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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全球的多边发展机构――包括世行和各地区发展银行――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十年的跨度里，这些国家所得到的发展性贷款没有太大的变化，平均每年都维持在400亿美元的规模。变化的是世行在其中所占有的份额，从最早的42％已经下降到27％，而其他的地区发展银行的份额则在上升中。这样的比较让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世行与各地区发展银行的使命是大致一样的，财务条件是基本相同的，面对的客户群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地区发展银行是局限于一个地区，而世界银行覆盖了全球。但世行却出现了持续性下滑。
当外部因素分析清楚之后，研究组转而解剖世行的下滑内因。
―― 很多客户国家抱怨世行的贷款政策信号不明。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强调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而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则是经济增长、改善分配、追赶发达国家。世行的战略重点与这些国家的重点发生了错移；
―― 进入90年代后，世行减少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而这类项目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重点；
―― 世行做项目的非财务成本高，在环境保护、采购招标、政策要求等方面的条件比较严苛，增加了贷款的成本和政策变革上的压力；
―― 世行在贷款单项规模、一国贷款总量上缺乏灵活性。此外，贷款的程序太复杂，使得项目的准备和实施难度增加、时间加长。
―― 贷款产品的资本多样化不够，缺乏灵活的投资贷款组合；
当外因和内因，以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被陈列出来的时候，世行决策层基本可以做出冷静而理智的判断了。【有表格】
世行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现行的战略和政策所造成的；
这些国家的贷款需求是旺盛的，而世行的服务手段需要改进；
无论从世行的使命还是从银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应该重新重视――而不是放弃的客户群。
在内部讨论时，一位副行长担忧地说，“如果我们公开提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力度，会不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反弹？那些国会议员认为我们是在故意与他们背道而驰。”
这种担忧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的观点则是，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支持，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吻合的，要知道，这69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发展中世界GDP的90％、占人口的80％、占穷人总数的70％，此外，如果我们放弃这些国家，那么，世行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势必面临业务对象越来越少、业务规模越来越萎缩的局面，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我的说法得到了大多与会者的认可。结论是明确的，谁也没有看到过一家贷款规模逐渐萎缩却声誉卓著的银行。
在决策方向基本明确之后，工作组随后提出了具体的改善行动计划。包括在近期内发表一个“政策声明”，明确世行对中等收入国家在贷款问题上的立场；简化政策条件；增加国别贷款分配和单一项目的灵活度，引入当地货币贷款项目；改变激励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打破过度的条块分割······
同时，为防止被误解，我再三强调，在增加贷款的同时，必须保持项目质量，避免重蹈以往滥贷的覆辙。
“世行决定加大――而不是进一步缩减――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力度”，当这一消息在全球金融界传播开来的时候，种种反应很快降临。
2003年5月，世行的春季部长会议刚刚结束不久，英国的国际发展署常务副署长素玛（suma）专程飞到华盛顿。在我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听到世行的新动作很感兴趣，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机构之间的合作，一些多边机构希望加强与世行的合作。此外，作为世行重要的股东，他提醒世行不应该因此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重视。
英国国际发展署是欧洲乃至各国双边发展组织中的龙头机构，它与几乎所有的发展银行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素玛带来的信息表明，地区发展银行在严重关注世行的此次决策，从自身的业务利益上来说，实际上，它们都担心世行会抢走生意，引发出一场贷款竞争。
我详细地向素玛阐述了世行的思考方向和决策立场，承诺会与多边机构加强联合与合作，当最终的报告出来前，会与世行的各大股东国及双边发展组织充分沟通，听取意见。“世行决不会以大欺小。”我向他保证。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3）
素玛走后，我与沃尔芬森商议，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外交斡旋。在年底递交执董会通过之前，要争取重要国家和有关组织的认可，否则，按照世行的游戏规则，在拿到执董会讨论之前方案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受挫。
6月份，我开始了一周马不停蹄的环球外交斡旋。
我首先去了欧盟总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飞机10点到机场，我下飞机后当即赶去参加一场午餐会，在那里，欧盟负责发展援助的专员波尔·尼尔森和欧盟各国负责发展援助、国际合作的总局长共30多人正在等着我。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世行这次行动的背景、原因、意图和措施，接下来一一回答总局长们的疑问。
