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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全球化不是全球现象是事实，这没错，我们要通向一个人人都在线（虽然每周有30万新手加入因特网）的世界，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化在世界上是每个人都感觉到的——直接或间接——我们感到了为适应技术、资本和信息民主化的压力、紧迫和机遇，这是全球化的核心问题。正如中国中央银行副行长陈元有一次告诉我：“每个国家都有一部分不发达地区，即使在美国你开车从华盛顿向南到弗吉尼亚，也可以看见山区有些边远的小村庄，但你不能说该地区不处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情况也是如此。”
这是对的。如果某个地方正好处在全球化边缘以外，就如正好在中国东北的某个小村，谷家林子。1998年冬天我曾随一队国际监察小组到那儿，观察中国乡村的选举。我那次去实际也是另有打算，我是想看看在边缘外的全球化情况如何——这个体系的外边，其实——此次旅行，我发现某些基本的东西：如果没有此次机会我到不了那里。我不能超越全球化边界，不能越过全球化体系，虽然该体系现在已经深入到中国东北的乡村。当我们监察小队来到谷家林子，发现该村所有有投票权的成年人都集中在一所学校院里，准备听村里两个主要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村里穷得丁当响，教室里也是裸露土地。该村属于吉林省，是中国原来的工业中心，现正快速成为停滞地区，因为国有企业完全没有参与全球竞争，国家也负担不起工厂日益增加的补助以及为他们通常提供的社会福利。那就是为什么谷家林子两位候选人站出来竞选村长发表演说时，他们的声调就如俄亥俄州中部老钢铁厂竞选厂长一样。
首先演讲的是在职村长李洪林，下面是他演说的节录：“村民们，你们好吗？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今年47岁，中###员，高中毕业。我要为村里做些好事，正如大伙儿知道的，我曾帮助这个村子从‘文革’中恢复过来，你们可以在村里处处看到我流过的汗水。我走访过每一个家庭，听取你们的意见，我从未用村里公款大吃大喝过，我诚心用法律处理每件事。我许诺改善小学校的条件，提高大家的收入水平。如果选上我，我将把村子更快地向城镇方向发展。要加强村里的精神文明建设，多种树，拉上电话线，让人人用上电话。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我要努力克服缺点。这是我的诺言。”
礼貌性地鼓掌后，他的挑战者刘富站到土墩上，他直截了当地向选民们说：“首先，我要说的是，明天是妇女节，我向所有的妇女表示祝贺。我今年51岁，高中文化。我开了家豆腐店，我爱这个村子。我爱你们大伙，大家穷我脸上也无光。在党的领导下，我要翻开新的一页。我承诺减少赌博和色情活动，为村里广开财路，我不是个吹牛的人，我要减少村里开支，为大伙儿省钱。我不会接受任何贿赂，就是领导从城里来，我也不会设宴招待。我们用公款大吃大喝太多了，但我是10年没有参加宴会，滴酒未沾。我要为群众把钱管好，不会有村干部用公款到城里去逛。我要为村里引进技术，我答应将做豆腐的技术教会每个人。要打更多的井。为富起来我们要多想主意，我不讲太多的理论，正如邓小平说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我答应改善学校条件，知识是最重要的，如果你忽视了知识，就不可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我要关心村里的光棍汉，他们穷得没钱娶媳妇。我要让你们富起来，让我们共同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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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微芯片永远有需求（2）
当村民投票后等待结果时，我作了一次特殊的民意调查，询问土墩上的村民们谁的演说较好，一位头戴蓝色毛式帽的村民从人群中走出来，没有任何压力自由地将他的观点告诉我：“当他（挑战者）说，他从未到过饭店时，我相信这点。对镇里来的人不再招待了，我们也就不再负担这些钱了。”
另一村民附和说，“国家都减少政府机构了，这儿也应该如此……他是对的，我们也要拉电缆。我们没电话。”
你知道电缆是什么吗？我问道。
“我不明白，”他耸耸肩，“我是刚刚听到的。”
我在邻近的河道村也得到类似的印象，那儿也正在进行一次竞选演说。现任村长张英对村民们说：“在领导村民们通往富裕的道路上我是非常讲究实际的，我们的人均年收入是2300元，在我的任期内，预算要减少，拿工资的干部要进一步减少，如果我当选，在农业方面要加强科学技术投资，建立更多的企业，为增加收入，要加快生产……（因为）整个世界正在转变成一个大商品世界。”
我问他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一信息，村里仅有一部电话。他回答说：“我们读报纸，听收音机……我们在这儿开设了一个窗架厂，现在我们仅在当地出售，但有人说，只要我们改进质量，就可以销到国外赚大钱。”
全球化不是全球的，唉？
IBM：感染MIDS的巨人
千万别相信，蒂普·奥尼尔错了。所有的政治事务都不仅限于当地——都不是了，现在所有的政治都属于全球。不仅每个国家都感到自己是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每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逐步全球化或被这个体系改造。东德、前苏联、亚洲的资本主义、巴西国有企业、通用汽车公司和IBM都在同一时刻，要么垮台，要么进行激烈的重建，那就是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历史偶然事件了。在受到柏林墙和抵御冷战而建立起来的各种墙倒塌所引起的冲击后，他们被病毒感染，我将他们受到冲击后引起的感染称之为“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缩写为MIDS。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是全球化时代明显的政治病，它可能袭击任何公司或国家，无论其规模大小，也不管地处东南西北。如果要我为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号脉诊断，可以开出以下处方：
