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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离改革开放中第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1977年开始的那次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已过去整整10年。但是，坚冰还没有完全打破，航线也还没有完全打通；许多市场经济中的常识，还被不少人视为改革中不敢逾越的雷区；每一次的突破，都总是磕磕碰碰，而非一帆风顺。比如计划、所有制，比如股份、资本，比如企业中的党组织，还有工人阶级，这个国家体制的主人，等等。毕竟，几十年了，整整两代人啊，我们天天被灌输的，就是那些主义、经典、原则，那些与老祖宗的本意相差甚远的东西。当一种常识被妖魔化后，可能白开水也会变味。
但是，既然春天来了，禾苗还不发芽吗？
童年在乡下，我曾亲眼目睹一株幼小的巴地草，撑开一冬冻土。当时，我震惊了，真的不可理解。那么孱弱，那么稚嫩，甚至不堪指尖，怎能与强大的冻土层抗衡？现在想通了，那是大道之理。
此刻，正是大道显灵，在中国这片千年冻土上发威的时候。
也许是宿命，也许是必然，革命总是与新生结缘。几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从小接受资本主义十恶不赦教育，正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学生首先发难，发表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金融改革战略探讨》，公开倡扬在中国发展股份制和证券市场。接着，国家体改委于1984年4月召开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旗帜鲜明地指出，股份制应当成为城镇集体企业和国有小型企业的主要组织形式，并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分红；同年7月25日，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
在几乎与共和国同龄的全国闻名红旗单位——北京天桥百货破茧而出，轰动冰封的中国企业界。国企变法的大潮，以从未有过的破竹之势，席卷中国。这一切，显然为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充分的思想和实践基础。这就不难理解，这次全会为何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并且对此前的股份制探索与试验给予充分肯定。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早早起步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远没有农村改革那么单纯、顺利，不是三五年可以解决的，前进的旅途是如此艰难曲折。改革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从决策层到操作者，似乎都犹抱琵琶，谨遵“摸着石头过河”的神训。没有谁敢像农村改革那样，一下把田地包到一家一户。
第6节，
先是给企业减税让利。国家希望勒紧自己本就干瘪羞涩的裤腰带，给企业还魂。可是，直至让到国库也“多乎哉，不多也”，仍是难挽大势。不得不另谋他计。又想到简政放权。想法不谓不对，经济学家们的逻辑，可推演出许多精彩之理：企业根本出路在于培养内在活力，增强造血功能，给企业扩权松绑，不就得了。可是一触及才发现，企业的绑，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复杂得多，松了手还有足，松了身还有心，松了心，还有外部生长环境——旧有体制机制和规则潜规则惯性，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还想到企业党政分开，厂长负责制，全员劳动合同制。就这样修修补补，试验来试验去，甚至病急乱投医。也许是确实没有经验，也许是基于一种感情，就像一辆老爷车，虽然破旧，但毕竟跟随多年，且是最重要的家当，不忍心舍弃，总希望奇迹出现，在修修补补的改良中，又继续前行。┳米┳花┳书┳库┳ ；http：//www。7mihua。com
当然，最艰难，最根本的，还是体制、机制和人。这三个沉重的问题，远不是伏尔加河畔行走的三套车。即便春天已至，冰消雪融，也不是哪位赶车的老人眉头一皱，轻轻收缰挥鞭，就能够如意驱使。
何况，冰雪仍覆盖着国企这片尘封的土地。
坚冰从长江源头打开缺口
最早发难的，是四川宜宾县。
也是“被逼出来的”，就像当初的安徽无为。这个四川老县，蛰伏于川南山区。金沙江、岷江一路从容，在这里举行了一个神圣的交接仪式，把自己的曲折、苦难与企盼，一并托付给了长江。可是，滚滚长江东流水，从这里出发，却带不走这里根深蒂固的贫困。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宜宾县95万人，85％以上还靠传统农耕维生；国土面积是香港的3倍，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及香港的百分之一。被视为财政依靠和未来希望的工业，情况更糟。全县35户预算内地方国营工业企业，满目苍凉，惨不忍睹，一片狼藉：企业资金产值率，由1985年的775％降低至1990年的477％；县财政连续4年入不敷出，赤字增加10倍；全县经济陷入极度困境。县领导经过深入调研发现：亏损是表象，根源在体制。一个奇怪的现象，为这种体制的弊端作了生动的注解：全县国企年年亏，可承包人却年年拿承包奖，职工仍天天照常上班领工资。国家投资600万元办的县水泥厂，在承包人拿了多年利润奖后，一审计，却爆出了2000多万元亏空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橘生淮北。
