10％—15％，而中国每年输出的图书则只有可怜的千余种，占世界图书市场交易的份额不到。这种巨大的“文化贸易顺差”，是多少物质贸易顺差都不能弥补的。现在世界各地大量享用的是中国的物质产品，当世界各地大量享用的是中国的精神文化产品的时候，当世界文化市场的产品主要是“中国制造”的时候，中国精神时代、中国文化时代就到来了。
21世纪：中国文化，领导世界
2007年11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届中华战略文化论坛”。学界泰斗季羡林给论坛写来贺信，他说：我曾经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一文中讲到：“从整个世纪来看，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这是东方三十年河东。到明朝末年，西方文化从天主教传入起，至今几百年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福利，但另一方面也带来灾难，癌症、艾滋病、淡水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的破坏，等等。怎么办？人类到了今天，三十年河西要过，我们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这一棒，用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去除掉这些弊端。”我还说：“我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水平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取代，在21世纪中就可见分晓。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愿以上面的这些话，作为对“首届中华战略文化论坛”的贺词。
季羡林的文化梦想、文化信念和文化预言，就是：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占领导地位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就像接力赛一样，中国人要在西方文化的基础上，接过这一棒。
第四章（1）
以中华性格建设“王道中国”
1924年11月28日，孙中山在日本出席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举行的欢迎会发表《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中说：“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的文化是霸道；讲王道是主张仁义道德，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权。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讲功利强权，是用洋枪大炮来压迫人。”
“王道”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就是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原则，坚持平等、公正、诚信、大度的态度，运用仁义道德的力量去感化人，而不是压迫人；是要人怀德，而不是要人畏威；是服之以理，而不是治之以力。21世纪，我们所要建设的“王道中国”，就是一个不搞霸权、不压迫人、道德高尚、可亲可敬的强大中国。
二、中国大战略的四个阶段
中国作为世界大国，无论它的兴与衰、崛与仆，都对世界有巨大影响。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救国大战略和兴国大战略，具有两个突出特征：一是中国大战略的世界性——与世界联系紧密；二是中国大战略的阶段性——是一个发展过程。中国大战略的演进，有四个战略阶段，呈现四种战略形态。
如何“自立于世界”：生存战略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中国大战略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阶段的中国大战略，实际上是中国的救亡战略、保种战略，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战略。其主要内容表现为中国的革命战略。在建国以后，直至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实际上仍然是这个阶段的延续，即在被孤立被封锁的战略环境里，如何维护自己的生存和独立的问题。在这一战略阶段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理论形态。
如何“融入世界”：发展战略
“*”之后，中国的大战略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转折，就是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改革开放战略，实际上是中国融入世界的战略，是中国由自立于世界的战略向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的战略的一次转变，是中国由生存战略到发展战略的一次提升。从此，中国的发展由在世界体系外的独立的“体外循环”，进入到世界体系内的体内循环。在这个中国大战略的新阶段，*理论和“*”重要思想是其基本理论形态。
如何“领先世界”：崛起战略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中国加快了大国崛起的步伐。新世纪新阶段实际上是中国“大国崛起”，迅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直追世界最发达国家，朝着领先世界的目标冲刺的阶段。从融入世界的发展，到领先世界的崛起，对中国的大战略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战略阶段，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大战略的基本理论形态。
如何“领导世界”：领袖战略
中国的发展，在今后几十年会超过美国，这是连美国人也在谈论的问题。中国和美国要共同领导、管理和治理这个世界，这是美国人首先提出来的。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已经表现出了领先世界的能力和潜力，而中国在领导世界方面的使命和任务显然在日益加重。中国大战略由自立于世界的生存战略、融入世界的发展战略、领先世界的崛起战略，最后到领导世界的领袖战略，是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大国家的大战略与时俱进的基本轨迹。而领导世界的领袖战略，是中国大战略的最高阶段和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大战略对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第四章（2）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大战略的确立和发展、转变和提升，是为了适应中国国家和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战略任务的要求而进行和实现的。国家面临的战略任务，是催生国家大战略的动力；国家大战略的创造，又是指导国家战略任务完成和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根本保证。
四、中国大战略，向美国学什么？
在所有崛起的大国中，美国经验对中国最有意义。美国崛起的特点是快速、顺利、代价小、效益高，是最聪明、最智慧、最艺术、最传奇的崛起。美国崛起，面临的竞争者不仅数量多，而且力量强。先后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和角逐的有德国、日本、苏联，而美国最终胜出。
美国崛起的经验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美国有突破遏制、成功崛起的经验；二是美国有遏制别人、保卫霸权的经验；三是美国有制止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经验。美国在这三个方面走过的道路，都是中国可以借鉴的宝贵战略财富。而中国研究美国遏制别人、保卫霸权的经验，是通过了解美国遏制别人的手段，来考虑如何有效应对美国的遏制。在当今世界上，唯一能够遏制中国崛起的国家，就是美国。所以，中国要成功崛起，必须学习美国、研究美国、应对美国。在大国崛起的问题上，美国是中国最好的老师。
美国是战略大国
有人把美国人和日本人进行对比，认为在小的心机上，美国人可能不如日本人，但是在大战略上，美国人的高明远胜过日本人，美国是“心术小国、战略大国”。
大国崛起，大在战略上。大国崛起的成功，是大战略的成功。美国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也犯过不少的错误，但是很少出现也可以说没有出现导致国家发生重大倒退的战略决策的失误。美国崛起的历史，证明美国是一个成功的战略大国，在大战略上是大手笔。
华盛顿首倡“孤立主义”：美国“独立主义”大战略诞生
孤立主义，可以说是美国立国之后的第一个大战略，是美国大战略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和第一个形态。
孤立主义在美国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是华盛顿时代就形成的传统。它认为“新世界”（西半球）优于旧世界，不愿意再与腐朽堕落的欧洲联系在一起，更不愿意卷入它们之间的纷争。孤立主义的基本含义就是：美国不卷入欧洲事务，美国奉行不受欧洲牵制的独立外交政策。孤立主义实质上是适应美国的国家独立，坚持美国外交的独立。也是在美国初建、实力不足情况下的一种守成战略。
美国孤立主义的战略思想，在1796年9月17日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表达得最为深刻。法国政论家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名著《论美国的*》中对此有一个精彩评述：“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导至今还在发生影响：第一个人是华盛顿，第二个人是杰斐逊。华盛顿有一封致其同胞的值得赞美的信，我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