MIDS：是冷战结束后任何臃肿、庞大、僵硬的体系都极易感染上的一种疾病，特别是对微芯片和技术、资本和信息民主化所引起的变化——建立一个具备一整套有效措施的更快速、更公开、更复杂的市场，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的国家或公司最容易染上此种疾病。当你的国家或公司经常无力再增加生产、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缺乏先进技术和竞争能力，成为停滞不前、对快速变化的世界没有反应时，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的症状就明显暴露出来。带有MIDS病毒的国家和公司仍热衷于冷战时期的运作模式——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在最高层掌握信息并作出决定，他们仅对自己工作有用的信息感兴趣。现在唯一能对带有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的公司和国家进行治疗是“四个民主化”，就是决策民主化、信息传播、权力分散、让国家或公司里更多的人更快地参与分享知识、经验和革新的方法。这可以让他们跟上市场的发展，市场里的消费者总是要求物美价廉、服务周到。如果不及时治疗，缺乏芯片免疫综合症对国家和公司都是致命的（实例可见前苏联、东德和泛美航空公司）。
实事求是地说，MIDS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新东西，数百年来，市场经济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通过残酷地扼杀那些效率低下、无法接受新技术、没能及时掌握消费者需求变化并用最少的资金和劳力适应变化的人。但是，技术、资本和信息民主化在80年代有了高速发展，国家和公司为了避免感染免疫综合症，就必须快速行动。我将这个发展设想为三个阶段：
MIDS的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开始于微处理机出现之前，微芯片出现才使个人电脑成为现实，个人电脑才促使技术、资本和信息的民主化成为可能。这个时期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一旦所有人都喜欢参加这个更保守的游戏，政府和公司就会变成越来越笨拙、越来越缺乏效率。格林斯潘在一次讲话中对自我束缚的冷战时期是这样描绘的：
第五章微芯片永远有需求（3）
“调整越来越慢，国际贸易仅占国内经济很少一部分。关税壁垒阻碍了竞争，资本流动常常限制在边界以内。回想起来，这个经济环境明显缺乏活力，一潭死水，对那些不求上进缺乏技能的人没有威胁。的确，在计算机自动化技术出现前，许多简单重复的工种和非技能工种，由于与熟练工人相配合，对创造价值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工人也挣得一份可观的工资。在社会需求不断减少的世界，政府能够建设一个社会保障网络，在政策上也可以进行收入再分配。”
当然，格林斯潘补充说，在冷战体系建立起来的围墙内，平均生活水平远没有达到他们应达到的，在市场上对生产的选择远不如现在以微机为基础的生产环境，能特别留心消费者欲望的改变，在这个行动缓慢的世界里，多数人没有选择的意识。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所遇到的巨大障碍，使得转变过程从容不迫，国家或公司费很长时间才发现陷入危机。即使那个时代的劳动力和产品成本比他们预期的要高，生产更缺乏灵活性，但今天回过头看这个缓慢世界，社会中的每一部分都如石器时代一样，缺乏竞争，可又带有一点点不时能让人想起来的增长。
这个严格控制的经济环境最典型的事例就是前苏联的中央计划、中央控制、从上往下直接下达生产命令。前苏联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而是为了增加中央政府的控制。于是所有信息从下往上汇报，所有生产命令从上往下下达。苏联中央政府对一家生产床架公司经理所付的报酬，不是看他卖出多少个床架，而是根据他消耗了多少吨钢材。卖掉多少床架才应该是检查消费者是否满意的标准，而能生产多少钢材并消耗多少只是衡量国家能力的标准。在冷战时期，苏联唯一感兴趣的是后者。只要冷战继续，只要控制改革的步伐和信息的传播，苏联就会继续在这样一种荒谬可笑的制度下生存。
我绝忘不了1992年随国务卿贝克对车里雅宾斯克…70的访问，这是位于前苏联乌拉尔以东的原子弹设计地——该地如此神秘，以至于在前苏联官方地图上从未见其名。这儿是前苏联的洛斯阿拉莫斯，前苏联尖端科学家的聚集之地，然而让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的“十月旅馆”过夜时，当我走进电梯，看到按钮上的读数是：1、3、4、5、6、7、8、9、2，某人忘了第二层，过后才将其加在后面。你想到第二层，按下了2——但这确是10层的信号。这是在前苏联最先进的军工基地的旅馆！只有处在这样一个分割、切块、行动迟缓、严格控制的冷战体系下的苏联，才会造出这种按钮顺序倒置的电梯。
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IBM，就是一个封闭时代，活像前苏联的中央计划管理体制，由高层人士告诉最基层的人员，现在应该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顾客现在需要什么。我一次访问思科系统的总裁约翰·钱伯斯——思科系统是专造因特网连接世界的黑匣子，在美国现在属