法国人问：“世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德国人问：“会不会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力度，是不是世行的方向调整？”
北欧人问：“长远会不会影响贷款质量？”
还有人提醒：“不要搞武断的竞争，要与其他组织合作。”
我细致而耐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一再地重申世行的合作与开放承诺，并同意在10月的世行年会上专门为此召开一个专题会议。
午餐会从十二点一直开到三点，效果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和处理普通人际关系一样，在处理国际组织关系上，世行委派高级官员专程到欧盟的地盘来陈述政策听取意见，这个谦逊的举动似乎比政策本身更重要。
当晚我坐火车去伦敦。火车穿越英吉利海峡，三个多小时后到达伦敦。第二天清晨，我赶到国际发展署，素玛副署长已经在办公室等着我了，他还是强调两周前在华盛顿提出的那个担忧：“世行确保不与其他多边发展银行抢生意，不能引发恶性的贷款竞争。”
我带去了预先研究出来的两个办法：“第一，增加交流，建立高层沟通机制；第二，世行驻各个国家的国家经理在起草贷款战略时，将与各发展机构驻当地代表就领域分工进行充分的协商。
素玛听到这两个办法，非常高兴，他看到了世行的诚意。
之后，我又去了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作为世行的大股东，他们担心的则是，一旦贷款规模加大，银行会不会提出增资要求。另外，世行增加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会不会挤掉私人部门的贷款机会。我请他们放心，世行从资本能力的角度来说每年最多可以贷300亿美元以上，现在实际不到140亿美元。即便增加到极点，与市场需求量相比，也是沧海一粟。相反，可以起到带动支持的作用。因而，不会发出“挤出效应”，而能形成带动，这才是世行的作用，是我们想要发挥的作用。
在伦敦的工作结束后，我与工作组组长一起又马不停蹄地赶往日本东京。经过十三个小时的飞行，还没有来得及把时差倒过来，我已经来到了大藏省的议事厅里，我的对面坐着大藏省的副财长和他们的几个助手。日本人感兴趣的是，此次世行将支持这些国家的哪些部门，他们希望加大对基础设施的项目贷款。日本一直对基础设施建设很感兴趣，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有很强大的技术和设备能力，在基建招标方面的能力也很强，另一方面，日本始终对基础设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很充分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我们倒是不谋而合。
就这样前后六天，我跑了三个重要的国家，实际上在地球上转了一圈。那几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车里，不停的在与人交谈。从布鲁塞尔、伦敦到东京，马不停蹄。
在我飞离日本的同时，我的同事――负责贷款战略和国别服务的副行长亚当斯则按事先安排来到了巴黎、北欧和西班牙，与这些国家的财政部和发展合作部门当面协商。他们在很多中等收入国家都有双边的发展规划，同时，也是世行的重要股东。
10月，2003年世行年会如期在华盛顿举行，我兑现了在布鲁塞尔的承诺，组织了一个讨论会，邀请了多边和双边的高级官员，一起研讨如何在支持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加强合作。
此后两年，随着战略的调整和政策的澄清，世行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数量开始逐渐复苏，到2005年，达到了136亿美元的规模，比五年前增长了将近40亿美元。
然而，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焦点并不在各国的需求上，而在于对世行属性的判断上。世行应该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里？是应该锦上添花还是雪里送炭，或两者兼而有之？世行怎样才能履行其支持发展、减少贫困的全球职能？事实上，关于这一些，从凯恩斯提议创建世行那天起就开始争吵了，而且看来还将持续地争吵下去。在执董会，每当在讨论那些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国家贷款项目时，有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甚至，当讨论给中国这样的国家贷款时，因为其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或能够吸引可观的国际投资，也有的执董会提出是否应该继续贷款。
作为一位管理者，我的看法则是：
第一， 世界在不断发展，发展始终是相对的，低收入、中等收入这些概念本身也是相对的，核心是作为全球发展金融机构的世行，使命应该如何发挥和实现？
第二， 世行有独特性，但毕竟也是一个运营性机构，同样存在一个正常运作的问题，如果业务时高时低，不能稳定发展，势必对机构从人员到预算的管理造成困难。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4）
我的观点可能很务实。然而，无论谁坐在世行常务副行长的这个位置上，都会这样思考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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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程序：把圣诞树上的铃铛摘下来（1）
世行职员有一个无奈的比喻：项目准备工作宛如准备一棵圣诞树，每个部门都在上面放一个自己的铃铛，把树压得难以负重。
世行是一个很受人尊重的机构，因为人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专门为穷人服务的非赢利性国际机构。不过，世行也常常遭到批评，因为它服务的程序实在太漫长而复杂了。
在一个国际金融论坛上，一家商业银行的总裁跟我在闲聊，因为很熟悉了，所以讲话都比较随便，“世行的贷款员可能是全世界最认真的，你们每贷出一笔款子，我们的贷款员可以贷出五笔半。”
我当然知道他的意思。世行每准备一个项目的周期是25个月，而一般商业银行的周期要短得多。他故有此一说。
其实，这是一句玩笑话，因为这位总裁也明白，商业银行与发展银行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做法上更是迥异。
商业银行在贷款时考虑的是，借款方有没有还款能力，以及自己如何获得更多的回报，所以它的贷款人员考虑的主要是财务上的问题。
而作为全球最大发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