可是，谁敢去触动这个雷区？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无产者、按劳分配，这些滚瓜烂熟的概念，几十年来，在多少人灵魂里，扎下了难以拔动的根；而这种根，又与一个更大的政治命题联系在一起：姓社还是姓资。不要笑，一部文学经典中的人物早已说过，你笑什么，你笑的就是你自己。不信，你打开房门，走出去，无论阳光下还是春天里，都可以把目光拉近。不需要追溯20年、30年前，或更长时间，不需要到“文革”档案里寻找极“左”的参照，那一段饱含痛苦与悲哀的历史，再翻是一种为难。就看看当下吧，谁能否认“社”和“资”之间仍有一条巨大的鸿沟？市场化改革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国有资本将退出一般性竞争行业，意味着职工持股与投资成为可能，意味着资本参与分配的合法性。
啊，资本，资本，令人生畏又不可回避的资本
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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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了，完全颠覆了。不一定是完全颠覆老祖宗，却是完全颠覆我们自己——坚持了几十年的金科玉律，我们可爱的宝贝体制。
按理说，这样巨大的颠覆，当是国家使命，不该由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县来承担。这不知是宠爱，还是残忍。历史怎堪回首，从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变法，到戊戌七君子，哪一次重大变法能够独善其终？好在，时代变了，大不了作检讨、掉乌纱帽，比起那些掉头的变法先贤，这又算得了什么。在20世纪9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被逼得无他路可走的宜宾县委常委会，面对新一年的发展任务，研究来研究去，竟发现唯有勇闯雷区，从国企的产权、体制、机制、职工身份开刀，才是最现实有效的拯救之举。于是，一揽子伤筋动骨的改革措施出台了：政府转让股权，企业转变机制，职工转变身份；而且，职工在转换身份中，以负债经营方式，获得企业一定股份，彻底结束了光荣的“无产者”历史。
不得不重新拣回十多年前那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3年，宜宾县工业企业利润比上年增长45％，财政收入增长28％。最受益的是职工。他们不仅工资大增，而且因为拥有了企业股本，第一次成了实实在在具具体体的企业主人。
宜宾冒险的破蛹之举，让各路改革专家纷至沓来。他们在总结出各种各样经验的同时，想到了该给宜宾经验命个名。如果搬出老祖宗经典，搬来《共产党宣言》，搬来《资本论》，确实不好说了，那必将套用海外一家报纸醒目的标题：《宜宾，中国私有化的先锋》。这怎么行？于是，聪明的改革者们想起邓小平的告诫：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不争论，宜宾就是宜宾。反正符合“三个有利于”标准，反正这只猫捉住了老鼠，就是好猫，照着干就行。
也有人从老祖宗的经典中找到答案：《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做什么，老祖宗没有说，是让我们回答。显然不是一直无产下去，而是要成为有产阶级啊。否则，联合还有什么意思，革命还有什么价值和动力？这显然有点调侃的意味。说实话，我这位曾经的《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对这样的诠释还不好评论。
当然，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即便照着干。
一晃又是10年。许多地方不仅没有照着干，而且仍在折腾。直到1997年，眉山新区成立时，全区170余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几乎仍是全行业亏损，当年实现税金仅198亿元；8户区属国企，6户资不抵债，4户不得不破产。全区工作基础最好的眉山县，1992年企业国有资产净值为1249亿元，而时隔7年过后，已亏空为净负债056亿元，平均每年流失3410万元。
同样，就全国而言，企业改革才刚刚开始
第8节，第二章 红旗下的蛋
又想起《三套车》，导游叶琳娜为我们唱的《三套车》。那浸透悲惨凄凉的忧郁歌声，虽然自1901年起，就响彻俄罗斯大地，一直唱了近百年，直到我们的到来，来到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来到克林斯基化纤公司。伏尔加河犹在，不舍昼夜地静静流淌，甚至比当初还要美丽。但是，我们仍听见那歌声，从遥远的星空飘来，带着幽幽的苍凉和忧郁。它仿佛是一曲体制的挽歌，此刻，正警醒着我们。这场刚刚起步的国企改革，不知是否一个命运的预兆。
你看吧这匹可怜的老马
它跟我走遍天涯
可恨那财主要把它买了去
今后苦难在等着它
第二章红旗下的蛋
青春作伴
手持一份庄重的调令，上面盖有市人事局的大印，怀揣无数梦想，踏进一直以来须仰望的市政府大门。元旦刚过，我就这样到市计经委报到。二十多年了，每每想起，仍可触摸到那一刻温暖的心情。
这种内心的愉悦温暖里，隐匿着许多复杂的心理。既有从小县城调到市上的荣耀，又有从以农业为主的县政府办，调入以工业为主的计经委，实际上是第二次跨越“农”门的欣喜。在当时，1986年初春，正常情况下，对于我这样一名生于乡下，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农家子弟，这两步跨越，都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机遇突然降临，没有别的原因，只是故乡的一条小溪。那条叫慈姥溪的小溪，从小就流淌在我艰涩的岁月里。它常常带着我童年多彩的梦，从一个叫龙水凼的村庄出发，走得很远。我把那些梦缀字成文，写了篇散文《慈姥溪》，发表于1985年7月的《四川日报》原上草副刊。至今，仍记得文章中的一些句子：
慈姥溪又叫龙溪，顺溪而上，有一方清池，叫龙水凼，那里的水清冽灵秀，富有生气；顺溪而下的水，时而舒缓悠闲，时而飞珠溅玉，直奔大海，一路的青春可人
文章正好被在党校同班读书的市计经委主任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